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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在1934年

郁达夫,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省富阳市满州弄(现名达夫弄);少年时代曾于徐志摩、厉麟似同学,大学预科时由于参与学潮被校方开除、后随长兄郁华(郁曼陀)1913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现名古屋大学)、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

1921年,郁达夫与留日学生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郑伯奇组创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其首部短篇小说集、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集《沉沦》出版,轰动国内文坛。在小说中,他大声疾呼:“祖国呀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1922年,郁达夫回国,先后任教于安庆法政专校、北京大学、国立武昌师范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文学院。1926年底,在上海主持创造社出版工作;其间,发表了大量文艺论著。后来甚至有学者认为,上世纪20年代,郁达夫在文学界的影响力超过鲁迅。

1928年,郁达夫加入“太阳社”,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成立,郁达夫为发起人之一,但不久即退出。其后,曾任浙江省政府参议、福建省参议兼公报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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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春,创造社于广州,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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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和鲁迅

1936年,鲁迅去世后,郁达夫写下《悼鲁迅》一文,尤以下面这段话影响深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抗日战争初期,郁达夫任《福建民报》副刊主编。1937年八月,出任“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长,与杨骚一起担任《救亡文艺》主编。当时,他曾为文学青年程力夫的题词:“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1938年三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战协会在武汉宣告成立,郁达夫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并参加了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作为特使去劳军,巧遇想去台儿庄考察、但未获准的美驻华武官史迪威,“原因是之前有几个意大利记者到前线获取情报,政治部就密令严禁外国人到前线活动”。后经郁达夫协调,李宗仁同意了史迪威的考察。史迪威后来写了一篇关于台儿庄战役的详细报告,发表后引起了很大反响,促使美国开始对华援助。

1938年,应新加坡《星洲日报》邀请,郁达夫前往新加坡参加抗日宣传工作。在担任《星洲日报》主笔期间,他还同时编四五种刊物,宣传抗日,感召了许多海外华侨为抗战捐款捐物,一些华侨还回国参加了抗战。

郁达夫的长兄郁华(次兄郁养吾是医生)其时已是东吴大学、法政大学的教授,是上海的法学权威,声望很高。当时,他因为屡次拒绝汪伪政权的胁诱,并多次利用法官身份打击汉奸和日寇,还营救过廖承志等一批爱国志士,遭到报复,被汪伪特务枪击身亡,成为中国司法界抗战期间为国捐躯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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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郁达夫(右三)在徐州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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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郁达夫与妻子王映霞在福州

郁达夫得知消息后,在悼念文章中悲痛地写道:“死者的遗志,总要我们未死者去完成,就是如何去向汪逆及侵略者算一次总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党员《南洋商报》主编胡愈之的领导下成立“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郁达夫任团长兼任干部训练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团长。1942年年初,郁达夫出席了由陈嘉庚领导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敌联合会”成立大会,成为新加坡的华侨抗日领袖之一。新加坡沦陷后,胡愈之、郁达夫等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苏门答腊岛。

在那里,郁达夫化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厂;后来日本宪兵得知他精通日语后,胁迫他当了7个月的翻译。其间,他暗中救助、保护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难友、爱国侨领和当地居民。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曾对中共国外统一战线负责人夏衍说:“那时郁达夫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日本人逮捕的华侨。”

1944年初,一名福建籍的汉奸发现了郁达夫的秘密,日军得知了眼前的翻译官“赵廉”竟然是宣扬抗日的郁达夫!1945年8月29日晚,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第14天,郁达夫在南洋的一个小市镇失踪,9月17日、被害于苏门答腊的一处丛林中。

由于郁达夫的被害太过诡秘,具体过程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一般认为是日本人担心郁达夫知道的太多、会吐露日军很多罪证,于是将他秘密杀害。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亲笔签名,为郁达夫和郁华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