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伯年的绘画发轫于民间艺术，技法全面，山水、花鸟、人物等无一不能。他的学画则从画像开始，最早是受其父任鹤声影响。任鹤声早年是民间画工“善画，又善写真术”，后“设临街肆，且读且贾”在萧山开米店维持生计，因感到生活艰辛又没有保障，便把“写真术”传授给儿子任伯年，以便其日后有手艺可以谋生。任伯年十来岁时，一次家中来客，坐了片刻就告辞了。父亲回来问是谁来，他便拿起纸来，把来访者画出。父亲看了，便知是谁了。这说明任伯年少年时就掌握了写真画技巧。
莫迪里阿尼AmedeoModigliani出生于意大利，父亲是商人，家境颇为富裕。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母亲，这位荷兰哲学家后裔有着良好的教养，对他的艺术之路起着重要作用。自幼体弱多病的莫迪里阿尼常随母亲前往各地疗养，总是与美术馆、博物馆等为伴，大师杰作成为他最重要的启蒙恩师。18岁时，他进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后转入威尼斯美术学院。1906年，莫迪里阿尼来到巴黎，正式开启艺术家的一生。
中国的“写真术”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写生”，是一种目识心记的“默写法”，作为求生技艺的写真术，是任伯年最初接受的美术教育。从小学习“写真术”技法，无疑培养了任伯年极强的造型力和观察力，为日后在人物画的创作上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并逐步引导他走向了成为一名艺术家的道路。
元代陶宗仪就提出画“写真术”要：“彼方叫啸谈语之间，本真性情发现，我则静而求之，默识于心，闭目如在目前，放笔如在笔底。如果让对象静坐不动，目不斜视，必然矜持拘谨，感情个性不易表露。可见中国绘画中“写真术”的训练方法一开始就已经跳出了“像”的范畴，着重于对人物情绪的描写，而西方学院派的绘画基础—“素描”的教育至今仍停留在“像”的基础上。莫迪前期的作品也是一样，善于捕捉人物的面部特征，观众一看就知道描写的对象是谁，但又感觉似像而非像，画面也是以表达人物的情绪为主。1907年，莫迪加入了巴黎大皇宫的秋季沙龙，开始对作品进行新的尝试，这幅《保罗亚历山大肖像》中除了面部，其余部分都被大面积的虚化了，在笔者看来这种“虚化”犹如任伯年笔下的“泼墨”，通过强烈的虚实对比，更为凸显了人物的面部表情所传递出的情绪，这在莫迪的前期作品中非常多见。可见任伯年与莫迪早期的作品在对人物肖像画的创作上所要表达的都是人物的“神似”。
中国人物画始于夏商，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需要为目的，到了周代强调礼法，连日常穿衣戴帽都赋予了各种意义，因此中国传统人物画的创作在观念上受到传统审美观和道德观的影响一直是“带着镣铐跳舞”，“带着镣铐跳舞”这是德国思想家，诗人歌德的著名观点之一，寓意是有束缚不能自由发挥。任伯年也不例外，卖画为生的他在观念上不能随心所欲但他并没有停留在悲叹之中，而是积极寻找技法上的突破，正如教育家钱梦龙所说“戴着镣铐也要跳好舞”。
在任伯年的艺术道路上不得不提的是与中国最早的西方美术教育机构土山湾画馆的图书馆主任刘德斋的一段友情交往；刘德斋以画油画而闻名，曾传授任伯年素描技法和透视学，画人体模特，教他如何使用西洋颜料，并赠送3B铅笔于任伯年，要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没有铅笔，土山湾的出现使任伯年对西洋绘画有了实践性的了解，在绘画观念和技艺上无疑又打开了一扇窗。
任伯年的绘画到了中后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人物画继承了明清以来的绘画传统，在笔墨上展露出灵动而自由的风采，从而不再是传统规定下的笔墨刻画，而是自我主观的笔墨形式。他最具成就的是把中国的风俗画从传统中解放出来，提炼出概括的具有表现力的线条，赋予了民间绘画以文人画的格调，把中国人物画提升到了一个新的美学高度。郑午昌在他的《中国画学全史》中是这样评价任伯年的：花卉喜学宋人双钩法，山水人物，无所不能，兼善白描传神，一时刻集而冠以肖像，咸乞其添豪，无不逼肖。沪上声誉赫然，与胡公寿并重。
再看意大利的莫迪里阿尼，虽年少时家族破产但出生富贵的他骨子里仍保留着那股傲气，不只是傲气，而是一匹狂傲不羁没有镣铐的野马，22岁的他只身前往艺术之都巴黎，没有多少人懂他的画。他也完全不懂如何与方方面面重要人物，如评论家、策展人和收藏家打交道。对那些并不了解他艺术的有钱人，往往不以为然，甚至当面取笑和拒绝。能卖掉的画非常有限。他贫穷多病，狂傲自负的外表下，隐藏着怀才不遇的自卑与绝望，靠酒精和毒品麻痹自己，但就算画卖不出去他也一直坚守自己的绘画理念。1909年到1914年，他发现了非洲雕像中原始简化的美，这些异国的雕像让他有章可循，莫迪里阿尼将这种简化又夸张的手法运用于画作，形成符号化的人物造型，又下意识地把素描轮廓线凸显于画面，线条与渐变形成的具有体量的色彩相融合，使作品整体呈现出一种游离于平面与立体之间的感觉。
莫迪生命的最后五年是他创作的爆发期，后期作品完全抛弃了对人物情感的挖掘，他将这项内容清除掉，把人物对象从具体的环境、时间甚至现实中抽离了出来。面部特征被面具化了，观者一看就知道是莫迪的作品，却未必知道画的是谁，模特成了一个被剥去了全部特征和心理活动的人像符号，这种符号化的表象在中国传统审美观中形成的仕女形象又何尝不是呢？只是中国画中的仕女多了双能洞察心灵的眼睛。尽管莫迪很多作品中不画眼睛，就连他的自画像也没有眼睛，然而你却无法忽略画作中的眼睛，莫迪曾说：当我了解你的灵魂时，我会画你的眼睛。把绘画上升到哲学的范畴这或许是他出生于贵族，荷兰哲学家后裔的母亲带给他的。从传统中国文人画的审美哲学出发这是莫迪想要呈现给我们的“留白”之处。在这里传递出来的是画面中灵魂和内心的气口。清代书画家笪重光说：“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现。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位置相戾，有画处多属赘疣。虚实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莫迪生前一直拒绝被定义流派，因为莫迪只有一个。
两位大师都有一位大师级挚友。任伯年比吴昌硕大4岁，任伯年既是吴昌硕的老师，也是吴昌硕的友人，他曾对初学绘画的吴昌硕说：“子工书，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吴昌硕没有辜负他这位老师的良苦用心，终成一代金石书画大师。他曾这样评价任伯年：“名满天下，余曾亲见其作画，落笔如飞，神在个中。”浙江省博物馆藏有任伯年《酸寒尉像》轴，写吴昌硕着官衣立像，极其传神。
莫迪比毕加索小3岁，毕加索称霸巴黎艺界，但是不羁的莫迪从来不服他，有时还故意挑衅，气得毕加索直呼莫迪是“一个疯狂的意大利混蛋”。但是随着彼此的深入了解，毕加索越来越欣赏莫迪的才华。毕加索甚至还在大雪纷飞中参加了莫迪的葬礼，墓碑上镌刻着：“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不走运的画家在荣耀即将降临之际被死神召去。”毕加索晚年在病榻上时，嘴里仍念着莫迪的名字。也许这个名字对毕加索来说，意味着激荡的青春与才情。
任伯年出生于1840年，莫迪里阿尼出生于1884年，拿现在的话说任伯年与莫迪里阿尼都是19世纪的“职业画家”，都从儿时起学画且又都喜雕塑，任伯年在23岁时与父亲任鹤声逃难途中；惊恐不安，饥寒交迫，不幸染上肺病，父亲也遇难。双重打击之下，使他身心受到严重伤害。靠卖画为生，时而以鸦片镇痛肺部，逐染上毒瘾。55岁因巨额财产被骗，不胜其苦，卧病哀悲。1895年11月4日（公历12月19日）病逝于上海。莫迪里阿尼自幼体弱多病，成年后怀才不遇，穷困潦倒，患有严重的精神疾患，最终因毒瘾而病逝于1920年1月。任伯年享年55岁，而莫迪则更短，享年36岁，真是可悲可叹。但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道路上都应了莫迪生前的那句话“短暂而完美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