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洞天金矿案，是我做律师后接的第一个案子。回头翻翻这三年做过的案子，这个案子并不算大，顶多排个中等偏下。之所以写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代表性和示范性都很强。这个案子，既用了刑事诉讼，又用了民事诉讼，两个诉讼又都走遍了中院、高院和最高法院三级法院，用遍了所有诉讼程序。可以说是，一个案子，用尽了诉讼法。办这么一个案子，接触的司法程序多；写这么一个案子，可以用来说理的地方多。
系列稿子写出来后，不少当事人打电话到律所，请我接下他们的案子。我没有给他们回电话，并让助理拔下了律所电话线。不再接涉村镇银行的案子，是因为不想给他们造成二次伤害。“吕奕携款潜逃了，没钱，没法从根子上解决问题。靠诉讼，只会浪费你们的诉讼费和律师费。”
我走过了多个中央部门、经历了多个职业，还曾两次到地方挂职锻炼。我认为，这些履历提供的不是光环，而是视角：可以让我更全面的观察司法、更客观的描述实践。如今做了律师，对实践的了解也就更丰富了。就此，我可以说，对小洞天金矿案的总结，既是我作为参与者对个案的体会，更是我作为旁观者对司法的观察。
总的体会，有几个方面：
一是，律师的职能定位是什么？
写这个问题前，我必须讲个笑话，并显白一个。同时，为了缩减篇幅，笑话和显白，我只各来一个。
我们几个男同学有个小群，群内群魔乱舞、欢声笑语不断。我没事儿的时候，喜欢刷抖音。看到几个美女合唱的视频，我都会转到群里。并说：“兄弟们，喜欢哪个！”得到最多的回复是：“成年人的世界，不做选择题。我全要！”
“全要”当个玩笑开开还行，若放到利益争夺的实践中，“全要”不仅要不到，还很可能会“全失”。
这是个用来说理的笑话。
用来显白的说理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司法改革的力度前所未有。从外界看，就是“员额制”、“终身负责”、“巡回法庭”等各项改革措施陆续落地。从内部看，都曾经有过中央司改文件“文来文往”，反复征求意见、不断修改完善的过程。
记得有次，中政委转立法机关征求意见的一个稿子中写到：“公安、检察院、法院与刑罚执行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和相互监督”。我们认为，刑罚执行机关的职责就是执行。刑诉法所有规定、设计的所有程序中，不包含刑罚执行机关对其他三机关的监督制约。并拟据此提出修改完善意见。后来，有观点提出，十八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出现了“刑罚执行机关相互配合、制约和监督”的表述。才就此作罢。
显白这段，主要是想讲，刑罚执行机关，也就是监狱，作为国家机关，也还都有个职能定位的问题。
更何况律师？
我曾写过“翻烂刑事诉讼法，律师的职能定位就是提出意见”。实际上，翻烂刑事、民事、行政三大诉讼法，都是如此。不仅中国的如此，外国的也是这样。
律师代表的是私权，没拿着公检法的公章，更没揣着看守所和监狱的钥匙。提出意见是唯一发挥作用的途径。这是法律的规定，也是各方应有的认识和共识。
这样讲，可能不够鼓舞和鼓惑人心，也可能遭人诟病和批评。但举一个相反的例子，就会一目了然：自封的刑辩天团不是正在郑州演戏吗？你现在去让他们把判决书写好、盖上公章，把人放出来。你看他们能不能做到？
二是，律师该怎么提出意见？
与检察官交流，他们总会说：“我们从我们的角度提出意见，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提出意见。”与律师交流，也总遇到这种说法：“我们作为律师，要从哪个角度提出意见。”
隐藏的意思是：检察官该从追诉犯罪的角度说话，律师该从无罪和罪轻的角度说话。
这看着没毛病，实际问题很大。刑诉法没有规定，“角色不同，就可以说相反的话”。反而规定了“以法律为依据，以事实为基础”的基本原则。
无论是谁，都该从正确解释法律和准确认定事实的角度说话。
这样讲，太抽象，我举两个例子：
一是，非法行医的案子。我们办了一个无证“中医”非法行医的案子。这个家伙，自学成才、会点医术。案卷材料中显示：有的病人，他治好了；有的病人，反倒越治越差。
如果按照非法行医侦查，就要对药品进行鉴定，认定“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才构成犯罪。公安侦查图省事，“无证行医就是冒充医生的骗”，按诈骗罪办的。
我给助理说，把案卷材料中几个病人的证言拉出来，提供给法院。助理弄完给我，我一看傻眼儿了。
“你怎么只弄了治好的那些，没治好的那些呢？”他说：“我觉得，那些对被告不利。”
“傻孩子，重新去弄，要客观全面，咱们骗不过法院。”
“有治好的，也有没治好的，这才是医疗该有的样子。承诺都能治好的，不是医生，而是骗子。”
“两方面的证据都提供，不仅不会对他不利，反倒恰巧证明了他是在行医，不是诈骗。同时，由于公安没有对药品进行鉴定，欠缺构成非法行医罪的要素。因此，证据不足，不构成犯罪。”
这样，先第一步变更罪名、打掉诈骗，第二步打掉非法行医“罪”。“我承认，他有非法行医的行为，也承认有构成犯罪的可能。但在案证据，因缺少药品鉴定意见，不足以证明构成犯罪。”两步走下来，既尊重了事实、保持了律师该有的尊严，更做到了有效和有利辩护。
这是例一，从中体现的是，要客观的、公允的解释事实。
二是，职务犯罪的案子。我看有人办了个职务犯罪的案子，辩护意见写的很长，还专门取了个大气的名字“不能让谁谁在包公故里蒙冤受屈”。
发到网上，应该是自我感觉很满意了。能发到网上的东西，也应该是欢迎提出意见的。
我看，辩护意见的第一条就是：被告是个人大代表，监委留置期间，未经人大及其常委会许可，因此留置违法，应全案推反；同时，虽然监察法没有规定经许可才能留置，但应当参照刑诉法关于拘留逮捕应经许可的规定，予以认定。
我当时就提出，监察法和刑诉法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也是专门规定的不同办案程序，不能相互参照。否则，监委也可以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了。同时，即便根据刑诉法的规定，未经许可而拘留逮捕，只能说办案程序有瑕疵，没给人大及其常委会留面子，不能推翻全案。不是所有的违法，都有法律责任。有些倡导性的法律规定，法律专门没写法律责任。经许可的拘留逮捕，就是这样。
发给朋友征求意见，有人提出：“主要看从哪个角度说。从律师的角度，人家是对的；从法律的角度，你是对的。”
法律不存在解释角度的区分，那种从律师角度提出的意见，不可能被采纳。硬要从自己的角度曲解法律，既不会被采纳，更不会被尊重。
这是例二，由此想讲的是，要准确、恰当、精准的解释法律。
三是，律师提出意见的规矩在哪里？
我最反对的是，利用媒体炒作案件。写了篇给“刑辩天团”也就是刑辩地板普法的稿子，有马仔过来给我发私信说：“你是醋意十足，希望你也能接到这么大的案子。”还有的说：“你是蹭他们的案子。”
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回复是：“我做的案子，随便拿出来一个，就够他们吹一辈子的牛逼！”对第二个问题是：“哦，还只允许你们自己说，不允许别人说了？炒出来，就是为了让别人说的。决不允许曲解法律，误导公众，歪曲司法！”写出来、炒出来，还只能自己说。别人不说，就是他们全对；别人说了，就是别人蹭他们的案子。就这几个歪嘴和尚，值得蹭吗？凡是他们接触过的案子，当事人再来找我，我一直给闭门羹吃。“不见，别来了。”“对司法的认识，对律师的认识，停留在这个水平，这种当事人不配我做他的案子。”
但仔细看会发现，两个对答中，反映的是同样一个道理：“醋意”和“蹭”有没有证据？律师说话的规矩在哪里？
我想，主要是两点：
一是，必须拿实了再说话。小洞天金矿的案子，我放了很久才写。是因为，最终的判决结果没有出来。此前判的有没有错，必须通过司法程序坐实。判决结果出来以前，我不会就这个案子说一句话。因为，我说的不算。
也有人问，“拿不实怎么办？”“拿不实，憋着！”“把精力用到拿实的要点上去。拿不实，靠想象、靠猜测，是没有进攻性和杀伤力的。单靠一张嘴两头说，能成什么事儿？
二是，必须在程序内说话。小洞天金矿的案子，走了这么多家法院，经历了那么多的承办人和办案机关，我们没有写过一封匿名信。所有的观点和意见，均是在程序内提出的。即便是遇到暗中破坏的力量，比如最高法院那个书记员，也通过“阴谋阳谋化”，在司法程序内“趟平”了。
法律规定了诉讼程序，舍弃程序而另辟上访告状渠道，不仅解决不了老问题，反而制造了新矛盾。
四是，律师的诉讼策略怎么定？
我此前曾专门写过“没有致命的本事，咱不说要命的狠话”。也曾说过“律所与公检法是中美关系，既有对抗和竞争，又有合作和共赢”。对抗、竞争是“打”，合作、共赢是“和”。公章在人家手上放着，打来打去，最终目的是“讲和”。所以，既要打得出去，更要收得回来。
“打得出去收不回来”的愣头青，显得倒是挺勇敢，但留下一堆“断壁残垣”，把委托人的事儿弄砸了。
正因为这点，我反对炒作案件。“你给我说过的话，我给你放到网上。”别说律师与公检法之间，就是两个朋友甚至夫妻之间，发生这种情况，也会绝交。
也正因为这点，我认为不存在什么“大案”、“小案”的区分。大案是为公众所知，而真正的大事儿，当事人都是想保密的。所谓的“大案”，是不良律师炒作出来，以毁当事人、破坏共同体为代价，成自己名气的。
五是，律师与客户的关系怎么维护？
我就特别生猛，而且对谁都一样。记得前些年，我姑姑家的表弟在农村超生。那是超生还处罚的年代。县上管计划生育的，是我一个朋友。我姑姑找到我说：“现在他们把你把你表弟弄到镇上，关起来了。能不能少关几天？”
“不行，这是他该得到的惩罚。”
“我去替他行不？”
“不行，超生的是他，不是你。”
“罚款给人家说说，少交点？”
“不行，你这既想多生孩子，又想少交罚款。合着既娶媳妇又过年，好事儿都让你们一个人占了！”
“我不会说话，说了也没用。让人家犯错误呢！”
这实际也类似客户与律师关系。我常听到，律师给当事人承诺这承诺那，好像公检法是他家开的似的。更常看到，律师单从客户有理的角度说话。
天底下，哪只有一面的理啊。硬币都有两面，缺一面的是假币；人都有优缺点，缺一面的是死人；案子更是都有有理和没理的地方，缺一面，是人为炒作和误导公众的假案。
客户来找我，我就先听他说正反两面。少一面的就是劣质客户。我常给他们说：“骗没用，骗过我更没用。要论骗，已经在里面的该出来给我辩护。他这都至少是涉嫌犯罪了，我能骗得过他？”
把两面的理儿说清楚了，后面的信任也就建立起来了。在此基础上，开展工作大刀阔斧，诉讼进展和效果也就大步前进了。
也是基于这点理由，我反对炒作案件。能炒出来的案子，都是只说一面有理。否则，就不能占据舆论上风，让舆论去干扰办案。但世上不存在只一面有理的案子啊！
六是，律师与公检法的关系怎么处理？
这个问题，实际就是怎么样把理说进公检法、说进办案结果，以及怎么有效辩护的问题。
对这点，我看主席他老人家关于统战工作的论述，就很实质的概括了。他老人家说，统战嘛，就是把自己的人搞的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的少少的。
诉讼程序中，公检法派出来的工作人员都是来干工作、具体办案子的；程序之中，律师没有敌人。把老人家的话，活学活用的用在诉讼程序中，该是“把认同自己道理的人搞的多多的，把不认同自己道理的人搞的少少的。”用你的道理，让公安手下留情，让检察员不够坚持和针锋相对，让法院充分考虑和酌情采纳，这就是有效辩护。
也许有人会问，把我们的人搞的多多的，不就正好是炒作案件吗？舆论起来了，都说我们有理、都骂公检法，我们的人最多，统一战线也就建成了！
这是错误的观点。
程序中的人，是参与诉讼的人。旁观的不算。
更重要的是，媒体能炒出来的案子，都是“缺另一面”的假案。人再多，也不可能弄假成真。
“办假案，是要终身负责的！”不仅公检法要负责任，律师也要负责。把这个责任压实，圈子也就干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