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西汉之际经西域传入内地，为了适应中国社会环境，逐渐与中国传统封建宗法文化融合，从而得到发展。南北朝以后的佛教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释迦氏也被中土群众接受并奉为圣人，与中土孔子、老子并称“三圣”，佛教与儒、道两教并称“三教”。因而佛教史也就是中国文化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南北朝时，中国有了大量汉译佛经，随着对佛经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形成了许多学派。到了隋唐时期，不少学派发展成为宗派，禅宗属诸多宗派之一。各宗派都有自己的特色。唐中期以后，宗派争鸣，禅宗以其独特的传教方式及其僧团组织方式得以发挥其特殊优势，成为势力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宗派，影响不但遍及全国，还远播海外。
宋代理学（我称之为儒教）兴起，佛道两教的宗教哲学部分已被儒教消化、吸收，隋唐三教鼎立的形势不复存在。表面上佛教好像衰落了，事实上佛教的心性论及其宗教修养方法都被儒教移植过去，成为儒教的核心。儒教学者自称远绍洙泗，并得尧舜禹的心传。我们不能说儒教不受孔孟影响，但是更应指出儒教是经过佛教，特别是禅宗洗礼的孔孟之学，不是汉唐以前的孔孟之学。儒教是接着隋唐佛教、道教的心性之学发展起来的，儒教与佛、道两教不是唱的对台戏，而是连台戏。
禅宗的开创者，早期的如菩提达摩，后来的如弘忍、惠能，在当时都不算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他们与政府上层集团来往甚少，没有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都是白手起家。只有北派禅宗神秀、普寂、义福曾受到皇帝的礼遇。奇怪的是受到礼遇的北派后来发展不大，倒是那些远离政治中心，活动在社会下层的一些支派，却风靡全国，成为显学。宋以后的学术界常用禅学指佛学，称某人思想近禅，即指其人学术有佛教思想倾向。
禅宗在中国宗教界、思想界影响深远，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两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理论上讲明心见性。禅宗的宗教哲学，抓住了当时时代思潮的中心问题。中华民族的认识史，从魏晋开始即开展本体论的探讨。此时的佛教般若学的六家七宗与玄学本体论相呼应，由本体论进入心性论，是逻辑发展的必然趋势。佛教涅槃学继般若学而兴起，佛性问题引起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佛教界关心的热门话题，从般若学到涅槃学，恰恰与中国哲学史的逻辑发展同步进行，都是由本体论向心性论转移。禅宗大发展时期各宗各派无不涉及心性问题，把心性论的研究提到新的高度，不但充实了禅宗的理论，也加深了中国哲学史思维的深度。
第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秦汉开始，中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权，直接统治着千千万万小生产者——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这些个体农民构成了社会基层细胞。除禅宗外，佛教各宗派都靠收租过活，不断引起与政府争劳力、争租税的矛盾。只有禅宗保持中国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他们的原则是自己劳动，自己消费，“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从而在经济上立于不败之地。
第一、第二两点又是互相融通、互相支持的。禅宗继承了中国的佛性论，把问题推向深入。比如顿悟与渐悟的关系，唐朝禅宗讲的顿渐关系比道生时期的顿渐关系有所发展，把佛性顿悟说由本体论的“与道冥符”发展为心性论的顿悟理论，把顿悟说看作心性解脱的妙道，由本体转向内心，从本体论的顿悟转向心性论的顿悟。
照唐人记载，禅宗流派不下十几家，细分起来当不止这么多。不论他们之间教义有多少分歧，但禅宗的共同信念是“自我解脱”。这种自我解脱虽有时借助外缘启发，所谓机锋、话头，但关键的一步全凭自修自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的教导千万遍，不论经典上怎样说得分明，都代替不了自己的切身体验。这种“自我解脱”、切身体验的宗教观，恰恰是中国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反映。经济上的自给自足，不假外求，正是小农经济现实生活的自我满足精神境界的折光反射。佛教宗派众多，只有禅宗的自我解脱观保存的农民宗教意识最多。它把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紧密地结合到禅宗僧团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来。这一变革，使得中国佛教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经济结构进一步取得协调，从而获得更强的生命力。禅宗思想中国化，首先在于使生产、生活中国化，把小农经济的机制运用于寺院经济生活。其传法世系，也力图与中国的封建宗法制相呼应，寺主是“家长”，徒众是子弟，僧众之间维持着家族、父子、叔侄、祖孙类似世俗的世系关系。禅宗多次公布它自佛祖以来的传法世系。为了论证他们的世系有据，不惜靠杜撰去填充千余年连印度也搞不清楚的世代法嗣继承关系。旁观者看来，未免可笑，而且是徒劳的，当年禅宗的信奉者却以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这个根本不存在的传法世系表。这也是受南北朝到隋唐以来中国封建门阀世袭谱牒之学的影响的反映。没有谱牒作为根据，在朝廷就做不了官，伪造谱牒的还要治重罪。唐代一再颁发氏族志、姓氏谱，都是为了门阀士族的需要。这种现实也反映到佛门中来。我们明确了一条原则：我们不能用宗教说明历史，而应当用历史说明宗教。
本文为作者为《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一书所作序言，文字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