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房地产救市的号角已然吹响，未来的楼市风向标——房价，究竟是反弹上涨还是继续回落？当前多数人倾向于房价步入调整期，他们认为，历经二三十载的房地产黄金时代，我国楼市已步入资源相对充裕乃至略显过剩的新阶段，加之房价严重偏高，自然引发回调预期。
然而，亦不乏乐观派坚持房价上行论，其论据坚实：城镇化浪潮方兴未艾，广阔天地待开拓，每年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安家置业的刚性需求如同潮水般汹涌，为房价提供了坚实的支撑。更兼建筑材料与人工成本的水涨船高，房屋建造成本抬升，无疑为房价上涨增添了动力。双方观点，皆能自圆其说，各领风骚。
在笔者看来，房价的起伏跌宕，背后是错综复杂的因素交织。供需的天平、建筑成本的砝码，乃至政策调控的风向标，无一不在微妙地影响着房价的轨迹。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投资客群体，作为楼市生态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他们之中，既有单打独斗的个体，更有组织严密的炒房团与深谙此道的企业巨头。
提及炒房，温州炒房团的故事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其足迹所至，房价应声而起，成为业界佳话。而企业炒房，这一更为隐秘而庞大的力量，往往被公众忽视。据不完全统计，仅是A股上市公司，便坐拥逾百万套房产，若以每套容纳三人计，足以容纳近四百万人口，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居住规模。试想，这还仅仅是冰山一角，众多未上市企业的房产持有量，更是难以估量，它们共同构成了楼市中最庞大的“隐形炒家”。
在这股炒房热潮的强推动下，我国房价历经二十多年的连续上涨，最终攀升至令人咋舌的“天价”水平。最新数据显示，尽管全国平均房价在过去两年间有所下跌，但截至2023年底，仍高达9600元/平方米。这一数字仅为平均水平，在热点城市，房价之高更是令众多购房者望而却步。
同时，全国百城平均房价收入比已达到9.2的警戒线，而在更为核心的七十个城市中，该比例更是攀升至13.3，这意味着居民需全家节衣缩食长达13.3年，才能触及购房的门槛。大城市的沉重生活压力让青年群体举步维艰，面对高昂房价，只能无奈叹息。
然而，在这一困境之中，市场却呈现出一种悖论：房屋供给非但未显稀缺，反而陷入了过剩的困境。原因在于少数人的贪婪，他们囤积房产，视其为赚钱工具，导致大量房屋空置，既不自住也不出租，只为在转售时获取暴利。加之房产数量众多，管理和维护都成为负担，出租更是变得无关紧要。
此行为无疑加剧了住宅空置率的上升，造成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西南财经大学的权威调研显示，早在2017年，我国住宅空置率已接近22%，意味着约有6500万套房屋空置无人居住。此后五年，楼市每年新增超700万套商品房，使得空置住宅问题愈发严重。
也就是说，我国房地产市场当前的一大悖论在于：多数城市住房供应看似充足，实则因投机炒作导致有效供给不足，房价高企难下，普通民众购房压力巨大。针对此现状，社会各界普遍呼吁，必须打破炒房者的囤积行为，释放市场潜力。然而，单纯依靠限购政策难以根治问题，因为炒房者总能找到政策漏洞。
对此，前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解决方案：实施空置税政策。他主张，通过设立一系列税收手段，对房地产市场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调控，特别是要针对那些长期空置的房产征收额外的税费，以此增加投机者的持有成本，迫使他们将房源投入市场流通，从而缓解供需矛盾，逐步降低房价。这一策略不仅直接作用于住房资源的有效利用，还预示着未来税收调控将更深入地渗透到房地产市场的各个层面，包括物业管理等领域，以形成更加健康、稳定的市场生态。
深入剖析仇保兴的言论，其核心聚焦于税收策略，尤为空置税之实施，此乃解决楼市症结的关键一招。其背后的逻辑清晰明了：诸多房地产发展先驱的发达国家，业已借助空置税这把利剑，有效遏制了住房高空置率的顽疾。数据为证，诸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与西班牙等国，纷纷祭出房产税大旗，且税率之高，令人咋舌。这些严厉的空置税政策，犹如一剂猛药，促使住宅空置率显著下滑。
以法国为例，其空置税制度之严苛，堪称典范。房屋一旦空置满一年，便需缴纳房价的十分之一作为税赋；次年加码至房价的12.5%；第三年更是攀升至15%……如此累积，若房屋闲置六年之久，所缴空置税竟足以另购同值房产一套，其震慑力可见一斑。此等高额税负，不仅限于法国，凡实施空置税之国度，税率普遍高企，令房屋空置成为经济上的巨大包袱。
试想，若出台空置税，炒房客自是不敢轻易让房产闲置，更不敢盲目囤房。毕竟，房产过多而未能有效出租，终将成为沉重的经济负担。由此，空置房源将被自然驱使进入市场流通，投资者面临抉择：要么积极出租，要么忍痛割爱。无论何种选择，都将有效激活楼市存量，促使房价与租金趋向合理，从而惠及广大民众的住房需求，逐步引导房价回归理性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