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读：如今，邓稼先这个名字依旧闪耀。人们不会忘记，那些以邓稼先为代表的，“燃烧自己，照亮国家和民族”的先辈，不会忘记他们为中国能挺起脊梁所做的一切
“要是有来世，我还是选择中国，选择核武器事业，选择你。”
这是邓稼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对妻子许鹿希说的话。
语短情长，这句话几乎诠释了这位科学家短暂却充盈的一生，包括对祖国的热爱、对事业的执着、对家人的深情……
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60周年，是“两弹元勋”邓稼先诞辰100周年。
如今，邓稼先这个名字依旧闪耀。人们不会忘记，那些以邓稼先为代表的，“燃烧自己，照亮国家和民族”的先辈，不会忘记他们为中国能挺起脊梁所做的一切。
“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
由于长期工作在核试验一线，邓稼先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1985年，他被确诊直肠癌。这年7月，拖着病躯的他，不得不离开其隐姓埋名执着奋斗了28年的荒凉戈壁滩，回到北京住院治疗。
邓稼先常被人们称为“福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1958年至1986年，我国共进行32次核试验，其中15次由邓稼先亲自指挥，100%获得成功。
但这一次，邓稼先的运气却并没有这么好。他住院363天，动了3次手术，因为核辐射严重，一做化疗，他的白细胞和血小板就马上跌到零，然后全身大出血，极其痛苦。止痛针从每天一打，后来发展到一小时一打。
即使这样，邓稼先依旧挂心中国的核事业，他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完成，不做完这件事，他难以瞑目。
“老于、胡思得：”
那是1986年3月14日，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邓稼先强忍疼痛，勉强“悬”坐在一个轮胎的内胎上，颤抖着书写下一封信的抬头。他因动了直肠癌手术，已无法直接坐在椅子上。
这是一封影响历史的书信——邓稼先要和多年的同事、好友老于——中国科学院院士于敏联名上书中央，建议加快我国核试验进程。
“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这是邓稼先投入核武器事业，并建议加快核试验进程的初衷。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些核大国的核武器研制水平已接近极限，而中国当时的国防战略装备研制正处于爬坡阶段，许多重要的成果和进展尚未最后掌握。邓稼先、于敏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核大国为了维持其优势地位，可能会做出同意全面禁核试的决定。一旦全面禁核试，我国多年的国防战略装备研制将会功亏一篑，中国国防危矣！
1986年3月14日，邓稼先写给于敏、胡思得的信。中国科学家博物馆展品。
这封写于3月14日的信，正是那些往返意见中的一封。信中的胡思得是邓稼先多年的同事和学生，他全程参与了这份建议书的起草，并负责在医院与研究所两边联络。
1986年4月2日，这份重要的建议书定稿，以邓稼先和于敏两人的名义向中央呈报，很快就得到了中央的同意。
胡思得后来回忆说：“稼先为国家作了很多贡献，但是我觉得建议书的重要性，不亚于那些贡献。”
1996年9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邓稼先和于敏用富有战略性的眼光，为我国争取了十年宝贵的核试验时间，让我国在世界全面禁止核试验之前，达到了实验室模拟水平，加快了我国的核试验步伐。
十年艰苦奋战，十年砥砺前行，同事们不会忘记邓稼先对他们的临终叮嘱：“希望诸君努力，不要让别人把我们落得太远！”
“学科学对国家有用”
邓稼先出生于书香门第，高祖邓石如被尊为清代篆刻、书法第一大家，闻名大江南北；祖父邓艺孙曾任安徽教育司司长，是安徽学界颇有名气的人物；父亲邓以蛰被誉为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曾先后赴日本和美国攻读文学和哲学，学成归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谁曾想到，这个松风水月的翰墨世家，却走出了一位投身核弹研究的科学家。
1924年的6月25日，邓稼先出生在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今宜秀区五横乡白林村）的铁砚山房，其父为他取名“稼先”，“稼，禾之秀实为稼”，“稼先”则是希望他根植于中华大地，并且早早地秀实和成熟，成为造福民众的沧海之一粟。人如其名，邓稼先显然没有辜负父辈的期许。
8个月大时，邓稼先随母亲来到北京。家族潜移默化，父辈悉心栽培，儿时的稼先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还在学贯中西的父亲的指引下读了不少外国名著。翩翩少年，温润无双，邓稼先的童年是充实而闲逸的。
上中学时，邓稼先对数学和物理愈加热爱，就在他如饥似渴地求学时，平静的学习生活被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碎了。
他宁可绕道走弯路，也不愿向日本哨兵鞠躬行礼；宁可撕碎日旗踩踏，也不愿游行庆祝日军的胜利。父亲担心邓稼先遭到迫害，安排他前往昆明避难，临行时叮嘱：“一定要学科学……学科学对国家有用。”邓稼先牢记父亲嘱托，立志科学报国。
1941年，邓稼先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师从吴有训、周培源、叶企孙、吴大猷等多位知名物理学家，受到了第一流的学术培养。
西南联大物理系人才辈出，其中，杨振宁和李政道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钱三强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
抗战胜利后，邓稼先受聘任北京大学物理系助教，同时勤奋学习，着手赴美留学考试。有人问他这时为何还要出去留学？他如是回答：“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
1948年10月，24岁的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深造。他学习十分刻苦，三年的博士课程，他花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修完了所有学分，并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此时的邓稼先只有26岁，人称“娃娃博士”。
博士毕业后，邓稼先面临两个选择——是回国报效？还是赴英深造？这位年仅26岁的“娃娃博士”毅然选择了前者。
归来是他的梦，盈满对祖国的情，那里有他的父母和爱人，还有一个崭新的中国。邓稼先在获得博士学位9天后，即登上归国的轮船，迫不及待踏上回国的征程。
“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
1953年，邓稼先与许鹿希结婚了。此时，邓稼先在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做副研究员，许鹿希从北京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两人先后生下了女儿典典和儿子平平，四口之家的生活平静而幸福。
“那时稼先工作很顺利，也有成绩，经常在刊物上发表文章。周末总是带上孩子去爬山、游泳、散步。”许鹿希回忆说。
邓稼先赤子心性，性格非常活泼随和，“而且非常爱玩。我儿子平平天黑以后，就拿个手电，跟着一帮小朋友，到墙根儿上，把砖头一翻过来，底下就有蛐蛐，逮蛐蛐。邓稼先一看小孩去逮蛐蛐，他也去，他还教儿子……”许鹿希觉得邓稼先有时候看起来也像个孩子。
这样平静而幸福的生活只持续了5年。那是1958年的一天，钱三强找到邓稼先，说“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问他是否愿意参与这项绝密的工作。邓稼先深知这个“大炮仗”意味着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彼时，新中国成立不到9年，世界上一些大国已进入“原子时代”。“大炮仗”就是原子弹，更是中华民族的“争气弹”，必须有人去搞，他义不容辞。
那天晚上，邓稼先辗转难眠，他对妻子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 “这不能说。”“做什么工作？！”“这也不能说。”“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邮箱，行吧？”“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这一年，邓稼先34岁，妻子30岁，两个孩子大的4岁，小的只有2岁。邓稼先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这些全靠你了。”“我的生命从此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生命就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从此以后，邓稼先的名字在公众视野“消失”了。他再没有出过国，没有发表过一篇论文，没有公开做过一次学术报告。他成为中国原子弹研制理论设计的负责人。
在“一穷二白”的新中国，要自主研制一颗原子弹谈何容易？1959年8月，苏联单方面终止了两国签订的新技术转让协定，并撤走了全部专家，甚至连一张纸也没有留下。十几年前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科研队伍里，至少有14名诺贝尔奖得主，而邓稼先所带领的团队，则是一群刚毕业的大学生。
他们的主要计算工具也极其简陋，分别是算盘、计算尺和仅有的手摇计算器。然而，正是利用这些计算工具，邓稼先的研究队伍计算出了内爆型原子弹的物理流程。9次演算用掉的演算纸，可以从地面堆到房顶。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作是：“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6年以后，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对一个百年来苦难深重的国家来说，意义难以估量。两年多以后，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中国仅用了两年零8个月。
参与核武器研制的28年里，邓稼先大部分时间都住在青海和四川的研制基地，但偶尔需要回北京汇报工作时，他会回到北京西郊的家里，和妻儿短暂团聚——用邓稼先的话说，是“回北京出差来了”。
28年里，许鹿希见到丈夫的次数寥寥可数。谁曾想，最后归来时，他已是病入膏肓。
“他就是个普通的人”
1986年6月，在邓稼先去世前1个月，国家军委决定对邓稼先的事迹解密。6月24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长篇报道《两弹元勋——邓稼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播发了这篇通讯，一个在当时鲜为人知却对新中国发展起到巨大作用的名字，才重新被中国人知晓。
1986年7月16日，邓稼先得知国务院决定授予他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他在日记中写道：“核武器事业是要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成功，我只不过做了一小部分应该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但党和国家就给我这样的荣誉，这足以证明党和国家对尖端事业的重视……”
这是邓稼先一生的最后手迹。
7月16日下午，纪念邓稼先百年诞辰生平事迹展在上海启幕，通过回顾邓稼先的卓越成就和奉献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
13天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与世长辞，终年62岁。邓稼先的岳父，90岁的许德珩老人，在挽幛上写下“稼先逝世，我极悲痛”。
是啊，何其悲痛！他是民族英雄，但也是谁的儿子、是谁的丈夫、是谁的父亲、是谁的同事和好友……“他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他回忆父亲年轻时，爱听京剧，能用德文、俄文、英文唱《欢乐颂》，是乒乓球爱好者，喜欢下馆子。
邓稼先离开人世后，许鹿希决定用余生去寻找丈夫这28年的痕迹，她想知道原子能事业到底是什么样的事业，她联系了好友杨振宁，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开始重新学习。
学习越深入，了解越深刻。她采访了100多位同路人，了解邓稼先所做的一切，终于重新认识了自己的丈夫——他是同事眼里亲切的“老邓”，会在初创期和大家一起白天挑砖抬瓦搞场地基建，晚上挑灯夜战学理论；他是领导也是老师，编教材、上讲台，手把手教年轻同志如何寻找资料、阅读文献，如何提出问题、思考问题等；当时又逢3年自然灾害，高强度工让人饥肠辘辘，很多科研人员已饿得身体浮肿，他给青年技术人员散发的每人4两粮票，在大家心中“比4两黄金还要贵重”……
杨振宁与邓稼先是一生挚友。他说邓稼先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
重病之时，邓稼先乘车缓缓驶向天安门，望着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他看了一眼身旁的妻子，轻声问：“30年后，会有人记得我吗？”
当然记得，记得他为了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不息的崇高信念，记得他用一生诠释的“中国脊梁”，记得他为后继者种下的科学家精神“火种”，记得他——是邓稼先，是信念永不熄灭。
文 | 吴双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