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人生总有一些重要的人物和重要的节点，没有这些人物和节点，就没有这个人的成功。影响齐白石人生的有很多重要的人物，普遍认为，一个是陈师曾，一个是徐悲鸿。没有陈师曾，我们的20世纪绘画史上不会有齐白石，我们甚至不会知道有齐白石这个人，但徐悲鸿则不然。徐夫人写了一本回忆录，书中绘声绘色地写了许多生动的细节，说徐悲鸿去请了名不见经传的齐白石当教授，齐白石才成了大名，而根据徐夫人的回忆录改编的电视剧，徐悲鸿去请齐白石的时候，齐白石干脆还在当木匠，于是成了传奇性的人物。这些离真实的历史都差得太远，徐悲鸿去请齐白石当教授的很多细节，直接照搬了第一次去请齐白石当教授的林风眠与齐白石的故事。徐悲鸿、林风眠、齐白石的故事，我在某篇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这里不再赘述。[1]其实，影响齐白石一生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一个是湖南的王湘绮，一个是北京的陈师曾，这两个人物都缺一不可，缺了其中任何一位，我们都不会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知道有个齐白石。
王湘绮
当然，最早教齐白石绘画本事的不是王湘绮，而是萧芗陔和胡沁园。萧芗陔是齐白石26岁那年拜的师。他是湘潭本地一个画像师傅，“经书背得烂熟，也会作诗，画像是湘潭第一名手，又会画山水人物”[2]，如果没有后来的一些经历，齐白石或许就会像这位萧芗陔师傅那样，成为湘潭第一画像名手。27岁那年，齐白石又被杏子坞邻居的亲戚胡沁园—一位善画的地方文人主动收为徒弟。齐白石用了一辈子的单名“璜”、号“濒生”、别号“白石山人”就是胡沁园老师给取的。胡沁园又让湘潭名士陈作埙教齐白石作诗。齐白石这就算走上了学画习文的正轨。湘潭的诗友们成立了龙山诗社，齐白石还当了社长。又因诗社，结识了社外的诗友——当过铁匠的张仲。而张仲却是“拜了我们湘潭的大名士王湘绮先生做老师”。王湘绮祖籍虽然是湘潭，但可不仅仅是地方名人，在全国文坛可是大名人。王闿运（1833—1916），晚清经学家、文学家，字壬秋，号湘绮。咸丰二年（1852）举人，曾任肃顺家庭教师，后入曾国藩幕府。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授翰林院检讨，加侍读衔。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绮楼诗集》《湘绮楼文集》《湘绮楼日记》等。前后得弟子数千人，有门生满天下之誉。逝世后，当时的总统黎元洪亲作神道碑文，湖南、四川等省均致公祭之文，享誉极盛。王湘绮是如此蜚声全国的重要人物，拜师其门则大有“一登龙门，身价百倍”之贵。齐白石37岁那年，张仲还真把齐白石介绍给了王湘绮。光绪二十五年（己亥，1899），齐白石到王湘绮那儿拜了门，成为王湘绮的正式弟子。他对齐白石很看重，对齐白石的影响主要是在诗文修养上。成为王湘绮弟子，对齐白石极其重要，甚至可以说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转折。后来，齐白石要到西安去见大文人、大官员樊樊山，人家不见，报出王湘绮弟子身份，樊樊山就见了，不仅见了人，还为齐白石写了书画润格。后来经人引荐，画坛泰斗吴昌硕也给齐白石写了润格，开篇第一段：“齐山人濒生为湘绮高弟子，吟诗多峭拔语。其书画墨韵孤秀磊落，兼善篆刻，得秦汉遗意。曩经樊山评定而求者踵相接，更觉手挥不暇。”你看，因为王湘绮，樊樊山和齐白石成了朋友；因为王湘绮和樊樊山，中国画坛泰斗吴昌硕为齐白石写润格。凭着王湘绮一张名片，齐白石可以行遍整个文坛、画坛。王湘绮对齐白石进入文人圈的具体而重要的作用，吕晓在其《齐白石的收藏、信札、遗物及其他》[3]一文中已经有很详尽的介绍，在此不重复。
陈师曾
这里主要围绕法源寺与陈师曾，看看齐白石艺术人生早期的人脉圈子及其产生的影响。这是齐白石人生成功的另两个节点。光绪二十九年（癸卯，1903），齐白石从西安到北京，那是随当年在湘潭城内认识的朋友夏午诒从西安去北京的。在北京认识了衡阳人曾熙农冉，还有李瑞荃筠庵，但因为齐白石返乡心切，在北京就没有多待。以后绕道天津经海路到上海还乡，是为齐白石之“一出一归”。以后的“四出四归”，分别去的是南昌，广西、广州，钦州、越南，广州、香港、上海、南京。这几次出游，除开拓胸襟、开阔视野，画游历中之《借山图》外，人脉圈子上可圈可点处不多。对齐白石来讲，他倒不是一个功名心特别强的人。50岁那年，他说：“我自五出五归以后，不再做远游之想，住的茹家冲新宅，经我连连布置，略有可观。我奔波了半辈子，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逸的容身之所了。”年过半百的齐白石，没想到他能活到近百岁。但这样平静地过了几年，就遇兵乱，湖南一带到处是军阀混战，出了名的湖南土匪，四处抢掠。齐白石在民国六年（丁巳，1917）55岁时，在日记中说：“我自五出五归之后，始终没有离开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做远游。不料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趁机蜂起。官逼捐税，匪逼钱谷，稍有微拒，巨祸立至。……我正在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樊樊山来信，劝我到京居住，卖画足可自给。”这样，齐白石被迫去北京躲避兵匪。去北京以后，齐白石辗转住到了法源寺。
齐白石1917年、1919年先后寓居法源寺
齐白石所以住到法源寺，是因为一位湘潭同乡，也是同师于王湘绮之同门杨潜庵。杨昭儁，字潜庵，湖南湘潭人，精鉴别、富收藏。入民国久居北京，民国初曾任总统府秘书，与陈师曾、齐白石和曾熙等文人相友善，著名金石学家、书法家，书法尤擅篆隶，楷书学六朝造像。丁巳年(1917)五月,齐白石避乱到北京,搬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居法源寺时, 齐白石为他刻了一大批印,《齐白石印影》收录了这些印。1917年这次，齐白石入住法源寺大约从六月底到九月底，“到了九月底，听说家乡乱事稍定，我遂出京南下，十月初十日到家”。齐白石并不想“北漂”挣功名，他的想法仍然是回家乡养老。但是，回家后仍然是兵乱匪乱，家里已被抢劫一空，土匪甚至还在找这发了财的“芝木匠”。齐白石隐名埋姓到山里躲了一年。“到此地步，才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民国八年（己未，1919），走投无路的齐白石被迫第三次到北京。“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但齐白石在法源寺却打开了在北京的人脉圈子。齐白石这次住法源寺，仍然是请杨潜庵给租的房子。齐白石在《己未日记》中说：“初四日早到京。见杨潜庵，伊代佃法源寺羯磨寮房三间居焉。当付佃金八元，立有折据。”[4]齐白石1919年到北京选择法源寺居住，除湘潭老乡杨潜庵的关系外，还因为这儿是聚集人脉的一个很好的地方。法源寺位于宣南区的中心，这一带在清代晚期是汉族朝官京官和士子聚居的区域，又是各地的会馆区。法源寺距湖南会馆仅500米，距湘潭会馆1200米，距湖广会馆1500米，步行至琉璃厂也仅半小时路程。[5]在这个环境里，依托同乡的关系，那是可以建立起一个人脉圈子的。
齐白石 《寄园日记》第54页 纸本 墨笔
21 cm×12.5 cm 1909年 北京画院藏
1917年在法源寺时，齐白石曾经清点过他的人脉圈子。在1917年他的自传里，他说：“我这次到京，除了易实甫、陈师曾二人以外，又认识了江苏泰州凌植支(文渊)，广东顺德罗瘿公(惇曧)、敷庵(惇㬊)兄弟，江苏丹徒汪蔼士(吉麟)，江西丰城王梦白(云)，四川三台萧龙友(方骏)，浙江绍兴陈半丁(年)，贵州息烽姚茫父(华)等人。凌、汪、王、陈、姚都是画家，罗氏兄弟是诗人兼书法家，萧为名医，也是诗人。尊公(次溪按：这是指我的父亲，下同)沧海先生，跟我同是受业于湘绮师的，神交已久，在易实甫家晤见，真是如逢故人，欢若平生(次溪按:先君篁溪公，讳伯桢，尝刊沧海丛书，别署沧海)，还认识了两位和尚，一是法源寺的道阶，一是阜成门外衍法寺的瑞光。瑞光是会画的，后来拜我为师。旧友在京的，有郭葆生、夏午诒、樊樊山、杨潜庵、张仲飏等。新知旧雨，常在一起聚谈，客中并不寂寞。”
1919年，齐白石再次到京。农历三月初四到京，接着就住进法源寺羯磨寮。三月二十日，参加法源寺的丁香会。齐白石在《己未日记》中说:“廿日，王式通、樊增祥、易顺鼎、董康、罗惇曧、高步瀛、章华、道阶（寺内方丈也）凡八人倡首，约以今日为丁香会，约客数十人。”[6]法源寺丁香会，在北京是一文化盛事。清朝时顾炎武、洪亮吉、何绍基、纪晓岚、黄景仁、林则徐、龚自珍等都有与会留诗的记载。齐白石参与的这次丁香会，到会数十人中，陈师曾、姚华、樊增祥、宗子威、方守益等皆当场作诗。陈师曾首先出诗《法源寺饯春 会雨中看丁香》：“看花每与东风载，路转幽房出前殿。千百丁香初解结，一一庄严如佛面。宣南古寺此为佳，时惹游人集如霰。王霸繁华过眼非，旧巢屡换新巢燕。莫嗟韵事渐消歇，未可临文焚笔砚。酽茶聊为洗愁肠，恶诗且复追群彦。”陈师曾诗出以后，姚华又步其韵而成诗……陈师曾在北京文坛、画坛之地位于此可见。[7]如果再加上“一出一归”时在北京认识的曾熙、李瑞荃，给齐白石写润格的吴昌硕，以及在京的同门杨度，到1919年为止，初居北京还未站住脚跟的齐白石，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同小可的人脉圈子。
法源寺这次丁香会，是1919年齐白石刚到北京不久住进法源寺时参加的一次盛会，参会的情况，齐白石在日记里没有详细记载。原因应该是齐白石和这一批人都不熟。在《白石老人自述》中的1920年段，记载有他应人之约的情况。在某“大官家去应酬”，“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后来梅兰芳到了，“对我很恭敬地寒暄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才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后来齐白石为此还专门画了一幅画送给梅兰芳，画上题“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1920年的齐白石尚且如此，1919年的齐白石初到北京，绘画上还未变法，艺术上成就有限，几乎没任何影响力的齐白石，要与这些北京文坛大腕儿应酬唱和是没有可能的。由此可见：第一，齐白石初到北京，认识他、了解他的艺术的北京文坛、画坛的人的确不多；第二，齐白石也希望通过法源寺这种有利的地方，利用同乡的关系，建立更广的人脉圈子。对这位初到一个陌生的大城市靠艺术谋生的“乡下老农”（陈师曾语）而言，这显然是人生发展的必由之途。至今法源寺还有一块由杨潜庵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为怀念去世的道阶法师而撰书的一块石碑。石碑上列有包括已于1923年去世的陈师曾在内的39位北京社会名流，其中就有“湘潭齐璜频（濒）生”。1938年的齐白石已非1919年的齐白石了，这就是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1917年和1919年齐白石到北京，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人脉圈子，所有认识他的朋友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陈师曾。是陈师曾劝齐白石变法，又是陈师曾带齐白石的画到日本参展，这两件事使齐白石迎来人生的重大转折。齐白石认识陈师曾也是在法源寺，但齐白石是如何认识陈师曾的，则是20世纪画史上的一段公案。
在《白石老人自述》1917年段，齐白石分明地记载了他和陈师曾的这段交往：“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见着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齐白石住到法源寺，就因为这里湖南老乡多，好拓开人脉。在北京城里大名鼎鼎的陈师曾，其青少年时代都是在湖南度过的，父亲陈三立与湖南名士如王湘绮等都有密切的关系，陈师曾本人在长沙时习文学画，与王湘绮、胡沁园也认识。陈师曾与王门弟子，也是齐白石朋友的，如杨度、杨昭儁、寄禅、杨钧等人也都是朋友。其中长于书画篆刻的杨昭儁与陈师曾在篆刻上就有往来。常理上，这些既是陈师曾，又是齐白石亲密朋友的人，不可能不帮初到北京又急于建立人脉圈子的齐白石的忙，介绍其与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认识。邓锋在他的《“显隐”与“进退”—齐、陈相交背后的地缘文化背景与艺术相互影响关系再探》[8]一文中发掘出几段极有价值的关于齐白石与陈师曾交往的史料。邓锋在文中提到曾任湖南同乡会会长的朱德裳。朱德裳孙女撰《先大父事略》就说：“公与义宁陈师曾旧交，介璜与之友。师曾遂为之延誉，名乃大噪。璜为公治印，镌边款云：‘余由师晦，得识师曾。师晦有命，无不从也。’”这段记载，又得到青岛市博物馆所藏齐白石为朱德裳所刻印章的支持。在这枚“九还斋”印章的边款上，齐白石说：“余重之京师，因九还识师曾，以为幸，故九还之命，无不欣然应之。弟齐璜。”这是有人证有物证的翔实证据了。于常识论，齐白石与陈师曾交往，与二人的朋友杨潜庵也当有关系。至于齐白石为何要撇开这位朱德裳，是因为朱把齐白石的一箱印章弄丢了，两人交恶。齐白石对自己讨厌乃至厌恶的人，或不方便直说的事，都有在日记中隐藏、删除，乃至编造故事的习惯。如对食言未给足酬金的四川军阀王瓒绪，在日记中删除其名，或另改其人，收受胡南湖婢女宝珠为副室被说成是原配陈春君好意的安排[9]……
不管齐白石与陈师曾是怎么认识的，齐、陈之交是成立的，不仅成立，而且陈师曾在齐白石的成功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是无可怀疑的。齐白石与陈师曾的交往也的确就是在法源寺开始的。没有陈师曾，就没有齐白石赖以成功的变法，而没有陈师曾，就不会有“海国都知老画家”的齐白石人生重大的转折。事情是这样的，1917年，陈师曾认识齐白石以后，对齐白石的艺术很称赞，但也指出需要改进的地方，这促进了齐白石1919年从湖南再回到北京后的“衰年变法”。到1922年，齐白石的“变法”颇见成效，绘画风格大变，也更趋成熟。这样，1922年齐白石的艺术迎来一个大转机，这就是“第二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这个展览会成为齐白石艺术人生的转折，但关于这个展览会的情况研究却不多，许多说法属于猜测，容易引起误解。
图1 齐白石 《寄园日记》第54页 纸本 墨笔
21 cm×12.5 cm 1909年 北京画院藏
有关这次展览，陆伟荣《齐白石与近代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被介绍到日本的齐白石》有所介绍。文章说，1922年5月6日的《东京朝日新闻》在“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日本许多报道以此为第一回）的报道里，对齐白石画作做了较高的评价，“桃花坞赋予气韵，墨色变化妙不可言……相信可以说乃本次展览的杰作之一”。对陈半丁的称赞也不错：“雅趣横生，非常出众。”报道还说，“上海的画家作品至今尚未到达日本”，“小品太多，其中光凌文渊、金绍城等人每人就占了20幅”，“缺少力作”，“让人失望”。[10 ]陆伟荣对这次展览的情况介绍如上，细节也有限。实际上，这次展览，中国方面去了三个人：金绍城、陈师曾、吴熙曾。几位主要画家带去的画作非常多。陈师曾除《返照归云》外另有30件作品；金绍城除《密雨飞泉》外有38件，后再加3件，一共42件；吴熙曾14件；陈半丁13件；齐璜白石除《桃花坞》外另有9件；“安吉吴俊卿岳（缶）庐《双松平远》山水外十九件”。所谓除××外多少件，是要加1的。也就是说，齐白石一人是10件。“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因在日本是第一次举办，故称第一回）是1922年5月2日在东京开幕的。开幕当天有748人参观，但公开展览是5月3日。直到展览开幕，上海的作品都没进场，上海作品进场是5月6日。“大总统徐世昌”的作品入场，已到5月10日了。展览5月15日结束，参观总人数是7556人，卖画所得12291元，中国一方卖了10851元，日本一方卖了1440元。[11]
图2 齐白石参加“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作品《横江扬舲》
在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十二月廿日印刷，大正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发行的《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图录》中，记为“齐璜白石笔”的是一幅山水《横江扬舲》。近景是一片松林，在远山与近景中间，为一片“横江”，上有“扬舲”40余片风帆。这种壮观景象，古画中何曾见过一幅？该画应该是从其写生中得画稿。其《寄园日记》第54页12记己酉（1909）东粤之游，其中7月26日“过旧村，画图于前”就有一幅画稿，画一松林农舍，其松树画法，以横平竖直长短用笔画松林，就是白石之自创（图1）。以此为本，再添《横江扬舲》（图2），岂非一幅近景、中景、远景皆备之画？且稿本来自自然，当然前无古人了！比较除齐白石之外几乎所有的画家，自然新意盎然！齐白石绘画在日本受欢迎也理所当然。吴昌硕参展的是《墨菊》（图3）条幅，陈师曾参展的是《山茶》（图4）条幅，都是常规中国画花卉风格。
图3 吴昌硕参加“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作品《墨菊》
看来，关于那次展览，从日本方面所得到的资料也就大致如此了。齐白石与这次展览的关系，目前的材料基本是齐白石自己在其自传中所说的内容：“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听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我作了一首诗，作为纪念：‘曾点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纸众争夸。平生羞杀传名姓，海国都知老画家。’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很多。琉璃厂的古董鬼，知道我的画，在外国人面前，卖得出大价，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听说我的画，能值钱，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13]齐白石与陈师曾的画后来是否去了巴黎艺术展览会？他俩又是否拍了电影？似乎也没有下文。但卖画生涯一天一天好起来倒是真的—不过，关于日本这次展览会，齐白石的画卖得好，是否就意味着吴昌硕的画卖得不好？以致吴昌硕还要嫉妒齐白石？以吴昌硕当时在日本的崇高地位，应该不是齐白石在一次展览的成功就可撼动的。况且，因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自在上海见吴昌硕与王一亭作画，回去后首相又在日本宣传，使吴昌硕在日本非常走红。吴昌硕的作品在中国国内展出的时候，就有“日本人来订购的，几及画件的大半数。有若干幅订购了，再复订，三复四复甚至十复”，以致吴昌硕忙不过来找人代笔。[14]很难想象，正在日本走红的吴昌硕的画到日本展览反而没人买了！至少，目前没有材料支持这种说法。在这次日本刊印的展览图录中，中方画家排序，徐世昌大总统排第一，吴昌硕排第二，齐白石排第二十四。应该说，直到1920年尚“沦落长安”无姓名，此后又正在变法中的齐白石，在1922年的中国画坛上名声是极为有限的。但因为这次展览筹办中方是金绍城、陈衡恪（师曾）、吴熙曾（镜汀），北京、上海的作品都是由他们三人挑选，不是陈师曾的提拔，齐白石未必有参展的机会。有些文章谈到1924年以后齐白石因“皮毛”风波而对吴昌硕生气，齐白石对吴的称呼由“缶老”改为“老吴”，其实以前齐白石对吴昌硕也不时有“老吴”之称。这点不足为据。[15]关键是，目前这类说法大多是想象和附会，都没有事实的支撑。
图4 陈师曾参加“第一回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作品《山茶》
其实，经过与陈师曾的认识，以及因此而来的“衰年变法”，及变法颇见成效之后1922年的“日华联合绘画展览会”，齐白石的艺术人生已经在艺术自身和人脉圈子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后面看到的林风眠、徐悲鸿请齐白石当北京艺专（后来改称北平艺专）教授，以及后来齐白石担任中国美协主席，获世界和平奖，这一切都是锦上添花而已。齐白石艺术人生成功的关键是从湖南到北京，以及在北京自己艺术上的先天才气、后天的努力及人脉圈子的建立。这漫长的过程中，齐白石初到北京时在法源寺初建的人脉圈子，以及在法源寺期间和陈师曾的相识相知，是其走向成功的两个极为重要的节点。
（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
注释：
[1]林木:《齐白石1927—1928艺专任教考：对众说纷纭乱象的梳理》，载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四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6。
[2]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第29页。以下凡是涉及该自传内容，均在相应的时段，不再一一注出。
[3]吕晓：《齐白石的收藏、信札、遗物及其他》，《中国书画》2011年第3期。
[4]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日记（上）》，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第181页。
[5]参见张楠：《法源寺里旧逡巡：齐白石与法源寺关系考》，载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6]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 日记（上）》，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第182页。
[7]参见张楠：《法源寺里旧逡巡：齐白石与法源寺关系考》，载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七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8]邓锋：《“显隐”与“进退”—齐、陈相交背后的地缘文化背景与艺术相互影响关系再探》，载北京画院编《齐白石研究》第五辑，广西美术出版社，2017。
[9]见韦昊昱：《峨眉春色为谁妍：齐白石与近代四川人文》，第一章第三节《报公以婢》，第二章第二节《齐白石诗〈过丰都〉小考》，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10]陆伟荣：《齐白石与近代中日联合绘画展览会—被介绍到日本的齐白石》，《东方艺术》2013年第8期。
[11]日本国立公文书馆アジア历史资料センター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展览会关系杂件》第一卷。参考代码：B05016015300。
[12]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 日记（上）》，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第135页。
[13]齐璜口述、张次溪笔录《白石老人自传》，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第74页。
[14]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中华书局，1987，第75页。
[15]1921年7月底，齐白石经人引介拜访林琴南，林琴南答应给齐白石写新润格，齐白石很高兴，见面后的第二天，八月初一，立即写信给林琴南：“今天下如公者无多人，昨得相见，以为平生快事。承自许赐跋润格，今将樊、吴二老为定者呈公观览。惟（唯）老樊所定（订），只言每幅价若干，未分别条幅整纸。老吴所重订册页、纨折扇价过高，璜拟少为变动……”此处“老樊”为樊樊山，“老吴”为吴昌硕。同段话中“樊、吴二老”是尊称，“老樊”“老吴”也并非平称之意，或有亲近之意吧？更重要的是，这是1921年的称呼，并非1924年以后的说法。见《白石杂作》，载北京画院编《人生若寄：北京画院藏齐白石手稿· 日记（下）》，广西美术出版社，2013，第285页。
来源：北京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