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能为人类提供什么？在《城市发展史》的作者刘易斯·芒福德看来“城市，要让人类生活的愉快幸福，就要给他们提供不断变换的环境和条件，让他们能在两者之间不断转换——光明与黑暗，社交与独处，入世与出世”，现代城市的理想形式就是打造一个真正的新型大都市模型，而城镇化是必经之路。
在过去的200年间，全球城镇化主要经历了四波浪潮。相关数据显示，1800年全球城镇人口5000万，城镇化率约5.1%；1900年全球城镇人口达2.2亿，城镇化率约13.3%；2009年全球城镇人口达34.2亿，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50.1%) ；（数据来源：联合国《城市化报告》（2010））；2018年，全球城镇化率约为55%（数据来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UN DESA）《2018年世界城市化趋势》）。
城镇化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获得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斯蒂格利茨怪圈”理论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
中国规划学会理事长杨保军、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陈明在今年《中国房地产金融》第4期的一篇文章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顺利经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1978-2023年，我国城镇化率由17.92%增长至66.167%，城镇人口由1.7亿跃升至9.33亿（5.57倍），城镇建设用地由1981年的0.67万 km²增长到2019年的约13.37万 km²，40年城镇化年均增长1.1个百分点。
众所周知，因人口基数大，我国年转化城镇人口约1000~2000万人，持续时间长、规模大的特征，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历程都是前无古人的。城镇化率50%是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转折点，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城镇人口规模约6.7亿，达到城镇化发展的临界点。
中国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历史性变革，由“量的扩张”变为“质的提升”转型升级，城乡差距、区域发展不均成为主要矛盾，城镇化步入中后期。以北京、上海等为代表的大城市集聚成为城镇化主导模式，这跟1920年美国城镇化具有样本可比性。
五年行动计划发布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
8月初，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以下简称《五年行动计划》），对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潜力地区城镇化水平提升、现代化都市圈培育、城市更新和安全韧性提升4项重大行动作了部署。提出经过未来五年努力，“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更好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这也意味着，2029年我国常住城镇人口将增至近10亿人，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迫在眉睫。近年来，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核心目标，而新型城镇化就是遵循人口高质量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作用机制，通过优化人口结构、提升城市化质量以及加强城乡融合发展等措施，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人口城市化在特定阶段与GDP呈正相关关系，作为GDP增长的内在动力，城镇化可以通过人口集聚效应促进产业集合，产生显著的规模收益递增和集聚经济效应，使得私人投资和公共收益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大幅降低，产生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一般而言，城市规模越大，效率越高。
据了解，我国城镇化率长期保持在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速，与GDP年均增长8%以上密切相关。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每年可新增2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拉动万亿元规模的新增投资需求。
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城镇率大体稳定在75％左右的水平
2013年12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城镇化受自然条件制约，受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制约，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制约，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不要把提高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率作为硬任务，不能靠行政命令层层加码、级级考核，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更不要去搞大跃进、大干快上、一哄而上”。
这段话深刻揭示了，城镇化率是现代社会工业化进程、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政治力量等多重要素共同作用下的客观产物，中国城镇化率2035年基本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时大体稳定在75％左右水平，是一种预期性判断，而不是硬任务性目标。
据湖南日报报道，2023年，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城镇化率分别为72.6％、71.7％、59.9％、69.3％。近十年分别提升了9.7、13.3、13.8、8.4个百分点。至于最发达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这三个超级城市群，2023年的城镇化率分别为70.6％、72.8％、87.5％（珠三角九市），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升乡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型城镇化的加速推进，使得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学习居住，带动着产业升级和城市功能提升，打破城乡固有壁垒、改变城乡二元结构，也使得城镇体系和空间布局发生着巨大变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切实保障城乡居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根据2023年统计数据，中国有2.97亿农民工。《行动计划》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以进城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为重点、兼顾城市间流动人口，统筹推进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着力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最关心的稳定就业、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会保险等问题。
《行动计划》聚焦两类重点地区进行了分类施策。前者针对城镇化率低且人口规模大的地区，协调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构建产业梯度布局、人口就近就业、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后者面向城镇化率较高且人口持续集聚的地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依托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周边市县共同发展，推动通勤便捷高效、产业梯次配套、生活便利共享。
马列经济学认为“人”是自觉地、能动地从事社会生产实践的人，而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得以实现，从而建立“人的自由共同体”，这就需要建立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的发展形态、人口、产业和城市群发展匹配推动人口经济布局更合理、坚持公有制、保障城乡居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等。
农民进城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历史性任务，即便我国城镇化率达到70%，农村仍将有4亿多人口，政府顶层设计在出台相关法令的时候应该兼顾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要保护好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和集体收益分配权，让农民在城乡间可进可退，这样才能推动新型城镇化更好更快落地，实现人的现代化战略目标。
综述
城镇化道路的不同选择和推进速度直接关系到宏观经济增长提速的包容性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新型城镇化，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更为全世界提供了生态文明建设和转型发展的“中国方案”。
从大视角来看，新型城镇化符合城市发展和构建现代都市圈体系的演变规律，从微观角度来看，这是地方政府职权行为和农户迁移决策的利益耦合点，是我国未来进一步提升人口高质量发展，打破城乡壁垒、促进城乡融合的重要支撑，更是对提高全社会的共享共建水平和富裕程度具有深远重大意义的首要任务。
参考资料：
杨保军，陈明.《中国城镇化发展特征和转型趋势》，中国房地产金融，2024年第4期
尹稚.《要“赶人进城”了？纯误读！》，2024-08-26，中国新闻周刊
《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意味什么？城镇化建设为何再提速？》，2024-08-09，湖南日报
纪文慧、黄晓芳.《未来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升至接近70% 》，2024-08-03，经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