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被后人称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结束了“文革”后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这场史无前例的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看法。
这场伟大转折的背后，却隐藏着一层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在1977年，当时还是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首次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政治纲领，并得到了刚刚复出的邓小平的坚定支持。然而，仅仅一年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抓纲治国”却遭到彻底抛弃，被新的发展战略所取代。
那么这当中到底有什么隐情呢？
1976年10月，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他肩负着重振中国、带领国家走向复兴的重任。华国锋意识到，“文革”的十年浩劫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如何带领国家走出困境，成为他面临的最大挑战。
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结束后，华国锋开始着手制定新的政治纲领，试图带领中国走向新的发展道路。他提出“抓纲治国”的理念，试图以“阶级斗争”为纲，将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华国锋首先在1977年1月1日发表的元旦社论《乘胜前进》中，首次提到了“抓纲治国”的概念，他在社论中号召全体中国人民：“在新的一年里，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努力作战，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紧接着，在同年2月7日两报一刊重要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中，“抓纲治国”正式成型。社论中，华国锋将“抓纲治国”的理论基础追溯到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的论述。他认为，“深入揭批‘四人帮’，这就是当前的主题，就是当前的纲”。
“抓纲治国”的理念在当时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包括刚刚复出的邓小平。邓小平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于华国锋提出的“抓纲治国”表示了坚定支持。当时，华国锋提出了一项名为“四三方案”的经济发展计划，计划在未来八年时间内，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大力发展中国的工业生产。邓小平对这个计划表示了高度赞赏，并建议将引进规模从最初的65亿美元扩大到150亿美元，甚至认为“再过两三年，也许可以再多些”。
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合作，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然而，历史往往充满戏剧性，华国锋和邓小平对于“抓纲治国”的理解和应用，在实践中却逐渐显露出不可调和的矛盾。
华老口中所说的“抓纲治国”中的“纲”，看似是要搞类似伟人那样的阶级斗争，但实际上这里的“纲”并不是泛指，而是特指“揭批‘四人帮”。1977年2月8日的《人民日报》对此就很明确地作了解释和定义，称：“我们当前的主题，当前的纲，就是深入揭批‘四人帮’。”
也就是说，在华老看来，“抓纲”就是对四人集团的批判和肃清。因为当时的王张江姚四人虽然已经全部归案，但在长达十年的经营里，他们麾下的小将不可胜数，甚至有不少人都已经渗透到了党政军系统，真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
树倒猢狲并未散，这是当时的现状，所以要在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华老将矛头继续对准了余下的这些人，也就是他所说的“纲”。
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全国人民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天下大治。
而邓小平则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发展，只有进行快速的发展，所有问题才能迎刃而解，所以不必纠结于此。
在这种情况之下，以邓为代表的老同志则认为：“抓纲治国”成了阻碍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因此在1978年，理论界展开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人们开始质疑“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呼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紧接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与会代表们便对“抓纲治国”的理念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们认为“抓纲治国”的理念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最终，全会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并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全新任务。
“抓纲治国”最终被历史抛弃，改革开放成为了中国发展的新的方向。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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