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我党领导下的东北抗联,往往要提到著名领导人之——李兆麟。然而,可惜的是,他倒在了东北胜利解放的前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走上革命道路不久的李兆麟把辽阳一带的义勇军、山林队发动起来,组成第二十四路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开展抗日斗争。

在战斗期间,1940年冬,李兆麟的妻子金伯文生下一个婴儿。一次,日寇对义勇军穷追不舍,情况十分危险。为了不让孩子的哭声暴露整部队的行踪,李兆麟考虑良久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趁妻子不注意,把孩子扔到了远处的深山雪地里。

金伯文知道后哭着要去把孩子抱回来。李兆麟严肃地说:今天如果你敢把这个孩子抱回来,我当着你的面儿用枪打死,我不能让一个总指挥儿子的哭声引来敌人,我要保全我的队伍继续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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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冰天雪地血与火的斗争中,李兆麟等抗联队伍坚持斗争了十年。最后,由于日伪军的严酷封锁,抗联处于绝境。

1940年11月下旬,李兆麟与周保中、冯仲云等将领,东北抗联余部陆续越过黑龙江进入了苏联境内。经与苏联远东军方面谈判,改编为苏联远东方面军“独立第88步兵旅”。该旅由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实际行使政委职权),实行中方独立领导。

为将来配合苏军作战,他们一方面成立了党组织,一方面由苏军军官执教,有计划地开展政治学习和正规系统的军事训练。期间,还派出多批次、数量不等的小股部队潜回东北,收容旧部、建立地方党组织、袭扰打击敌人和军事侦察。

在苏军进入中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攻击时,该旅制定了配合苏军反攻的作战计划,派出若干官兵引领苏军进军,随后又分散到东北各地的大中城市,协助苏军接管当地政权。

1946年,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从国内大西南快速往原先日本占领区运动,妄图抢夺胜利果实。在东北,李兆麟被党中央指定为与国民党谈判的公开负责人之一。

最初,为最大限度地争取东北和平,在国民党前来“接收”哈尔滨时,李兆麟将军主动辞去松江临时省政府副主席职务,改任哈市中苏友好协会会长。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却愈演愈烈。他摆事实、讲道理,勇敢揭穿国民党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忌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6年3月9日下午,李兆麟不幸被国民党特务分子诱骗出去后,遭到凶残暗杀,牺牲时年仅36岁。

在此,引用一下陈云于1946年3月13日就此事给北满分局各省工委的电报:“李兆麟同志于本月九日下午四时许,被骗至哈市道里水道街九号楼上被刺杀。李同志系三时半离市委驻地,说是应国民党松江省关主席之约请谈国大代表问题(未说会面地址)。到中苏友好协会后,稍坐数分钟,即云到水道街与他见面,三十分钟即回来(此时未说去会何人)。约十分钟即派人去找,见该门窗上锁。次日经搜查后,始在楼上屋内发现尸体,背、头部共有刀伤七处。”

一个久经沙场的战将,何以能被人诱骗杀害?难道李兆麟没有对敌斗争经验和防范措施吗?

当然不是,十多年的抗日战斗生涯中,李兆麟与日伪特务、汉奸斗智斗勇的经历很多,日本投降后东北的严重敌情他也了解,甚至对于敌人要暗杀自己也是一清二楚。

李兆麟曾当面质问余秀豪(公开身份是哈尔滨市公安局长,实为军统特务):“听说有人要暗杀我,我李某抗日十四年,对国家对人民有什么罪过?是人就把事情说到当面,干个公开,在背后鬼鬼祟祟搞阴谋算个什么东西!”

对敌人的暗杀阴谋,我党组织和有关部门早有察觉。党中央、东北局及以下各级组织对李兆麟的安全十分关心,最终决定将他调离哈尔滨到东北局工作。和李立三、冯仲云等同志也一再提醒李兆麟注意安全。但李兆麟始终以党和革命大局为重,继续在虎狼窝里坚持斗争。他曾对身边的同志说:“如果我的鲜血能擦亮人民的眼睛,唤起人民的觉醒,我的死也是值得的。”其实,早在1945年10月民党反动派就开始对李兆麟磨刀霍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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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策划过以下几种办法:1、宴会上投毒和宴会后绑架;2、路上埋伏射杀;3、制造“交通事故”;4、闯入中苏友协采用放火、爆炸、枪杀等方式直接杀害;5、派出特务混入各种公开集会和社交活动下手。结果,因为这样那样的客观原因或我方防范严密等因素,都无果而终。

1945年12月,戴笠派其亲信余秀豪到哈尔滨,以市公安局长的公开身份秘密主持整个北满和哈尔滨的军统特务活动。他召集匪特密谋后,计划利用李兆麟与国民党斗争方式不太熟悉;重感情,讲情谊;豪爽、热情、心直胆大,啥都不在乎等特点予以杀害。

3月7日,女特务孙德龄(时为任哈尔滨市市长杨绰庵的秘书,已加入中苏友协成为会员)按余秀豪指令,对李谎称有国民党“接收大员”邀请他商议哈尔滨“国大”代表问题,怕李不去后又说有重要情况汇报,约李兆麟于9日到水道街9号见面。

由于李兆麟许多工作都多次通过孙格龄联系杨绰庵等人,孙又是自己协会的会员,加上当时他正忙于促进国大代表的事情,便满不在乎地应约而去。快到目的地时,所乘汽车发生了故障,他便让警卫员帮助司机修车,独立前去赴约。

进屋后,孙格龄一面“满面春风”地帮李兆麟把装有手枪的大衣挂在远处,一面递上准备好的放入氰化钾的茶水。见李兆麟饮下后药力发作,孙格龄便大喊“再换一杯吧!”然后下楼逃走。

在室内等待已久的3名匪徒,听到暗号随即冲入客厅。尚有知觉的李兆麟,以最后的力量和凶犯进行了短暂的徒手搏斗,终因中毒而昏迷倒地。特务们用匕首对其连刺7刀,其中一刀贯穿胸背。

事后,国民党特务还打算将烈士的遗体分尸,然后抛入松花江冰窟灭迹。但应我方要求,苏军于当晚便将水道街一带包围戒严,全面搜查,使匪徒们的抛尸灭迹计划未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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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0日下午,参加搜查行动的我地下党员马亮(时任哈尔滨市警察局督察长),在现场群众的暗示帮助下,最终发现了李兆麟烈士的遗体。

李兆麟被害后,党中央高度重视案件侦破工作,历经多年仍追查不止,对参与的案犯一律严厉惩办。除极个别侥幸逃脱或下落不明外,绝大多数敌特先后被依法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