晚唐五代以来的历史教训颇为沉重，宋太祖、宋太宗等北宋皇帝吸取五代之乱的教训，以防弊之政为核心，释兵权，重文轻武，分散相权，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系列祖宗之法，带来了有别于之前皇权统治的新玩法，在士大夫和地主富豪层面呈现出宽松的生存环境，“造极之世”应运而生。就北宋而言，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尤其文化繁荣，学家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但这样一个“造极之世”，却留下了靖康之变的耻辱，实在令人叹息。
纵观两宋三百多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在防弊之政下，重文轻武，提倡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虽然创造了“造极之世”，却没能把握好文武调和、义利调和的尺度，几次改革也难改大势，终酿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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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促建立的王朝
宋朝的建立延续了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的惯性，却成为一个基因突变的个案。相信赵匡胤黄袍加身的时候，并没有足够的信心让这个政权绵延三百多年。
赵匡胤黄袍加身，改朝换代的速度非常快。正月初一，后周得到外敌入侵的战报。正月初二，赵匡胤派了先锋官出去。正月初三，赵匡胤率大军出征。正月初四，黄袍加身回来了。到了正月初五已经改元建国，几天内就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过程最短的国权转移。
说宋朝是仓促建立的王朝，还体现在它的国号上。宋朝的国号，最初的起源与含义非常简单。无论是当时的赵匡胤，还是他的手下，也确实没时间来仔细考虑新王朝的国号。他们就以赵匡胤篡周之前兼任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所在地的名称，也就是“宋州归德军节度使”的宋州，作为宋朝国号的来源。
除了国号仓促设立，禅位诏书竟然也忘记准备了。陈桥兵变发生之后，赵匡胤当天就返回了开封，他的手下马上集合文武大臣举行禅位大典，文武百官到达之后，忽然发现还缺一份以周恭帝柴宗训名义写的禅位诏书。周朝的翰林承旨陶穀忽然从自己袖筒里掏出来一份禅位诏书。如此及时，让人甚觉诡异。
虽然立国仓促，但是宋代的一些被称为祖宗之法的制度却影响深远，左右着这个帝国的未来命运。尤其“守内虚外”“强干弱枝”之策对宋朝军事实力造成极大削弱，而文武相制、内外相维、上下相轧之制造成了冗官冗兵冗费，政府负担日益加重。“造极之世”的背后是内忧外患的深度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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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义利困扰的王朝
宋代有内忧但少有宗室之祸、母后之祸、外戚之祸、宦官之祸等内乱，这是封建王朝中绝无仅有的一个。宋代也是唯一一个被外族灭亡的朝代（明朝亡于李自成）。宋代的内忧主要是财政困难和党争，内忧主要源于两个问题：一是祖宗之法，二是边患。
南北两宋奉行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加上边患用兵，造成冗官冗兵冗费难题。
宋朝对士人太好，恩赏太厚，整个官僚机构臃肿得不行。宋朝帝王比较厚道，从来不想怎么消肿，总是慷慨地赠予大臣金银珠宝。到宋真宗咸平年间，天下冗吏多达十九万五千余人。而且，那些带有“使相节度”荣衔的大官，光薪俸支出就大得惊人。以三班院为例（供奉官、左殿直、右殿直），宋初只有官吏僚员三百人，宋真宗时已有四千多人，宋仁宗时人数已经过万。
除支撑一个巨大的官僚机构外，北宋还要供养一支无比庞大的军队。宋太祖赵匡胤时，作为宋朝军队精锐的禁军，只有二十万人。宋太宗时，禁军已有三十五万人。宋真宗时，禁军达四十三万人。到了宋仁宗时期，禁军数目竟达八十三万人。到了宋英宗时代，宋太祖、宋太宗时期数目“骇人耳目”的封桩库、左藏库等昔日金帛山积的国库，完全空空如也，连耗子都不见一只。以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为例，这一年宋朝岁入虽达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之巨，官费、军费等支出却达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自宋真宗开始，宋朝上层其实早已注意到日用渐亏的事实，不少大臣上书言事，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和方案。真宗朝王禹言“五事”；仁宗朝宋祁提出“三冗三费”问题；范仲淹“庆历新政”；文彦博要求“省兵”；甚至刚刚中进士不久才二十出头的王安石也上过“万言书”；司马光也上“三札”……他们大都是讲开源节流，减冗兵，裁冗吏，抑兼并，细理财，但起起落落，最终也没有收到任何明显的实效。
宋朝著名的两大变法——范仲淹“庆历新政”和王安石“熙宁变法”，其实都是要解决冗官冗兵冗费问题。而在解决这个问题过程中，扩大了党争。
宋代党争在立国之初就已经埋下祸根，宋太祖以文臣治天下，着重提高文臣的地位，导致重臣竞相以权力追逐为中心，深陷党争。
宋代奉行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朝廷对具体事务的取义而舍利，财政必然受到影响。面对范仲淹、王安石等人的变法，朝廷又出现了坚持义利对立的保守派和义利调和的改革派，围绕变法而来的新旧党争把宋代的党争推向了极点。
党争对变法改革造成很大冲击，在祖宗之法这座大山压制下，变法总是虎头蛇尾，反反复复，难有成效。
说到底，宋代的内忧是被儒家义利观束缚的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之法带来的，是没有调和好文武、义利关系的结果。可见，固化和崇拜的政治有多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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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边患轮番轰炸的王朝
边患是宋王朝的噩梦，南北两宋皆亡于边患。靖康之变，徽钦二帝被掳走，困于苦寒之地，北宋亡于金；厓山之战，末帝蹈海，南宋亡于蒙古铁骑。
宋朝在三百多年时间里，经历了辽、西夏、金、蒙古四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轮番轰炸。
契丹族建立的辽，数次攻宋，给宋朝带来较大威胁。979年宋太宗亲率大军攻北汉，先败辽援军，继破太原灭亡北汉。宋辽间以燕云地区领地争端为核心，相互攻伐，最终宋辽于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双方约为兄弟之国，结束了25年的宋辽战争。
党项建立的西夏，与宋朝打了五次宋夏战争。1119年，经过长期交战的西夏因国力受损严重，夏崇宗决定向宋朝表示臣服，且恢复旧时赐名曰赵乾顺。宋徽宗同意休战，下令陕西六路罢兵息战，宋夏战争结束。
而女真人建立的金，灭掉了辽，又对宋朝进行多次攻略，掳走徽钦二帝，灭亡了北宋。此后，金兵不断攻伐南宋，企图灭亡南宋。南宋虽仅据半壁河山，采取偏安江南的自守待敌的消极策略，但国力尚丰，加之名将辈出，能与金旷日久战而未亡。1233年宋蒙达成联合攻金协议，1234年金国灭亡。
金国灭亡后，宋军进兵中原，收复汴京、洛阳，史称“端平入洛”。蒙古发兵南下，击退中原宋军，蒙宋战争开始。至1279年厓山海战宋室败亡，蒙宋战争共历时46年。
自979年宋辽开战，到1279年蒙宋战争结束，在这整整300年时间里，宋朝经历了四个少数民族政权的轮番轰炸，而宋王朝总共只有319年。
可以说，宋朝的政治朝堂中无一日不与边患和军事相关联。大宋之痛真可叹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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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星璀璨的王朝
在人类历史上，很多事情都是相对的，赞扬和贬斥总是形影不离。就宋朝的“造极之世”而言，抛开政治的角色，从文明的角度来看，她涵养了风骨凛然的士人，她留下了灿若星辰的文化艺术。
文学方面，宋词一洗晚唐浮艳之风，或豪放，或婉约，大放异彩，其中以欧阳修、苏轼、李清照、辛弃疾、陈亮等为代表；宋诗也不可小觑，其长于用典的浓郁书卷气，使得中华文化的精髓每每跃然纸上，尤以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昂然执其牛耳，其诗悲沉激荡，脍炙人口。
艺术方面，由于宋朝诸帝皆留意文翰，贵族士大夫亦步亦趋，绘画、书法方面人才济济。抛开细腻华贵的“院体画家”不讲，苏轼、米芾、米友仁、李公麟等人所崇尚的“士大夫画”，使豪爽、性灵的“尚意”审美意境贯穿以后数个朝代，长盛不衰。在这种艺术风气影响下，宋代在制瓷、建筑、雕塑、舞蹈等多个领域，皆达至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样一个处于内忧外患下的王朝还可以拥有“造极之世”，这样的“造极之世”是不是更加值得人们敬佩，如果这样的“造极之世”是普惠于人民大众的，或许将成为封建王朝的顶峰。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体制反过来又会对经济、社会、文化产生深度影响。这一点在宋朝“造极之世”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宋代的政治架构，可以概括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皇权、相权、台谏之权互相限制，互相倚恃，形成“共治”架构。抛却时代背景不讲，这种架构成为后世士大夫追崇的完美体制。它充分发挥了广大士大夫的智慧，使北宋近二百年间，无论如何变化，国家机器均能循制运行，有条不紊，其稳固程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是少见的。
这种“共治天下”的政策，带来两个显著的变化：一是极大调动了士大夫的积极性，变法、改革、建言献策等成为士大夫们的自觉，产生了“以天下为己任”的价值观，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浪潮；二是极大调动了整个社会的活跃度，不仅士大夫层面积极参与政治，文学、艺术、科技、商业等层面也有了相对宽松的环境，除了三冗带来的税收沉重，整个社会保持了相对高水平的活跃度。
“共治天下”抬高了士大夫的地位，激励他们把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建功立业视为一种道义担当和人生使命，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即便有沉重的边患，仍然创造了“造极之世”。
正如梅毅所说，昔日的繁华，早已成为深埋于地下的废墟；从前的风华，也化为过眼烟云。即便如此，我们却无法否认那样一个灿烂时代的不朽与光荣。往事越千年，我们的鼻孔中仍能嗅到那三个多世纪汴梁与临安传来的梅花香气，还能依稀听闻诗人词家那一叹三叠的华丽咏叹。
宋朝，并非在历史深渊中死亡的朝代，即使在崩溃的瞬间，它也如流星陨落一般，照亮了历史野蛮的黑暗，驱散了曾经让我们先辈战栗的内心恐惧，其光辉足以启发后人的心智！
南北两宋，辽金西夏，那些淹没在茫茫时光中的血肉人生，他们的故事令人目眩神迷，充满了传奇，值得追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