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
彼时蒋介石不过以普通代表身份列席，仅在三年后，他就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执掌国民大权。
此后经年，虽时有被迫下野的窘境，却依旧没有离开权利中心。短短三年就完成身份转变，在感慨蒋介石出色的政治手段之外，也不得不提及隐藏在他身后，助其上位的贵人——张静江。
正是有了张静江的助力，才让蒋介石实现了政治资本的原始积累。那张静江是如何推蒋介石上位？说及此事，还得提到张静江和孙中山之间那些事。
一、国民党元老
1905年，张静江、孙中山二人同乘去欧洲的客轮。
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当时张静江是在巴黎独资经商的有为商人，孙中山则是忙于革命的先驱战士。
客轮一遇，二人相谈甚欢，张静江表示愿意支持革命、提供资助，并定下“ABCDE五个字母拿钱”的约定。
之后孙中山数次电报张静江，张没有片刻犹豫，先后寄出一万元、五万元等多笔款项，资助孙中山革命。
张静江慷慨解囊，让孙中山颇为感动。自他革命以来，资助的人不在少数，却鲜少有如张静江这般豪爽、仗义，一个电报便一定有款项打来，实在不难不让人感动。不难看出，他此时颇有“现代吕不韦”的范儿。
有经商头脑，不求回报的资助孙中山，由此地位十分超然。
“党内财务，唯张所为。”
孙中山确实十分器重、倚重张静江，而张静江也帮孙中山度过了一个个难关，凭借于此，张成了政界新贵，并在“国民党一大”当选中央执行委员。有政治资本、有钱、孙中山倚重，自然有人上赶着巴结，蒋介石就是其中一位。
相较于张静江，蒋介石不仅一穷二白，没贵人扶持，孙中山对其又不信任，在国民党实在举步维艰。
早年有陈其美（同盟会元老）帮衬一二，处境稍好一些。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他只能在上海找找出路。
与此同时，他刻意接近张静江。
张静江与蒋介石同出浙江，有同乡之谊，亦有提携之意，由此多有资助。蒋介石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筹办证券物品交易所时，张静江担任交易所候补理事，并提供给他一笔资金，借助张静江等人的影响，加上原始资本注入，交易所做的风生水起。
1922年，交易所陷入停顿，赔了不少钱。结果还是张静江出手相助，帮他渡过难关。在上海摸爬滚打数年，一场交易所停顿风波将蒋介石打回原形，让其摈弃一切念头，决定全身投身革命。
他有如此想法，最大的动力还是来自于张静江。旅居上海这几年，他除了得到张静江的资助之外，还在张静江夫妇帮助下，与陈洁如喜结连理。本就有同乡之谊，再加上说媒之情，彼此关系更加亲密。
张静江亦有助力蒋介石的想法，蒋介石并没有让张静江失望，永丰舰侍护孙中山、东路讨贼、赴苏联学习，短短一年时间，他就实现投机商人到政界新秀的华丽转场。从苏联回国之后，在张静江帮助下，他在国民党露脸次数越来越多。
孙中山对蒋介石愈发倚重，渐渐挤进国民党权利中心，不过此时他依旧需要依仗张静江、孙中山，尚不足参与派系斗争。
二、权力天平的倾斜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
中山先生一逝世，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逐渐明面化。中山先生在世时，这些人摄于先生的超凡魅力、威望，派系矛盾并不突出。
当时国民党内职位高低，几乎也是按照与孙中山关系亲疏远近决定，这也是蒋介石前期挤不进国民党核心的主要原因，毕竟中山先生对他有所提防。不过在永丰舰一事后，中山先生提防之心渐无，这才得以进入核心。
随着蒋介石被重用，国民党党派可分为蒋系、胡系（胡汉民）、汪系（汪精卫）等多派系，各派系谁也不服谁，展开了长期争权夺利。
这时候就凸显了一个人的重要性，此人正是被称为“革命圣人”的张静江。作为国民党元老、前两届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遗嘱第一签字人，他在国民党具有相当的政治号召力、影响力，他对任何一派的支持，极有可能导致权利天平倾斜。
于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人来说，都想拉拢张静江，不单单因他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更因为他掌控着国民政府财政大权。
尤其是孙中山逝世初期，汪精卫、胡汉民争得面红耳赤，都将拉拢张静江视为要务。至于蒋介石，虽有“黄埔军校”做背书，能力、资历尚且不足以掺和进来。
在胡、汪二人斗得不可开交之际，蒋介石暗中积蓄力量，胡汉民被迫退出这场争权大戏后，他开正式登台与汪精卫“唱戏”。
此时汪精卫握有政权，而将许崇智驱离广州的蒋介石握有军权，军、政对抗，一时难分高下，而张静江适时出面，协助蒋介石将军权牢牢把控在手中。
汪精卫
政界有张静江做背书，又掌控了军权，蒋汪之争，汪精卫已然落入下风。不到一年，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负气远走，蒋介石成为这场角逐戏的唯一赢家。
虽说胡汉民、汪精卫等人相继被排挤出局，暂时没了政治对手，他的处境并没想象中轻松。各地军阀云起，尚未归心的政坛，促使他急需张静江坐镇中央。张静江也不推辞，从上海赶到广州襄助蒋介石。
1926年到1927年，是蒋、张二人关系最为紧密的两年。蒋介石在前线征战，张静江坐镇后方，不时上演一出“退位让贤”的戏码，使得蒋介石威望与日俱增，逐渐攀登上权利的顶峰，由此蒋介石称张静江为“革命导师”。
借助张静江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他完成了人生又一次蜕变，为“清党”反共、另立政府扫清了大量障碍。
三、渐行渐远，吃斋念佛
障碍扫清，独掌大权，昔日的混迹烟花柳巷的流氓头子如今成了国民政府主席，自然与往日不可同日而语。
往日蒋介石对张静江极为尊崇，并在信中称其为“良师”，一切重要政治问题都会与之商量。手握大权后，独权专政之心渐甚，两人关系愈发疏远，两人矛盾之根源有两点。
1、遭到民国四大家族排挤
蒋介石崛起后，以其为核心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逐渐控制民国军事、政治、经济，大有把控国运之态势。
其中孔、宋两大家族在经济、政治上的强势介入，势必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张静江便首当其冲。前面提到，张静江与孙中山缘于“经济”，发迹于“经济”，兴起于“经济”，他也被称之为“当代吕不韦”。
有他拦在前面，宋、孔家族实在难以独揽经济大权。尤其是他所辖建设委员会统管工矿、交通、运输、电气等事业，与四大家族由直接利益冲突，双方不可避免发生交锋。本着“帮亲不帮理”的原则，蒋介石和张静江生了嫌隙。
2、政治理念不同
与四大家族利益上的冲突，使得蒋介石对张静江存有排挤之意，远没到让张静江远离国民政府政治舞台的地步。
真正迫使张静江被扫地出门的核心原因，还在于两人政治理念不同。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张静江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十分严重，此时他极度支持蒋介石定都南京。哪怕蒋介石坚持“清共”，也不反对。在张静江看来，政治稳定是国家发展的前提。
宁汉合流后，国内局势渐渐趋于稳定，张静江适时提出“国家当下任务应发展经济”的请求，这也是中山先生生前所愿。
革命数十载，国内历经列强入侵、革命斗争，如今稍有喘息之机，理应先发展经济，将革命破坏的生产重新建设起来。唯有国家富强，努力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强国，才能摆脱被列强欺辱的被动局面。
如此请求，也是无数革命志士追随中山先生之初衷。张静江之所以助力蒋介石，本意也是如此。
然而蒋介石自掌握实权以来，一直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清共”执念颇深，希求通过“清共”实现武力统一全国。
一人求稳，一人求战，彼此观念大不相同。
起初张静江尚能忍耐，一心主持筹建建设委员会，寄托能通过委员会改变国内经济窘境，结果国民政府不仅不支持，还默许四大家族争权，这可惹怒了他。
在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期间，张静江与吴稚晖、李石曾等人私下谈话，无不提及与蒋介石之矛盾。
要知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三人在国民党都具有一定影响力，几人对蒋介石皆有怨言，可想蒋介石独裁专政已然犯了众怒。
事实上，张静江等人也存有在大会上“逼宫”之意。
然而蒋介石并未妥协，顺势削减了几人权利。在他看来，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在政治上已然突显“老态”，不再适合留在国民政府。
张静江感知到蒋介石态度变化，决心离开政治中心，回到浙江从事实业建设。此举虽有无奈，也确是他最想做之事。
到浙江后，他利用有限资金（国民政府仅拨付建设委员会10万元）对浙江电力、煤矿等事业进行合理规划，然迫于国民政府掣肘，并未取得多大成效。随着他主动远离政治中心，蒋介石进一步削弱其在政府的影响力。
此消彼长，随着张静江权利日渐削弱，下辖建设委员会地位也与日剧下，逐渐被宋、孔二家蚕食。
原本掌控着电力、交通、运输等国民经济命脉的委员会，到后面居然只管着几个小企业，再无“建设”之名。
远离政治中心，兴办实业被掣肘，让张静江生了离开之心。抗战爆发后，建设委员会并入经济部，把持在他手中最后一点权力也被夺走，这让其再也没有留恋之心，遂经香港赴瑞士、美国。
时隔数十年，张静江再次出国，心境却大不相同。昔日他在法国从商，斗志昂扬、朝气蓬勃，寄心于国内革命；几十年过去，中山先生逝世，国民革命却被带入“企图”，这让他颇为无奈。
犹记得当年与孙中山初始，两人相谈甚欢，后来孙中山来信求援，他曾豪气万丈的回信说：“只要用实际干革命，便胜过千言万语。”
张静江对孙中山是敬重的，由此在孙中山病重之时，仍坚持拖着病体之躯奔赴北京，在京中遍寻良医，希求能治好中山先生。在孙中山逝世前，是他彻夜守在身边，期盼着中山先生能恢复健康。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
斯人已逝，后来者前仆后继，张静江决心秉持先生遗志，让国家变得富强。这是作为一位商人、革命者，许下最切实际的诺言。
至于争权夺利？他不是不能，而是不想。出生商贾世家的他，自幼耳濡目染，对经商颇感兴趣，实业救国才是其心中最想做的事。为实现实业救国这一目标，他选择了蒋介石，帮助其夺得大权。
谁又知晓，蒋介石痴心权利，最终误国误己也误了张静江，此时张静江是无奈的，唯有远赴他国或才能宽慰己心。
奔赴外国后，他虽以吃斋念佛打发时日，依旧心系国内抗战局势。待抗战结束、解放战争之后，便鲜少有他的消息。
再度有消息传来，已是张静江病逝之时。得闻消息，蒋介石还特地设灵堂，亲书“痛失导师”挽词，并亲自主祭，不免让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