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蒋介石为何一改以前态度，下令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对日本侵略一直采取忍让、退步的策略。六年之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是啥态度呢？
他一开始，态度就很明确：打！
为什么这样说？
有事实为证。
1937年7月7日，华北日军发起卢沟桥事变。7月8日，蒋介石电令第29军军长宋哲元立即去保定设立指挥所，并下令宋哲元：“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随后，他又连续两次电令宋哲元，要作好战争准备，在谈判中不能丧失主权。
其实，此时蒋介石并不清楚日军的意图是什么。
但是，他不再对日本人让步的意思，却已十分明确，且在军事上也开始作准备。
7月9日，即卢沟桥事变第三天，蒋介石密电孙连仲第26路军的两个师、庞炳勋第40军、万福麟第53军以及山西商震部向石家庄方向调动，同时令李默庵第10师、赵寿山第17师、杜聿明第25师、刘戡第83师、曾万钟第3军向华北集中；并且决定设立石家庄行营，以军委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为主任，负责华北战事。
10日，外交部长王宠惠从庐山赶回南京，向日本使馆送去措词强硬的书面抗议，要求日军立即停止在卢沟桥的军事行动。11日，外交部发表谴责日本侵略的声明，强调任何有关华北问题的谈判协议，须经南京政府批准。
同一天，在四川的军政部长何应钦赶回南京，具体研究战争准备事项。国民政府为解决军事运输问题，发表军事征用令。
12日下午，蒋介石向驻守陕、豫、鄂、皖、苏的军队发布动员令，要求这些部队以郑州为中心向平汉、陇海铁路集中；平汉、津浦、陇海在铁路局集中军用列车；在南昌的中央军30架飞机飞往华北地区增援；派出参谋本部次长熊斌作为中央代表，赶赴华北视察。
但是，蒋介石的这些决定，却受到了一些干扰。
这时，在南京政府内部，军委会参谋总长程潜、即将赴石家庄任新职的徐永昌以及训练总监唐生智等一些军界名人，都认为军事准备不足，不宜对日开战。
据《蒋介石大传》记载：“这或多或少干扰了蒋介石的决策，造成南京政府在卢沟桥事变初期做出‘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的不合适的决策。”
但是，这个干扰是一时的。
随着日军在北平侵略意图的日益明显，蒋介石的立场又变得明朗起来了。15至20日，他在庐山召开谈话会，邀请中共代表参加，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严正表示：卢沟桥事变的解决，只能恢复到事变前的态势，并确保中国行政官员和军队驻扎不受任何影响，他还公开宣布说：
“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就这样，中国对日抗战全面打响了。
蒋介石对日本人的态度，为什么一改以前，发生如此大的拐弯呢？
一是全国人民一浪又一浪的抗日要求。
二是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与中共达成了团结抗战的协定。
三是受中共抗日政策的感召。
四是国民党内部中，也有不少人，如两广的李宗仁、陈济棠等将领，坚决要求对日抗战。
五是日本人无以复加的作为，使得蒋介石威信扫地，忍无可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