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化名“球球”的11岁男孩，在其父带领下，跟着自行车队一起，在双向公路上骑行，大家走的是机动车道。
这些骑行者穿着统一的队服，骑车速度很快，有人码表时速超过了37公里，有人在后面高喊“慢一点”。
一次转弯时，球球不慎摔倒，半边身子倒在对面的机动车道上。
恰在此时，对面一辆汽车经过。可怜的球球，被这辆车碾压致死。
这辆车的司机，被球球的父亲和众多骑行者责骂、殴打，甚至被要求跪在球球面前。
此时引发了很大争议，很多人都表示，如果我是那位司机，也难免躲不开突然倒地的孩子，
前不久，事态再次升级——那位姜姓司机，以“过失杀人”的罪名被批捕，面临公诉、判罪。
而一般情况下，这类交通事故即使造成生命损失，只要司机没有重大过错，就不会涉及刑责。
但也有人认为，11岁就被汽车轧死的孩子，实在太冤；
也许司机不该被判刑，但其父，以及骑行组织者，都有明显过错，比如法律规定未满12岁者不应在公路上骑车，“更该追责判刑的，是孩子的父亲，其次是骑行组织者”。
这些是是非非的争论，令人想到了法律学者罗翔老师的一本书，《法治的细节》。
书中谈到，法治的一个重要依据，是普通人的朴素情感。
“比如人人都不愿意被其他人以强力胁迫、霸凌和伤害，因此古往今来，无论任何文化背景，抢劫、绑架、强奸、行凶殴打乃至故意杀人等，都是不可姑息的重罪。”
然而书中也指出，普通人的朴素情感，经常有着难以调和的矛盾。
其中一个典型，就是“人命关天”和“过失致死”的冲突。
“人命关天”，几乎是所有法律和伦理，最重要的基础。
除了反对滥杀无辜的正面意义，在很多常人眼里，往往还隐含着这样的逻辑：
“任何无辜者，如果死于人为因素，无论如何，都需要‘杀人者’为此付出‘与人命尊严相匹配’的代价，非此不足以为死者讨个公道。”
按照这个理念，在封建王朝时代，即使过失杀人（尤其是地位低下者，因为过失导致地位高者死亡），也可能被判处死刑。
即使不判死刑，过失杀人的刑责，在过去很长时间里，都非常之重，比如漫长的刑期，或者流放到蛮荒之地。
时至今日，依然有不少人，在内心深处，觉得这是天经地义的。
“无论什么原因，动机如何，反正因为你，一个不该死的人死去了。人死不能复生，所以你也应该偿命，至少也该‘生不如死’！”
就像球球的父亲，一次次拒绝了肇事司机“赔钱，和解”的请求，一心想要将其送上法庭、送进监狱。
对这位父亲，罗翔老师在书中通过一些类似案例，表达了理解，但对其做法，则难以苟同。
书中也谈到了另一个“和人命关天理念，二水分流、互为制衡的事实”：
人人都可能在毫无恶意的情况下， 沦为“过失杀人犯”。
走在街上不小心撞倒一个人，或者不慎将足球踢在别人身上、将篮球打在别人头上，而导致对方死亡：这些都是真实存在的事例。
“因为轻微的、通常情况下远不足以致命的伤害，而导致猝死，这在法医学界，称为抑制死。”
再如高空作业的绳子突然断了，或者飞机失事，一些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任何操作过错。
“通常而言，施工方或者航空公司，要对死者家属付出高额赔偿。他们对这种‘纯属倒霉的’的意外，往往都有事先防范，购买相关的保险。”
“但在当今社会，如果死者家属非要找个替罪羊，使之承担刑责，来‘告慰死者’，就未免过分了。”
书中建议，每个人都不妨换位思考，比如球球的父亲，不妨设想下：
如果我是那位司机，这种情况下，能够突然刹住车，确保不轧到孩子吗？
“如果没有这样的换位思考，那就意味着，每个心地善良、根本不具备社会危害性的人，都可能因为一时不慎甚至不可抗力，沦为身陷囹圄的‘杀人犯’……”
针对球球之死，网上也有这样一种说法：
从肇事司机姜某，到孩子之父，以及骑行组织者，人人都有一定的过错，甚至都该受惩罚。
只不过，有的人认为，球球爸爸的责任比司机更重，该判刑坐牢的他：
“孩子才11岁，法律规定满12岁才能骑单车上街。身为父亲，‘违法’带孩子参加骑行，他才是害死孩子的罪魁祸首！”
还有的人，把矛头指向骑行组织者：
“每个参与者的年龄，你难道没有事先统计吗？为什么允许11岁的孩子参加骑行？身为组织者，出了事故应该是第一责任人！”
包括那位司机，也有不是之处。
发生事故的公路，虽然已经修好，但并未正式投入使用。
虽然事实上，已经有不少汽车，从这条路经过，官方也没有干涉；
但司机在此“非机动车道”行驶，毕竟属于违规。
——上述争论，虽然被指责的“罪魁祸首”不同，但都有一个共性：
“只要不完全合法，存在某些违规，那么一旦出了事故，此人无论被怎么重判都不冤。”
罗翔在书中，也谈到了类似的情形，但他大概并不赞成上述任何人，当做“罪魁祸首”。
“很多轻微的违规违法，几乎人人都难免，尤其是，这样的违规，和发生事故，通常没有必然关联。”
比如每个人都曾在马路左侧步行或者骑单车，严格说来，这违反了“靠右行”的交通法。
假如父亲带着幼子，逆行走在道路左侧，难道孩子意外被车撞了，父亲反而要负法律责任？
骑单车，通常而言，是低风险运动。
球球有点胖，爸爸带他参加骑行，让孩子运动减肥；
骑行组织者认为11岁的孩子，和12岁没什么区别，何况每个骑行者都戴好了护具。
而那个肇事司机，和其他众多司机一样，可能在这条路上，平安行驶了很多次，从未被干涉。
至于孩子突然在自己面前跌倒，谁也无法事先预见。
何况那个司机，车速并不算快，仪表显示，每小时52公里——但面对突发情况，依然来不及刹车。
他们所有的人，即使都有过错，也都没有超出“人之常情”。
或者说，我们谁都可能多次出现与之类似的过错。
难道我们人人都是潜在的“坏人”，候补的“罪犯”？岂有此理？！
针对上述的种种“法治的无解难题”，书中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将类似以牙还牙、血债血偿的“复仇思维”，转化为往事不可追、未来更重要的“和解思维”。
面临“故意杀人”罪责的肇事司机，也是个苦命人。
家人患重病，他是全家的经济支柱，如果讲他投入大牢，或许又将是一场“家破人亡”的惨剧。
即使这样，球球也无法复生 ，其父母依然要面对丧子之痛。
这场惨剧，没有一个真正的坏人，每个当事人都是普通的不幸者。
彼此之间，何妨多些相互体谅的善意？
包括我辈网上的看客，也无需苛责其中的任何人。
此事尚未尘埃落定，小编期待的最好结果，是司机的“故意杀人罪”不成立，以无罪之人的清白之身，继续养家过日子；
球球家长，以及所有骑行人员，或许都需要一些心理咨询、心理干预。
无论如何，但愿每个人都不要留下长久的创伤，再苦再难也要继续往前走。
对逝者而言，这才是最好的告慰，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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