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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史籍记载秦始皇拥有众多子女,但世人熟知的只有公子扶苏和秦二世胡亥。

秦始皇死后,胡亥登基,扶苏自杀,其他的子女命运如何?

胡亥改诏篡位,又是如何对待自己兄弟姐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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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发掘现残骸

历经两千余载春秋,秦始皇陵也不过是一抔黄土,静卧于骊山脚下,鲜有人迹。

直至1974年,兵马俑的惊世一现,这座古老陵墓才备受瞩目。

1976年10月,秦俑考古队于始皇陵东侧,城外350米左右的地方,意外勘得十七座古墓。

这些古墓呈“甲”字形布局,遥对帝陵,有序排列。

次年,考古学家对其中八座墓葬进行了深入发掘。

这一看似寻常的考古发现,却意外掀开了秦朝皇室内部血腥斗争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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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细致清理的八座墓葬,除主墓室外均有壁龛,用以安放陪葬物品。

在葬具配置上,基本都遵循一棺一椁的规制。

然而在看似讲究的葬仪之下,最令人震惊的是墓主人的遗骸。

考古团队共发现了七具遗骸,其中六具都是身首分离的状态,说明生前很可能遭到了肢解;

还有一具遗骸上下颌骨错位,结合考古分析,很可能是遭受缢刑而死的。

墓室内所发现的陪葬品上,刻有“少府”字样,说明这些陪葬物品是“少府”这一机构所制。

《汉书•百官公卿表》中有述:“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共养”。

“大司农供军国之用,少府以养天子也。”

由此推断,这些墓葬的主人极有可能是皇室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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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棺椁制度严格,等级分明。

杜佑《通典•礼四》:“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

而此番发掘的墓葬,采用士级一棺一椁之礼,同时又置有鼎、豆等礼器。

《周礼》严格规定了诸侯列鼎豆之仪,鼎的数量与规格可用来区分身份地位。

尽管这些墓主人命运多舛,死状凄惨,但在墓中仍可见鼎豆陈设。

出土陶鼎三件、陶豆两双,虽不知具体列几鼎,但至少是出自鼎食之家。

此外,墓葬随葬品中不乏金、银器,还有玉璧、玉璜等精美玉器。

玉作为古代礼器,不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贵族专属的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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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墓主人应属贵族宗亲。

然而,墓主人却是身首异处,埋葬时也十分潦草。

埋葬者在处理时虽考虑到了死者尊贵的身份,却未能完全按照身份准备随葬品与棺椁,显得极为草率敷衍。

据此,考古学家推测,这些墓主人很可能就是秦始皇的子女,也是秦二世暴政下的牺牲品。

墓中还出土了两枚铜印章,均刻有文字。

出自男性尸骨墓中的铜印,上刻“荣禄”二字。

而在另一座女性墓葬中,一枚篆刻着“阳滋”二字的印章重见天日。

学者们认为,“阳滋”很可能是秦始皇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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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位“阳滋公主”,现存史料并没有相关记载。

实际上,秦始皇子女众多,但一共有多少子女,史书也没有明确的统计数字。

根据《史记集解》所述,秦二世胡亥是秦始皇膝下的第十八子。

参照《史记•李斯列传》中的详细记载,在杜地惨遭不幸的公主数量就多达十位。

由此推测,秦始皇的子女应该超过了三十人。

而一个残酷的事实是:

在秦始皇的众多子女之中,除却胡亥因赵高策划的“望夷宫兵变”而殒命外,其余大多数都死在了胡亥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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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丘之变窃国权

秦二世在位仅两年有余,却深刻烙下了昏庸暴虐之名,加速了秦朝灭亡。

结合史料与古今历史学者给出的评价,说秦二世是“最坏的接班人”也不为过。

被赵高挟持的秦二世,丝毫没有帝王应有的胆识与智慧,完全成了权臣手中的傀儡。

作为“最坏的接班人”,似乎命运交给胡亥的使命,就是要他彻底毁掉始皇所筑的千秋伟业。

古今史学家普遍对秦二世持批判立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短暂统治期内,严刑酷法,屡兴大狱,致使大批秦朝官员惨遭诛杀。

从秦始皇长子扶苏到其余子女,从镇守北疆的大将军蒙恬到文官重臣蒙毅,再到丞相李斯、重臣冯氏兄弟,无一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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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秦二世对其兄弟姐妹的残酷迫害,其规模之大、手段之残忍,纵观历史也是极为罕见的。

《史记•李斯列传》载:“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

“僇”“戮”相通,是一种极为严酷、羞辱的刑罚,就是我们说的游街示众、陈尸示众。

而“矺”字与“磔”同义,指的是一种将人体分割肢解的残酷刑罚。

戮刑弃市,肢解分尸,胡亥对兄弟姐妹的手段之残忍,实难用言语尽数。

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秦二世登基的正当性不足,由此带来的“做贼心虚”,正是他后来对皇族成员及高层官员施以暴行的深层动因。

也就是说,秦二世滥杀兄弟姐妹的原因,与他通过“沙丘之变”夺位直接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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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丘之变”始于秦始皇第五次巡游至平原津时突发的重病。

这一历史转折点,在《史记》中有详尽记述。

彼时,始皇预感大限将至,而长子扶苏正于上郡监军蒙恬部。

始皇急召赵高,意将遗命托付,命其草拟诏书予扶苏。

令扶苏移交军务于蒙恬,速返咸阳主持国丧。

然而,赵高并未遵循始皇遗愿行事。

他深知自己与扶苏、蒙恬素有嫌隙,若扶苏即位,自己恐将失势。

而他与始皇幼子胡亥关系不错,遂心生一计,私下扣留了这份至关重要的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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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猝然离世后,丞相李斯鉴于局势未稳,恐公布噩耗引发天下动荡,遂决定秘不发丧,维持表面平静。

除胡亥、赵高、李斯及几位亲信大臣外,世人皆被蒙蔽,浑然不觉帝国已处风雨飘摇之际。

赵高趁此良机向李斯进言,提及自己曾教授胡亥书法及律法,深得胡亥信赖。

他进而策划与李斯、胡亥联手,秘密销毁始皇赐予公子扶苏的继位诏书,并伪造丞相受始皇遗命于沙丘,立胡亥为太子的诏书。

同时,另拟罪状,迫公子扶苏与蒙恬自尽。

李斯自己也很清楚,扶苏与自己的执政理念不同,甚至是相悖的。

赵高便利用这一点,向李斯进言,若扶苏即位,其相位难保,并援引秦朝历代相国下场为例,让李斯权衡利弊。

面对诱惑与威胁,李斯最终选择与赵高、胡亥同流合污,共谋“沙丘之变”。

随后,扶苏接诏自尽,胡亥顺利登基,是为秦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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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亥僇矺手足残

胡亥登基为帝后,却未对秦朝原有的严苛统治策略作出调整。

因恐政变秘辛泄露,胡亥采纳了赵高的建议,于统治阶级内部掀起了一场血腥清洗。

杀人灭口,以确保地位稳固。

据《史记•李斯列传》所载,秦二世私下与赵高密谋,担忧大臣不服、官吏势大,以及诸公子可能构成的威胁,询问对策。

赵高则毫不避讳地回道:

诸公子皆为先帝之子,大臣则皆为先帝旧臣,他们心存疑虑,不服新主,恐生变乱。

因此,秦二世对兄弟姐妹的残酷迫害,无论是动机还是手段,均透露出他对“篡位”真相暴露的深深恐惧,从而采取了极端手段以绝后患。

这种高压屠杀,实则是秦二世内心自卑与心虚反应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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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史记》的记载中,秦始皇众多子女中,仅有长子扶苏、幼子胡亥,以及公子将闾与公子高得以留名。

而通过这三位公子各自遭遇的不幸结局,不难推测胡亥其他兄弟姐妹们所遭受的悲惨命运。

司马迁春秋笔法,只用“议其罪独后”几个字就点明了胡亥是强加罪名给公子将闾的。

在没有确凿依据的情况下,秦二世凭空捏造罪名,将公子将闾及其两位同胞兄弟囚禁于深宫之中。

这三位公子历经漫长的审问与定罪过程,直至最后才勉强定下了罪名。

此番情景,恰恰说明三位公子平日里品行端正、行事严谨。

若依常规法制程序,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违法逾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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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二世遣使,向三位公子宣告了他们的“不臣”之罪。

此等罪名,非由法吏裁定,而是天子一言而定。

公子将闾为求清白,一番陈词解释自己不敢有不臣之心。

而使者态度强硬,只说自己是来执行刑罚的,不负责解释。

何谓不臣?

这是无需细论,不容辩驳,更无转圜余地的强加之罪。

将闾兄弟三人无辜受戮,激起宗室内部一片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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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案令宗室中人意识到,即便是最为谨慎自律、远离是非者,一旦天子欲加罪名,也一样难逃厄运。

这股笼罩于宗室之上的恐惧与高压,实际上就是秦二世借将闾之死传达的政治信号。

他真正的目的,就是使宗亲皆因畏惧而闭嘴。

这是赵高暗中筹划的阴谋毒计,他的目的就是怂恿胡亥诛杀秦始皇的其余子女,清除宗室成员。

这一阴谋也得到了胡亥的默许,几乎是所有的手足至亲,都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而惨死,无辜受牵连者更是数不胜数。

胡亥最亲近的血脉与支持力量,都在赵高的操纵下惨遭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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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高刻酷无辜死

胡亥登基后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以陈胜、吴广为代表的农民阶层,及关东六国残余贵族的反抗。

恰在此时,李斯、冯去疾、冯劫三位重臣,针对汹涌的起义浪潮,向胡亥恳切谏言,旨在化解危机:

“关东之地盗贼蜂起,朝廷虽频派军队镇压,伤亡甚重,然叛乱不息。究其根源,皆因徭役繁重,戍守、漕运之苦,加之赋税苛重所致。故臣等建议,暂停阿房宫之建造,并削减边疆驻军与转运之役。”

此番谏言,可以说是扭转局势的关键。

不料胡亥非但不纳,反而将起义的责任转嫁于他们三人头上,最终三人皆难逃厄运。

冯劫与冯去疾不堪屈辱,选择了自我了断,而李斯更是被公然处斩于市。

至此,胡亥亲手铲除了身边最后的智囊与忠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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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在这风雨飘摇之际,仍有章邯、司马欣、董翳等人竭力为秦王朝效命,却也难逃胡亥与赵高的苛责与打压。

但起义军的声势日益壮大,已非这二人所能驾驭。

昔日辉煌的帝国,就在这般内忧外患中,逐步走向了覆灭的深渊。

最终,当赵高决定对胡亥下手时,这位秦二世也已经是尽失人心、孤立无援。

血脉至亲、皇室精英、中流砥柱,昔日可能向他伸出援手、护佑大秦王朝的人,早已被他一手酿成的无休止杀戮所残害了。

历史没有如果。

但假若扶苏能够登基,想必会摒弃以往的高压统治与严酷法制,转而与民休息、共谋发展。

那么,大秦王朝的命运或许也将截然不同,甚至有长久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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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回望历史,扶苏的自尽之举或许令人费解。

但在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系中,君主地位至高无上,权威不容置疑。

作为臣民,唯一的选择便是绝对服从,任何违抗均被视为大不敬。

正是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与社会氛围下,公子扶苏的命运并不由他自己掌握,选择自尽也是无可奈何。

皇权更迭,胜者残忍诛杀政敌,此类残酷手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公子扶苏之死,是大秦帝国之殇,从古至今,不平之声未曾中断。

但若是考虑到他与胡亥之间激烈的皇位争夺背景,那么其悲剧命运似乎也透露出某种“历史必然”的无奈。

至少,胡亥赐死扶苏,尚在“可以理解”的范畴。

然而,全然不顾手足之情,强行罗织罪名,对众多与皇位、权力无争的兄弟姐妹大开杀戒,甚至用上陈尸示众、肢解酷刑等手段。

古往今来,秦二世似乎还是独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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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李淑萍.临潼上焦村秦墓发微[J].秦文化论丛,1996,(00):104-114.

[1]袁健童.从“沙丘事变”前国内矛盾的萌生与发展看秦朝覆灭[J].今古文创,2023,(20):65-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