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分享《中国人的思维危机》。本书立足现实、立足当今天，通过大量的事实来论述思维能力不足给我们带来的不良影响。本书作者对中国人思维危机的深切忧虑，对中国人劣根性的深刻反思，对中国教育弊端的强烈批判。
( 二 ) 重读书而轻实践
在中国, 我们常常把“上学”称为“读书”, 上学就是读书,读书就是上学。在中国人的眼里, 上学的主要活动就是读书, 而中国的学校教育也确实就是如此。然而, 学校教育不能只是读书, 应该读书与实践并重。在一些中国人看来, 这个问题有些难以理解: 读书就是读书, 上学的时候怎么能参加实践呢？只有工作之后才会实践呀？应该是先读书、后实践呀！不先学好理论, 怎么能搞好实践呢？当中国人要让学生做某件事的时候, 往往要先让学生去学习有关理论、背诵有关知识, 其实这种理论先行的方法并不科学。
1. 从做中学
美国教育家杜威对美国教育的影响是无人能比的, 正是他的理念奠定了现代美国教育的基础。杜威在教学论方面有一个有名的观点——“从做中学”, 他反对传统教育的“书本中心”。杜威认为, 在做事里面求学问, 比专靠听来的学问好得多。学校课程的真正中心应是儿童本身的社会活动, 因而提出儿童应“从做中学”, 从自身的活动中去学。从做中学, 就景从实践中、从做事中学习知识, 而不是先学知识后去实践。杜威认为, 学校过分地重视学生积累和获得知识资料, 以便在课堂问答和考试时照搬, 知识的记忆常常被视为教育的目的, 于是学生的学习目标就是堆积知识。但是学生对于在课堂上所学的抽象的、遥远的、冷漠的知识很难产生好感, 更难以真正理解这些知识所包含的意义, 使得学校成为了束缚儿童思维的地方。“从做中学”就是要儿童在现实生活中自然学习知识的方式学习。儿童虽然缺乏知识, 但是他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经常会遇到疑难问题, 这时候他们就像科学家一样, 高度关注面临的问题, 调动一切积极性, 查找各种资料, 去努力解决。在这个过程中, 儿童增加了经验, 同时在无意中也获得了知识。
虽然杜威在中国教育界是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但很多人并不能真正理解他的理念。在我们的课程教学中, 占主流的仍是“先学后做”的理念。我们总是教给学生一大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 让学生去背诵这些知识。虽然我们吿诉学生应该按照这个理论来进行实践, 但我们考试考的只是知识的记忆而不是实践。这种方法的效果是很差的。其实, 我们很多人在生活中都能切实地感受到“从做中学”的良好效果。
在电脑使用方面, 许多人并没有一开始就去背诵很多有关电脑的理论知识, 他只是运用电脑, 当在运用中出现问题的时候,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他就不得不, 甚至会迫不及待去了解相关知识, 并主动地去查阅相关资料, 最后在问题解决的同时, 他的知识也增加了, 理论水平也提高了。许多电脑高手不是先通过书本学来的, 而是在实际运用中提高的。
在实践的过程中学理论, 提高是最快的。
有不少学者认为杜威的主张是偏颇的, 他们说, 杜威主张“从做中学”, 强调学习者个人的直接的主观经验, 提倡学生的个人探索,重视知识的学以致用, 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 就教学过程的一个侧面而言, 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是把“做中学”绝对化, 其结果必然导致否定间接知识和系统知识的价值, 这便不免有所偏颇了。这种观点在中国教育界比较流行, 看起来似乎很客观、很全面, 其实不然。这种观点没有真正地理解“从做中学”的含义, 他的理解是极端的、片面的。“从做中学”绝不是要排斥间接知识和系统知识, 一切从空白开始, 而且“从做中学”也不可能排斥间接知识和系统知识。“从做中学”是通过“做”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让学生自然地、主动地学习相关知识, 并没有忽视知识。
我们的教育是逼着学生去背诵知识; 而“从做中学”是学生为了解决问题, 主动地去学习相关知识。简单地举一个例子, 在美国某学校一堂有关二战的小学历史课上, 老师没有要求学生去背诵什么知识点, 而是要求学生准备在课堂上发言, 谈谈“如果你是美国总统, 会不会向日本投原子弹? ”这个问题引起了学生们极大的兴趣, 他们纷纷查阅资料, 写作发言稿。甚至在发言的时候, 一些学生根本不用看稿子。
在这个写作发言稿的活动中, 学生们自然地就会去了解有关二战的很多知识, 并且在有意无意中就记往了这些知识, 根本不需要老师强迫他们背诵知识点。
让我们再看看高钢教授在《遭遇美国教育》一文中谈到的几个例子：
儿子上小学的时候, 经常可以看到老师留下这样的作业：用纸制作一个你喜爱的房子；写一篇蚂蚁怎样生活的观察报告；写一篇人类怎样发明了汽车的文章。
每次, 只要作业一下来, 孩子就忙活开了, 家里就像遭了劫一样, 被翻得一片凌乱。他要么找出一大堆过期杂志, 画笔剪刀胶水摆满桌子, 又是画又是折又是剪又是粘, 最后鼓捣出一个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 得意地告诉我, 这是50 年后的房子模型。要么就连续几天, 放学后和同学到公园去, 晚上回来时像个泥猴似的, 问他干什么去了, 那张小脏脸兴奋得发红: “观察蚂蚁去了！”然后给我看他们写的对蚂蚁行为的观察。要么就是去图书馆, 背回来一堆书和录像带, 写他的汽车发明史的“论文”。对于作业, 儿子总是要兴致勃勃、全身心都投入其中, 忙上一段时间。
当然, 作业不光是手工和玩耍。做一个纸房子可不算完, 老师还要让孩子同时提交记录制作过程的文章, 特别是制作想法的文字说明；光写一个蚂蚁生活习性的“调研报告”也不行, 老师还要让孩子提供“最能反映蚂蚁习性”的三张照片；交上汽车发明史的“论文”, 老师会要求孩子同时提交在图书馆查阅图书资料的借阅目录存根。
儿子的作业, 几乎每一个都是小小的系统工程, 孩子非要调动自己的眼耳鼻舌身, 非要动用“听说读写做”的综合能力不可。我发现, 这些作血不仅让还是小学生的儿子非常有成就感, 而且兴趣无穷。
儿子提的问题渐渐多起来, 想象力也开始丰富起来。 [95]
这些实践性的作业, 很容易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他们就会主动地去思考和学习,在做作业的过程, 他们自然而然地会接触到、学习到很多知识。而到了高中, 很多作业则已经是科学研究了：
儿子上高中的时候, 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 是亚利桑那州图桑市政府的一个市政科研项目。图桑有点像我们中国的云南。一年中晴朗的夜空达到330 天以上, 因此, 美国天文观测台站都云集此地, 据说美国全国科研机构的90% 的天文望远镜都在这个地区。
对天文观测来说, 不仅要求空气的澄净, 而且对地面的反射光的要求也很严格, 越微弱越好D 但是图桑又是一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
整个城市的夜间公共照明系统的明亮度直接关系着当地居民的切身利益, 市民们希望这个城市夜间灯光璀璨。这样一个尖锐的矛盾, 让市政府和相关科学工作者都非常头疼, 始终找不到一个两全的方案。
儿子所在的中学就把这个难题拿回了学校, 摆到了学生们面前。儿予和他的同学们组成了一个课题组, 在进行了短暂的研究之后,就分别进入了认真的先期准备工作：从互联网上查找相关的资料, 在世界范围内去寻找其他城市照明的各种布局结构, 公共照明系统的最新技术, 把地面照明对天空反射影响净低到最小程度的可行途径。
为了这个作业, 孩子们走访了当地的城市照明管理机构, 用电子信件向世界上一些研究城市照明的专家求教, 寻找当今世界上一些最新的公共照明技术。他们也走访了亚利桑那大学天文系一些天文观测机构, 与天文学家们一起探讨天文观测所需要的环境条件。
这个项目整整做了一个学期又加上一个暑假。最后, 他们从照明系统的整体布局, 根据不同时段对光源强度的适时调控, 灯管、灯罩、防反射装置的配备等等方面, 提出了一个图桑市区新型照明系统建设的可行性报告和一组新型照明系统的规划图。
儿子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个作业中, 忙得脚不沾地。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个作业把我们都变成城市照明的专家了！”
没过多久, 他们的研究报告就受到了市教育部门的嘉奖, 在讨论城市照明系统的专门会议上, 一群真正的专家们还请批评指正了他们的课题小组去列席旁听。学校就是在这样的活动中, 让孩子们知道, 一切学习最终都是要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因此, 要勤于动手, 要勤于思考, 要实事求是。 [96]在做这样的作业的时候, 学生们从中学到的东西要比在书本上学到的多得多。正如文中所言, 这一个作业把学生们都变成了城市照明问题的专家了。
杜威的另一个著名观点“教育即生活”在美国教育中也被普遍接受并实践, 他们注重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在实践中学习, 使学生很自如地将科学的思路和方法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我国学校教的科学知识是与生活相脱离的, 过多地注重解题能力, 学习中的优势仅仅在于解答考卷上的难题。这种优势虽然能在笔试中取得好成绩, 但在需要创造性地运用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时, 我们的学生就远远不如国外的孩子了。
现在, 中国的许多中小学也开始了“探究性学习”的尝试, 但很多学校在这方面的教学已经流于形式化、表面化, 只是装装样子, 没有真的去实践。甚至有的学校专门开了一门“探究性学习”的课程, 真是荒唐, “探究性学习”是一种学习方法, 并不是一门课程, 这种学习方法应该是应用到各个课程的。毫无疑问, 很多学校课程表上的这门课只是存在于课程表上, 应付检查而已, 实际上并不存在。其实, 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到了实践的重要性, 陆游说“功夫在诗外”, 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 都指出了实践的重要作用, 而我们现代人却经常忽视这些古训。
2.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
实践还包括另一个类型——游历。古人说,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读书”与“行路”二者并重, 是古人的追求。当然, 这里的“行万里路”也包括社会实践的意思, 但我们此处就谈游历。在我国古代, 很多读书人在青年时期都要出外游历, 遍览河山, 广交朋友。唐朝时此风甚盛, 很多诗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被称为“壮游”, 因杜甫诗《壮游》而名。壮游增加了人的阅历, 加深了对现实的了解, 锻炼了人的精神和思维, 结交了许多朋友, “读无字之书, 禀山川豪气”, 对他们以后的人生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汉司马迁年二十而游历天下, 接触壮丽河山和四方之民的生活习俗, 并搜求历史传说与各种史料, 为其以后写作《史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唐时的杜甫、李白等很多诗人在青年时期都经历过壮游, 还有不少诗人从军边塞, 绮丽的风景与艰苦的生活锤炼出了诗歌中的一个大类——边塞诗。唐人崔颢早年为诗, 浮艳轻薄, 后来游历山川、边塞, 视野大开, 风格一变而为雄浑大气、风骨凛然, 并留下了传诵千古的名篇《黄鹤楼》。
可惜, 壮游的风气在现代中国已经式微, 独闯天下的勇气在中国人的心中已荡然无存, 人们特别是很多城里人, 变得安于现状、胆小怕事、心胸狭隘、见识短浅。他们最多到旅游景点转一转, 对中国社会的了解是片面的, 与其他社会阶层的接触是很少的, 结果就产生各阶层间的隔阂与误解, 以及人们思维的简单与肤浅。父母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更是限制了其眼界的开阔。悲夫！
壮游的风气在西方却方兴未艾, 即使是中学生, 也经常离开父母的陪伴, 与同学、朋友结伴甚至独自出游。而成年之后, 更是足迹遍于天下。在日本, 几乎所有的中小学都强调毕业旅行, 毕业旅行几乎已成了一门功课。丰富的阅历使得人思考问题更为全面、深刻和理性, 更让他们见多识广, 能够体会人之间、文化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异, 开阔人的胸襟。
3. 读书越多越愚蠢——忽视实践与思考的结果
毛泽东是杰出的军事家, 有很多学者一直在把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与他读过什么书联系在一起, 说是因为他读了《孙子兵法》等中国古代兵书及列宁的著作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这种观点是有问题的。
要说读兵书, 国共两方都有很多在正规军事院校毕业的人, 但他们读的军事理论可不少, 他们在实践中却不如毛泽东。而在历史上, 赵括、马谡都是熟读兵书, 满腹韬略, 却留下了纸上谈兵的笑话, 成了负面典型。
实际上, 在1936 年年底之前, 毛泽东没怎么看过《孙子兵法》。 [97] 毛泽东军事思想主要是在实战中形成的, 正如他自己所说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98] 他并不是因为读兵书读成了军事家。当然读书的影响也很重要, 读书可以让一些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 从而将这些思想传播给别人, 毛泽东也正是后来在写作一些军事著作时才去大量地读了兵书。真正打仗时, 哪里会机械地去考虑什么军事原则、什么兵法？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制定对策罢了。
毛泽东军事思想与他强大的分析思辨能力是分不幵的, 他只需根据事实, 就能准确地认识当时的敌我形势, 准确地推测敌人会采取什么措施, 再根据这些来制定对策；当自己采取某种对策后, 又要准确地分析出敌人会采取什么对策, 自己又该如何应对……这是一个敌我双方反复博弈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谁的思辨能力更强, 谁更善于推理,谁就能占据主动。
如果我们把战争的过程看做下棋的话, 我们每走一步棋, 都要考虑到对方可能会怎么走, 然后自己应该如何应付, 好的棋手往往能推测出更多的步数和更多的可能性, 而初学者则只能推测出一两个回合。
思辨力不强的人就像一个初学下棋的人, 只能推测出较浅的可能性, 而看不到更深层次的、更本质的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 共产党一方的很多将领出身贫苦, 文化水平不高, 也没有学过什么高深的军事理论; 而国民党一方的许多将领, 都是黄埔军校等专门军事学校出身, 专门学过军事技能和军事理论。要论谁读的书多, 无疑是国民党军将领。但国民党却在战争中一败再败, 最终土崩瓦解。所以有人戏称解放战争是“土包子”打败了学院派, “大老粗”打败了科班生。
在影视演员中, 也有很多科班出身不如业余的。港台这么小的地方, 却产生了大量的影视明星, 这些明星很多都不是科班出身, 最多是上过培训班, 并且很多人学历也不高。而内地很多都是电影学院、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 读了很多理论, 但很多人表演起来还不如业余出身的。在欧美日韩, 同样有大量的主持人、影视明星并不是专门学校培养出来的。现在我们的高校中, 甚至有了写作专业、创意专业, 似乎学了写作理论就能成作家, 学了创意理论就能成为创意大师, 这个思维是非常错误的。作家、创意不是学理论学出来的, 他们主要是通过实践与思考成功的。我们能够看到, 很多作家并没有专门学过写作。
近些年来, 高校里管理类专业非常热门, 但是这些人读了管理学之后就能做好管理吗？其实未必。有很多优秀的干部、企业家从没有学过管理学, 甚至文化水平很低, 但他们照样把一个单位、一个企业管理得并井有条。《中国青年报》2009 年11 月2 日刊发了一篇文章《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无门, 管理没戏? 》, 文章指出, 大学管理类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遭遇寒流, 无人问津, 能够找到管理类工作的大学生凤毛麟角, 高考时最热门的专业成了就业最难的专业。很多企业负责人对管理专业本科生深表不满, 认为“管理”这个词其实是给学生设置了障碍, “什么人力资源管理、公共事务管理, 管理什么呀？非常蠢”。甚至有企业表示, 大学管理类应届毕业生一个都不要。有专家分析认为, 企业需要的是有经验的管理者, 而不是有知识的管理者, 知识不等于能力, 学了管理学不代表就能做管理工作。上海华彩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白万纲直截了当地说“企业管理中‘科班生’敌不过‘草根一族’”, 科班生不如那些从生产一线成长起来的管理者。
为什么会这样？号称本科第一专业的管理怎么就成了没有出路的专业? 这正是中国教育过度重理论而轻实践造成的。正如企业家们所说, 企业需要的东西老师根本不会教, 老师本身就没有管理经验, 也没有办法去弥补这种不足, 只能“空对空”地给学生讲理论与模式。学生学的这一套纯粹是纸上谈兵, 到了企业根本派不上用场。学了管理理论就会管理, 就是一种头脑简单的想当然, 我们的学生就是被这种想当然的教育体制和教育观念给害了。
很多人虽然掌握了不少理论, 但过多的理论与教条反而限制了他们的思维和创造性, 给了他们很多思维定势。他们在工作的时候, 总是想着某种理论教条, 而不是面对实际情况。老师和书本灌输给了他们很多的观念, 并且家长和社会也在不断地对他们进行某种观念的轰炸,使这些观念在人的大脑中留下极深的印迹, 让人对之深信不疑, 逐渐形成某些极其顽固的思维定势, 这时候要想改变就难了。一旦某个观念动摇了, 这个人在思想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和震动, 可以说是思维的地震, 经历了地震之后, 才能有所改变。
电视剧《陈赓大将》中有一段陈赓评论其黄埔同学的情节, 陈赓与国民党将领黄维、胡宗南都是黄埔军校的同学, 陈赓认为, 黄维、胡宗南他们上学时虽然学习认真, 成绩不错, 但死板、教条, 不会对理论活学活用, 难成大器。而蒋介石却很喜欢这样的人, 并让这样的人担当大任, 其结果可想而知了。单靠背诵兵法是成不了军事家的。
德国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写过一本书《论有学识的无知》,“有学识的无知”可以说是对书呆子的最好评价。没有深入的思考, 没有社会实践, 读书就不能给人带来智慧。我们经常说“知识就是力量”, 似乎知识的积累量越大越好, 这个观念是有问题的。脱离实践的知识和没有经过思维加工的知识并不能给人带来力量。
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现象由来已久, 而在中国当前的这种教育体制下, 则更是屡见不鲜。近些年来, 中国的一些专家、教授经常发表一些荒唐、愚蠢的“雷人”言论, 以致被网友讽之为“砖家”、“叫兽”。为什么这些知识很丰富、智商也挺高的人, 谈论一些问题的时候却那么愚蠢, 甚至不如普通老百姓？笔者觉得并不奇怪, 因为这些专家是中国的教育培养出来的, 他们是中国式教育的产物。虽然有一些专家曾留过学, 但他们的基础教育阶段基本是在中国度过的。中国教育过度注重知识的背诵, 不重视思维的训练, 使得这些专家虽然背诵了很多理论, 却不会思考, 思辨力低下, 又不重视实地调查和实践。他们看问题时会过度地注重片面的、细节的和表面的东西, 他们也许能在某一个方面研究得很深, 却经常看不到整体和本质。或者是纸上谈兵, 只是通过书本得出结论, 拿死板的理论教条去套现实。而现代科学分工又极细,专家往往过于“专”了, 缺乏全局性思维, 就如同一个呆板的专科医生, 不能全面地考虑到病人身体的整体状况。而老百姓是最现实的、最实在的, 他们不去管什么细节、什么理论, 没有理论的束缚, 反而会看到本质性的、根本性的问题。毛泽东说“卑贱者最聪明, 高贵者最愚蠢” [99] , 这是有道理的。
笔者在这里谈读书使人愚蠢的现象并不是要反对读书, 相反,笔者认为现代人应该大量地阅读。读书越多越愚蠢的现象只会发生在那些只读书却不去思考、不去实践的人身上。笔者在此谈这个问题, 也正是想说明思考和实践的重要性, 如果没有思考和实践, 就很可能读书越多越愚蠢。
4. 独立思考能力、群体心理与思辨力
我们会注意到这种现象: 当中国人作为个体出现的时候, 最能够忍辱负重, 也很理性, 能够接受批评; 但是作为一个群体出现的时候, 则非常敏感易怒, 缺乏理性。这就是群体心理学研究的问题, 当个体进人群体之后, 他的心理会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大众心理学名著《乌合之众》中译者序中说：
进入了群体的个人, 在“集体潜意识”机制的作用下, 在心理上会产生一种本质性的变化。就像“动物、痴呆、幼儿和原始人”一样, 这样的个人会不由自主地失去自我意识, 完全变成另一种智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生物。 [100]
又说：
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 群体并不认为真理, 尤其是“社会真理”, 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 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在群情激奋的气氛中的个人, 又会清楚地感到自己人多势众, 因此, 他们总是倾向于给自己的理想和偏执赋予十分专横的性质。“个人可以接受矛盾, 进行讨论, 群体是绝对不会这样做的。在公众集会上, 演说者哪怕做出最轻微的反驳, 立刻就会招来怒吼和粗野的叫骂。在一片嘘声和驱逐声中, 演说者很快就会败下阵来。
当然, 假如现场缺少当权者的代表这种约束性因素, 反驳者往往会被打死。”出现这种情况的一个主要原因, 是勒庞观察到的另一条群体心理学规律：约束个人的道德和社会机制在狂热的群体中失去了效力, “孤立的个人很清楚, 在孤身一人时, 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 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 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 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 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 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权毁。”[101]
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容易盲从轻信。对来自各种渠道如媒体、网络的很多信息, 不会分析和辨别, 很容易被某些人利用, 很容易被煽风点火, 一点就炸。中国的教育使学生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学生的观念都是老师灌输的, 学生不能有自己的见解, 所有的结论都不是自己想出来的, 而是社会宣传的, 老师、家长教的。他们不仅是自己不会独立思考, 甚至不能忍受、不能允许别人独立思考。在网络上, 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和个人, 正是利用了一些网友这种盲从、轻信的特点, 做一些有倾向性的报道, 散布一些不实的消息, 人为地激发网友的情绪, 制造某种舆论, 来为自己或某些人谋取私利。炒作, 就是利用一些无理性的群体,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神舟五号”发射之后, 网上有传言本次发射花费2000 亿人民币, 很多网友信以为真, 纷纷表达不满, 觉得花费太多, 对我们这样一个穷国来说负担太重。后来的消息是整个“神舟”工程花费大约200 亿元, 而“神五”的发射花费了不到10 亿元。现在已经有很多这样的人,正是利用一些人思维简单的特点, 或者是炒作某些人和事, 以获得某种私利; 或者是编造谎言诋毁个人或是单位甚至政府、国家、民族。网友凑了半天热闹, 其实不过是被人利用而已。
在一些发达国家, 学校专门有一门课程, 叫做“防止宣传”,从小学高年级到中学就开始学习, 就是为了防止盲从与轻信, 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中国整体上缺少讨论的氛围, 缺少讨论和分析的耐心, 动不动就骂, 情绪化。《中国不高兴》这本书可以说是一个代表, 其实就其内容来说, 和它的书名关系不大。作者都承认, 选择这个书名就是为了炒作, 利用部分国人情绪化思维的特点, 增加销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