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随着神州大地上经济的蓬勃兴起,国民收入水平一日千里,天南海北的旅游已成多数国人的新奇乐趣。

不只是国内的山川名胜,国外的很多国家比如美国、意大利、瑞士等也吸引无数人前往旅游。

今天说的并非是这些耳熟能详的国家,而是距离我国最远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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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位于北半球,而距离我国最远的南半球国家并不是澳大利亚,是阿根廷。

不过值得一说的是,阿根廷的发展大约是昨不如今,今不如昔。

距离我国最远的国家,坐飞机要两天一夜,现在发展是一天不如一天

昨不如今,今不如昔

如果说哪个国家距离我国最远,很多人会觉得是大洋彼岸的美国,也有人认为是处于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不过距离我国最远的国家其实是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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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到阿根廷的旅程,可是跨越地球的一大挑战。

乘坐飞机从中国出发,穿越无垠的亚洲与欧洲大陆,再横跨广阔的大西洋,整个行程动辄需耗时逾三十小时,接近四十小时。

其间还需在欧洲或美国的某个转机点短暂停留,这种旅行的繁琐程度远超前往美国。

阿根廷地处该大陆的最南端。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距南极洲最近的国家之一,阿根廷的最南端与南极之间仅隔着风雪交加的德雷克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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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根廷与寒冷的南极相邻,其国土大部分区域却享受着温带至亚热带的气候,这种气候条件带来了充沛的降雨和适宜的温度,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农业与畜牧业的发展。

阿根廷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牛、羊肉出口国之一,其优质牛肉更是享誉全球。

尽管阿根廷曾在20世纪初期凭借畜牧业的发展一度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由于未能有效进行经济转型,其后又陷入了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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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阿根廷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但由于工业基础及分布的不均,导致其大量矿产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开发。

虽然在科尔多瓦省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等地,阿根廷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基础,涵盖汽车、冶金、炼油、纺织及化工等多个领域。

但其内陆省份的工业设施仍显薄弱,使得资源开采率低下,形成了资源丰富而开采不足的矛盾局面。

从经济的奇迹到如今的泥沼,阿根廷的命运可谓是昨不如今,今不如昔,一天不如一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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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阿根廷国家统计局2024年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1月的消费者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暴涨至254.2%,环比上月也上升了惊人的20.6%。

这是一个警钟,阿根廷通货膨胀的问题已经达到了一个不可控的地步。

实际上,这并不是阿根廷第一次面对如此严重的经济问题。

半个多世纪以来,阿根廷屡次遭遇严重的通货膨胀危机,每一次都未能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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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当选的总统米莱面临的局面,无疑是前所未有的艰难。

通货膨胀如同绑在阿根廷身上的一颗定时炸弹,每一次错误处理都可能导致国家再次陷入深渊。

从发达国家跌落

阿根廷曾经是全球经济的一个亮点。

历史上,它不仅资源丰富,经济繁荣,而且在经济实力方面一度排名全球第八。

确实,回顾一百多年前的情形,阿根廷的国民收入竟超越了诸如法国等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强国。

20世纪初期,阿根廷与美国齐名,成为欧洲人眼中新世界的瑰宝,是他们移居美洲的首选之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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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被誉为“世界的粮仓和肉库”,这不仅仅是因为其肥沃的土地和适宜的气候,还因为其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发达的农业与畜牧业。

自16世纪西班牙殖民者踏足此地起,阿根廷的发展轨迹就已经注定与众不同。

殖民历史虽然带来了西班牙语和白人文化的占主导地位,但这同样为阿根廷的现代化种下了早期的种子。

1816年,阿根廷人民通过起义摆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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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同期的国家还未摆脱西方列强的枷锁时,阿根廷已经在国际舞台上以独立国的身份与英国等强国签订贸易协定,出口矿产和农产品,积累了可观的国富。

此外,阿根廷与智利共同控制的麦哲伦海峡成为其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收益。

在阿根廷的政治与经济历史中,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是其未能在20世纪初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

正当阿根廷有机会通过工业化迈向发达国家行列时,内部动荡和政治不稳定却成为了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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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阿根廷政坛上演了一幕幕军事政变,权力的争斗连续不断。

这些政治风波导致国内无法形成一个稳定和持续的工业发展规划。

在那个时代,农业和矿产虽然为阿根廷带来了初步的繁荣,但这种单一的经济模式终究难以支撑其成为一个真正的发达国家。

上世纪六十年代,阿根廷的局面更是陷入了混乱,治安问题和经济低迷使其彻底跌出了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一切的背后,与当时的政治领导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尤其是与胡安·多明戈·庇隆的政策和治理方式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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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庇隆首次当选阿根廷总统。

作为一位出身社会底层的领导人,他对底层民众,特别是工人阶级抱有深厚的同情和支持。

庇隆的政治理念是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阿根廷,他试图通过扩大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提升工人的生活水平。

然而他的政策却未能在实践中有效地推动经济的现代化和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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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过分依赖政府介入和重商主义策略,加之缺乏长远的工业发展计划,使得阿根廷经济更加脆弱,对外来冲击的抵抗力下降。

庇隆的治理时期,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生活,但从更广的视角看,其政策并没有解决阿根廷深层的经济和结构问题。

通货膨胀,经济顽疾

当庇隆在1946年执掌阿根廷总统大权之际,他开启了一系列根据自己主观愿望制定的大刀阔斧的改革。

庇隆深信国内外的资本家和投资者是压迫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因此他的政策主张强烈敌视这些资本集团,认为必须通过驱逐或课以重税的方式削减他们的力量,以确保工人的权益得到真正的保障。

庇隆上台后的政策重点是支持劳工同盟的建立,增强工会的影响力,并大幅提升工人的工资和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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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们开始享受一年发放13个月工资的待遇。

这种政策在短期内显著提升了庇隆在工人阶级中的支持率,似乎社会公平的理想在阿根廷得以实现。

然而,这种看似为民造福的政策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经济风险。

阿根廷的高福利待遇需要巨额的财政支出,这些资金从何而来?

庇隆选择了一条危险的道路,他没收了英美等国在阿根廷的资本投资,并将其国有化;拒绝偿还阿根廷政府以往积累的外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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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内资本家征收高额税负,以此来支持高福利的支付;同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设置贸易壁垒和高额关税,以保护国内经济。

这些措施确实在短期内为庇隆赢得了国内外下层民众的广泛支持,但长远来看,这种做法对阿根廷的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通过没收外国资产和拒绝偿还外债,阿根廷实际上透支了国家的信誉,严重影响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

阿根廷成为了国际金融市场的边缘角色,国内外的投资者对阿根廷市场望而却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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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阿根廷长期依赖出口驱动的经济模式,尤其是依靠农产品的国际贸易。

庇隆政府推行的高关税政策,原本意在保护国内产业,却不幸在国际市场上削弱了阿根廷农产品的竞争力。

出口额骤降,国民收入遭受重创,经济基础日益脆弱。

面对经济持续恶化的局面,公众出于对福利的依赖,继续坚持要求政府维持高福利水平。

这种对福利政策的“不可逆性”思维,逼迫政府在经济压力下作出更为极端的决策。

为了满足民众的需求并挽回支持,庇隆政府采取了极具争议的措施——开动印钞机,大规模增发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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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行为虽解燃眉之急,但却引发了更为严重的后果:通货膨胀。

随着货币供给激增,货币价值迅速贬值,生活成本飙升,经济状况更加糟糕。

1955年,庇隆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迫下台,标志着他政治生涯的结束,但他留下的经济政策遗毒却远未结束。

在庇隆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哪个政党掌权,为了赢得民心和选票,几乎都不得不沿用庇隆时代的高福利和高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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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政策的延续,未能根本解决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反而使通货膨胀成为阿根廷一直无法摆脱的经济顽疾。

债务危机,长久困境

在2001年,阿根廷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债务危机,导致国家GDP急剧下降,经济陷入深度萧条。

面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困境,阿根廷政府深刻吸取了此前新自由主义改革所带来的教训,决定采取根本性的转变来重振国家经济。

2002年1月,阿根廷政府废除了长期实施的货币局制度,转而采用浮动汇率制度,旨在恢复比索的市场调节功能,并尝试通过市场机制来稳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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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了金融市场的管制,所有的存款、债务和贷款均转换为以本国货币比索计价。

这实质上终结了之前推行的美元化改革进程,开启了以“比索化”为核心的经济发展策略。

阿根廷政府为阻止危机进一步扩大,并限制资本的大量外逃,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金融控制措施,包括关闭外汇市场、限制外汇提款。

政府还拒绝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其国内政策的干预,表明要自主控制经济命运。

这在短期内引发了市场的剧烈反应,比索在浮动汇率制实行的当天即大幅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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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的外汇管制措施也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甚至导致国际市场对阿根廷比索的信心丧失,国内形势一度变得更为严峻。

从长远来看,阿根廷政府的这些措施却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危机的蔓延,减少了更大范围的经济崩溃风险。

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褪去之际,阿根廷经济短暂地呈现复苏迹象。

不幸的是,到了2011年,由于邻国巴西的经济衰退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持续冲击,阿根廷再次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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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的不利因素加剧了阿根廷国内的经济波动,使得资本外逃现象愈发严重。

政府持续实施的资本管制和贸易保护措施,反而加速了比索的贬值,而高通胀率、资本外逃和外汇短缺的问题依然未见缓解。

到了2015年11月,中右翼“变革”联盟的领导人毛里西奥·马克里胜选,成为阿根廷新任总统。

上任后的马克里迅速采取行动,于12月推出了一系列标志性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旨在再次开启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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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汇率政策上,马克里政府实施了“休克式”自由化改革,通过一次性让比索大幅贬值,释放了长期积压的货币贬值压力。

在贸易政策方面,政府取消了大部分贸易限制,尤其是对农产品出口实施优惠税收,以此来缓解外汇短缺的燃眉之急。

此外,马克里政府还解决了与国际“秃鹫基金”长达15年的债务纠纷,重返国际金融市场,并积极引进外资参与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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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马克里政府为经济复苏作出了种种努力,但实际的改革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长期以来困扰阿根廷的诸多结构性问题,包括沉重的外债负担、不均衡的经济结构及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并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因此,马克里改革政策实施的第二年,阿根廷经济再次陷入危机,比索持续贬值,国内经济滞涨现象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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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今日,阿根廷仍未能摆脱高通胀与低增长的困境

参考资料:

阿根廷迟迟走不出通胀困局

李文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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