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朝鲜战争爆发前夕，朝鲜方面花费了很大人力财力在韩国从事地下谍报工作，其中又可以细分为原先从事反美斗争的南劳党情报线，以及从中国回国的光复军情报线。1950年5月15日朝鲜战争爆发前夕，光复军情报线的领导人成时伯不幸被韩方捕获，一时震惊全国。
成时伯
成时伯（성시백），1905年4月5日出生于黄海道平山市，毕业于汉城中东中学。上中学时，成时伯也参加了声势浩大的三一独立运动，所以还没有成年的他，就已经成长为一位民族主义斗士。为了寻找民族独立之路，成时伯在20岁时加入了社会主义组织——高丽左翼青年会，但由于组织很快被日本宪兵破获，为了逃避追捕，1928年成时伯不得不流亡中国上海。
这时高丽左翼青年会在第三国际的命令下已经被解散，没了组织依靠的成时伯只能在上海街头游荡。笔者注意到，从1928年抵达上海，到1932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间，成时伯的履历是一片空白，因此笔者推测，他在这段时间可能是以流亡韩国人的身份参加了蒋军方面的活动，毕竟这段时期蒋军的黄埔军校也一直在断断续续的招募和培训韩国流亡人士。然后直到1932年，一直不忘初心的成时伯在上海终于与中国方面组织接上关系，并被接纳入党。
1932年3月，蒋介石的得意门徒胡宗南与其他几个特务一起，组织了特务团体“力行社”、“复兴社”，当年秋季，他又指挥蒋军第1师以追击红四方面军的名义进入大西北。此时的成时伯化名丁向明（정향명），他的公开身份是胡宗南手下的特务干部，曾跟随胡宗南部前往大西北为蒋军特务活动服务，后又奉命调回上海。
1934年，在上海的中共地下组织路线被蒋军特务机关破获，成时伯也在这次大逮捕中被捕，并被关入南京陆军监狱。不过大概是因为他是国际人士，又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所以在吃了一段时间牢饭就被释放出狱，之后他只身前往重庆，改从事韩国流亡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由于中日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的氛围越来越浓重，蒋军方面开始重视与由韩国流亡人士组织的韩国临时政府的合作。
1948年，金九经成时伯劝说前往朝鲜开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由韩国流亡人士金凤元组织的朝鲜义勇队也于次年在汉口宣布成立，两年后义勇队又改称韩国光复军。在此期间成时伯曾秘密前往延安汇报工作，并得到命令，要他以“交朋友”的方式对韩国临时政府和光复军展开全面的情报工作，在这一工作指示下，成时伯加入了朝鲜民族革命党，并与韩国右翼独立运动领袖金九、金九的心腹严恒燮、未来韩国首任总理李范奭及光复军领袖金弘壹将军都建立了良好私人关系，为未来开展进一步工作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战胜利后，成时伯起初以临时政府人士的身份返回韩国，但因为他与当时的韩国右翼头面人物关系密切，又与在韩国活动的朝共组织没有组织关系，无法取得他们的信任开展工作，便只好于1946年2月秘密穿越三八线前往平壤。在平壤，成时伯很快取得了金委员长的信任，并被任命为社会部（后改称统一战线部）副部长，负责与在韩国的朝共组织的联络工作、获取韩国国内最新局势情报和韩国左右翼统战工作这三项重要任务。
那么，一直在中国东北从事抗日游击斗争、从未参与过延安在重庆情报工作的金委员长，是如何这么快就对成时伯如此信任呢？1997年与黄长烨一起叛逃到韩国的国家资料中心副主任金德弘，在平壤综合大学政治经济系就读时，与成时伯的侄子成永昌是同学。据金德弘在201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提到，1989年，他在中央委员会大楼里巧遇成永昌，发现后者手里正拿着一本顶级机密小册子《韩国工作经验报告（第一卷）》。
靠着与成永昌的良好私人关系，金德弘得以将这本小册子借过来翻阅半天，据他二十多年后回忆，这本小册子开头的文章《金委员长对成时伯的指示回顾》中提到：半岛刚光复后，北方对南的情报全靠南方的朝共组织提供，金委员长担心这些情报不可靠，想单独组建一条属于自己的情报线，便向自己的老战友、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的周保中求救，周保中马上发电报给周总理汇报了此事，后者于是便联系上了正在韩国无所事事的成时伯。
黄长烨与金德弘
正是周总理的通知，才促使成时伯秘密离开韩国前往朝鲜。成时伯在金委员长的官邸一共待了四天，主要向他介绍了自己当年是如何进入黄浦军校，如何加入中共组织，又是如何在蒋军心脏地带从事情报工作的。双方最后讨论了“如何渗透韩国并在韩国各界建立情报网络的问题”，结束后金委员长对成时伯的回答非常满意，并与他约定，把两人见面的这一天作为纪念日，年年开展纪念活动，直到韩国革命胜利的那一天到来。
1946年12月，成时伯以“金日成特使”的名义返回韩国，化名郑恒明，并以汉城西大门区西小门洞为据点开展情报工作，为了防止情报网络被破获，他不与南劳党的情报组织发生关系，而是单独组建了由自己领导的情报组织“南方政治委员会”。该组织不从事武装反抗斗争，专门针对韩国右翼政党团体、美国军政府、警察、国防军甚至海外人士进行统战和情报工作，很快，1949年8月李承晚与蒋介石镇海秘密会晤及1950年2月李承晚与麦克阿瑟东京会议的会议简报，都被送到了平壤的金委员长手中。
从事统战和情报工作当然需要舆论新闻工作方面的支持，为此成时伯专门创办了《朝鲜中央日报》、《友利新闻》、《光明日报》等十余种报纸，来为其组织做舆论宣传工作，合法而秘密地宣传朝鲜的统战观点和主张，同时以暗语的方式向朝鲜传递韩国军方的情报，报告南方游击队的活动情报。1947年5月，成时伯甚至还参与创建了劳动人民党，来加强与韩国右翼人士及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合作。
从事如此广泛的情报和统战工作，自然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成时伯曾秘密从朝鲜进口了明太鱼和硬质合金等商品，总金额高达1亿韩元。1948年2月，南北方之间的贸易往来被中断，成时伯又改从开设在中国青岛的朝鲜贸易公司进口货物，同时又开通对华走私业务，从海上向中国走私货物，获利3.9万余美元。
韩国破获成时伯案件的新闻报道
自1949年起，韩国情报机关通过各种渠道得知，有来自朝鲜的情报组织正在渗透韩国政府各主要机构、窃取机密信息等，1950年2月10月，韩国情报机关终于查证该组织即为“南方政治委员会”，逮捕了委员会首席副官金明用，并从其家中缴获了大量秘密文件资料。为了不打草惊蛇，汉城地方检察厅于同月12日召开秘密联席会议，任命吴济道厅长为首席搜查官，继续深扒该组织。
此时正值韩国召开第二届国会选举，金委员长为了在选举中打出局面，不顾组织被破获的危险，强令成时伯继续开展活动。在金委员长授意下，成时伯向民主党党员金升元（김승원）提供了85万韩元的选举资金及1万美元的活动经费 ，其他与左翼合作的右翼政治家如赵素昂（조소앙）、张建相（장건상）、 朴健雄（박건웅）、金星淑（김성숙）、金朋濬（김붕준）、金燦（김찬） 、刘锡铉（유석현）和尹琦燮（윤기섭）等也都得到了他的资助。
1950年5月15日凌晨3点，距离韩国国会大选还有15天，韩国情报机关终于收网，成时伯在汉城钟路区孝济洞的家中被捕，与此事件有关的被捕人数多达112人。尽管如此，在之后的大选中，中间派与左翼议员在韩国国会所获得的席位依然超过了李承晚的右翼党，可见成时伯所做的统战工作是多么成功，几乎颠覆了韩国国内政局。
成时伯被捕时的照片
1950年6月，成时伯因间谍罪被汉城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然而还没等死刑开始执行，朝鲜战争就爆发了。韩国总统李承晚在逃离汉城前，特意发布指示说：“我们必须找到成时伯在韩国各界所布下的情报网，所以现在还不能杀他，必须将他押送到釜山去。”成时伯对于自己的命运也自然心知肚明，为了保守情报秘密，也为了免遭后续审讯中的折磨，成时伯在被运往釜山的飞机上毅然将勺子插入喉咙自尽了，终年45岁。
一个被押送中的顶级间谍，怎么会搞到锋利的勺子，还能避开押送人员的监视使用勺子自尽？这里面恐怕又有朝鲜的地下情报人员在活动。金委员长在得知成时伯牺牲的消息后，曾指示被派往韩国的特工，一定要找到成时伯的遗体，然而虽然一批又一批的特工陆续潜入韩国，但成时伯的遗体始终未能被找到。因此在今天平壤新美里的爱国烈士公墓内，虽然也修建有成时伯的墓地，但里面不过是座空坟，墓碑上刻着“朝鲜革命者——成时白同志”这几个字。
虽然没能找到遗体，但金委员长一直忘不了成时伯在战前情报工作中所立下的汗马功劳，他特意追授其“共和国第一英雄”的称号。1997年，成时伯的事迹被公之于众后，《劳动新闻》还称赞其是“为国家领袖英勇战斗的统一革命烈士”，朝鲜国内还专门制作了一部七集电视剧《红枫叶》，来讲述成时伯的事迹。
成时伯在平壤的墓地
成时伯的家人也得到了金委员长的特殊照顾，成时伯牺牲后，他们在地下情报人员的帮助下，得以离开韩国前往朝鲜。成时伯的大儿子成世昌（성세창）后来担任朝鲜社民党主席，二儿子成绿昌（성녹창）在人民军某部担任政工干部，小儿子成自立（성자립）则后来担任平壤综合大学校长，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名字还是金委员长给亲自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