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披澜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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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假如你是生活在中世纪一名久经战阵的欧洲贵族领主，那么你对于东方那个自诩为“新罗马”的邻居，或许不会抱有太过友好的态度。因为在你看来，拜占庭（东罗马）的将领们简直是一群人菜瘾大的嘴强王者，面对周边那些虎视眈眈的邻居，这个老大帝国不能维护好自身的军事安全，多次被强敌入侵、肆意劫掠，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即使被打的脸都肿成了猪头，这些拜占庭人依旧对日耳曼式的勇武不屑一顾，反而认为他们知晓如何轻易化解这些无知蛮族的军事进攻。最离谱的则是，这个自七世纪以来几百年间唯一主线任务就是就是收回被侵占领地的菜鸡势力，各种军事著作却是丰富至极，对拜占庭的那些欧洲邻居而言，这简直“嘴强王者”实锤了。以至于现在中文网络界，对拜占庭起了一个“败战庭”的外号。那么，拜占庭帝国到底是战术高手，还是嘴炮大师呢？
《罗马帝国衰亡史》的作者、英国启蒙时代文史学之父爱德华·吉本就对拜占庭的嘴炮能力极为不满，认为拜占庭人的这些军事著作是“为了避免失败，而非为了争取胜利而写”。
吉本的这种嘲讽并非空穴来风。《战术》一书通常被认为是9世纪拜占庭皇帝利奥六世所撰写。这部军事著作仿照7世纪拜占庭查士丁尼王朝的莫里斯皇帝《将略》的结构，对罗马军事组织和战略战术进行总结，并仿照莫里斯对波斯人、阿瓦尔人和伦巴第人的针对性战术总结，汇编了他关于对法兰克人、撒拉逊人、斯拉夫人和突厥人的战术心得。
比如对已经于一个世纪前就吞并巴比伦、征服萨克森、疆域扩展至斯拉夫世界边缘的法兰克人，利奥波德是这么总结的：
“法兰克人和伦巴第人......胆大妄为......由于缺乏组织和训练......根本无法进行任何灵活的机动。敌军虽然会将同部落、同家族的人或首领的亲兵会分别列在一起，但与我们营、旅、师层级分明的组织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因此只要对他们的侧翼或者背面进行奇袭，敌军就会立刻陷入混乱......这一点是很容易做到的。”
“无法相提并论”、“很容易做到”，单从以上内容，读者们很难想象现实中拜占庭对于这两个部落的“辉煌战绩”。公元554年，面对法兰克人对于意大利半岛的大举入侵，拜占庭军队只能困守孤城待援，最后虽然在卡西利努姆战役中艰难取得胜利，但依旧损失惨重。
而在6世纪中期，入侵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与意大利的拜占庭领地之间对抗不休，查士丁尼时代虽然曾短暂收复意大利失地，但这里又很快兴起了一个伦巴第王国，他们占领了帕维亚（Pavia）、斯波莱托（Spoleto）、贝内文托等地区，“在意大利安营扎寨，夺取了居高临下的位置，迫使周围的人无可奈何地服从”，拜占庭势力只能龟缩于拉文纳城内。
利奥波德很清楚同部落、同家族的人编成一个单元的军事价值，《战术》中的另一章节中曾鼓励将领们把士兵以亲族为单位编入营地和战线的同一单位，以便“让其情感纽带战胜其恐惧，激起保护欲”。
冷研之前的文章《古代打仗没训练没装备，如何以弱胜强？看日耳曼部落怎样和罗马军团“五五开”》提到过，日耳曼部落虽然没有持久和稳定的军事训练体系，但由于氏族部落的亲缘属性，其作战凝聚力足以让纪律最为严苛的罗马军团望尘莫及。因此，一味强调己方的组织度和灵活性，就有些“抛开事实不谈”的意思了。
这不意味着拜占庭的战术指挥就真的一文不值。事实上，自6世纪末莫里斯皇帝军事改革开始，拜占庭最终完成了自公元3世纪以来的骑兵体制转型，同时，他也为这支新式军队创立了一套量身打造的战术体系。莫里斯本人虽然死于非命，但自他之后的继任者们无一例外的继续延续和发扬了这一战术体系，直到帝国的黄昏来临。
东罗马史学家们往往极其推崇拜占庭军队所采用的“纵深式”作战队形。塞奥发尼斯在其作品《编年史》中是这样描述它的：
“战斗伊始，波斯人的‘箭雨’十分密集，产生了遮云蔽日般的效果。拜占庭军队使用盾牌抵挡住了‘箭雨’的攻击，以一种‘紧凑型’的阵法发起反攻。他们的阵型布局深度非常大，波斯军队没办法阻挡他们的攻势，纷纷逃窜”。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纵深式”作战队形并不是说拜占庭军队执着于将部队摆成几十人大纵深的方阵队形。骑兵并不能像重步兵一样通过大纵深获得更强的冲击力和凝聚力，而且由于拜占庭军队中往往部署数量不菲的弓骑兵，过大的纵深会导致其弓箭无效化。因此战术体系稳定后的拜占庭军队中，一支骑兵营最多不超过八排或十排。
与战术单元内的小纵深模式不同，拜占庭人擅长将各战术单元排布为样式复杂多变的大纵深格局。按照《战略：拜占庭时代的战术、战法和将道》一书的说法，自莫里斯军事改革后，罗马军队由于推行了统一的训练方式，可以实施其设计的双线战术体系。在这一体系中，罗马军队主要以骑兵为野战力量，并规范的分为师-团-营三级单位。
作战时罗马军队划为战斗线、支援线两条不同的战线，战斗线由三个人数较大的师组成，形成一条完整绵密的第一线列，正面迎击敌人攻势。第二线规模较小，以全军三分之一的兵力为宜。
若全军人数在一万五千以上，可以布置四个规模较小的师级单位，当军队人数只有中等规模时，可以缩小人数，布置两个师，而当全军人数不足五千，第二线可完全由一个师来组成。
以最为理想的情况为例，即罗马军队人数在一万五千以上时，四个小规模师之间可留出空位方便对一线支援，即便战斗线部队遭遇重创开始溃散，阵型完整、神完气足的支援线的军队也能以完整建制抵挡敌人的追击力量，为战斗线士兵重整旗鼓赢得时间。而在战斗顺利，敌人败退的情况下，二线也能作为预备队继续呈完整阵型跟进，预防敌人可能出现的伏击。
除此以外，莫里斯还建议在一线的左、右侧前方各部署一支侧卫或者说迂回部队（《战略》中将左翼部队称为侧卫部队，右侧称为迂回部队，但在描述中，这两支部队的战前训练和战术指挥并不太多不同。
之所以以左右翼进行区分，可能源自于希腊时代重步兵方阵作战时惯常以右翼为攻击侧的习惯），在对方战线长度超过己方时，侧卫和迂回部队需要通过调整正面朝向或者延伸侧翼的方式，防御敌人的包围，而当敌方战线较短时，则以新月阵型包围敌军。
至于布置在敌方视野之外的伏击部队和支援线左右后方的后卫部队，作用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来，一支是为了方便对敌人的突然袭击，另一支则是为了防备敌人的绕后战术。
与西欧骑士们依靠冲击力或者投射火力的打法不同，罗马双线战术更像是军团全盛时期三线战术的骑兵版本，通过连续不断地攻势来瓦解敌人的抵抗意识，同时，由于支援线、后卫、侧卫等部分的存在，面对敌人凶猛的冲击，拜占庭军队有着更强的重整能力。
与同时代的其他军队相比，罗马军队在战术层面上的确有着更为周密和详尽的军事指挥技术，但这种理论理论，却往往因为国力和战略局势的困窘而不能转化为战略优势。
6世纪在位的查士丁尼一世统治时期是拜占庭帝国的第一次黄金时代，帝国在其统治之下几乎恢复了罗安旧日疆域，但这种辉煌却是国力的严重透支为代价。到了莫里斯继位后，生存已然成为拜占庭帝国面临的首要问题。
拜占庭的军事实力并不算弱小，然而，在它的东部，却有着另一个同等量级的军事强国萨珊波斯。
萨珊波斯始终致力于恢复所有曾被亚历山大夺走的原属于阿契美尼德大帝国的领土。而这显然是自诩为罗马正统的拜占庭人所不能接受的。波斯的长期博弈严重消耗了拜占庭的军事潜力。
查士丁尼时代，拜占庭的东部战线日益糜烂，查士丁尼不得不屡屡搁置其对于收复旧日领土的渴望，名将贝利萨留（Belisarius）更是被迫奔波于波斯、意大利战场之间。
而与波斯的纠葛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帝国宫廷的格局：573年，帝国东部重镇达拉城失陷，查士丁二世（ 查士丁尼一世的妻子狄奥多拉皇后的侄女婿兼养子）受此刺击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发病时他会突然开始狂奔，或试图从窗户一跃而下，人们不得不让将他居所用的窗户用栏杆封闭起来。
这种生不如死的癫狂的状态持续了长达五年，直到查士丁二世死亡才宣告结束。这五年间，帝国陷入了持久的混乱中，后来的提比略皇帝就是在此时与查士丁二世的皇后索菲亚结成联盟，开始掌握帝国实权。
除了东部地区时刻虎视眈眈的萨珊波斯外，北部的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西部的伦巴第人、北非的摩尔人都对在威胁着拜占庭的军事安全。这些威胁中，又以阿瓦尔人的威胁最为严峻。
这一部族在6世纪末达到其鼎盛时期，曾经于626年几乎占领君士坦丁堡。在与拜占庭的“交流”中，阿瓦尔人展现出了相当成熟的外交战略，为了在西尔米乌姆站稳脚跟，阿瓦尔人试图对拜占庭进行外交欺诈，假称与后者共同对抗斯拉夫人。
而实际上，前者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斯拉夫人的军事侵略，终于在阿尔瓦人的长达三年的围城攻势和外交威胁下，西尔米乌姆城落入阿瓦尔人之手。到了莫里斯时期，这支因妥协而侵入的蛮族已经开始携同斯拉夫人，多次劫掠、攻击拜占庭的城镇，成为帝国巴尔干边防问题上的严重隐患。
内部的困窘或许比外部威胁更加严重。6世纪后期拜占庭灾害频发，根据《古代晚期地中海地区自然灾害研究》的统计，“6世纪最后30年中，地中海东部的安条克、君士坦丁堡等地分别于577年、582年、588年发生强烈地震”，而频繁爆发的瘟疫和随之而来的饥荒更是导致人口和税赋的锐减。
对莫里斯来说更为不幸的是，查士丁尼、提比略两位皇帝虽然不是昏聩之君，甚至于在对外战争上颇有建树，但同时却也是花钱的行家里手，查士丁尼统治期间，仅在在君士坦丁堡一地就修缮了33座教堂，其中仅索菲亚大教堂一处就花费320000磅黄金。
这笔资金在当时简直是一个天文数字。举个例子，波斯与拜占庭曾经于553年到564年间存在11年的短暂和平，其代价是每年拜占庭向波斯缴纳400磅黄金的岁贡。
到了莫里斯时代，税赋的匮乏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军饷的发放，又由于军费的难以为继，军队哗变、反叛的事件变得越发频繁。至此，财税不足和兵源匮乏几乎成为拜占庭实施所有军事战略的最大桎梏。
这也是为什么在此后拜占庭的军事战略指导中，为何充斥着本土防御战略和以空间换取胜利的大纵深战略。拜占庭帝国尤其是其高层对于军事、战略部署有着相当精准的把控，《拜占庭兵法》认为，“罗马人自身从未明确展现一种全面、长期的战争计划，也从未预想过特定方案与应对手段以便保家卫国”。
吉本的那句“为了避免失败，而非为了争取胜利”所言非虚，却枉顾了6世纪至10世纪期间拜占庭所面临的现实局面——大规模瘟疫带来的末日情绪，国家近乎干涸的兵源储备、日益穷竭的国库资金以及层出不穷、灭之不尽的凶悍蛮族劫掠者，在如此种种的危机局面下，只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谨慎和竭力避免国运对赌的国家战略才能让其勉强维持。
这才是拜占庭在军事上表现得如此精神分裂的原因，成体系的军事教育让帝国的将军们至少在理论知识远超其他国家的军事贵族，但同时，恶劣的内外环境却又时刻教育着他们避免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与敌人会战。
参考文献：1、薛曌琦《拜占庭帝国莫里斯边防政策研究》
2、苏聪《论拜占庭莫里斯时代的军队结构改革》
3、马锋《从戴克里先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军事变革》
4、《战略：拜占庭时代的战术、战法和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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