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1925年10月14日-2007年1月16日)，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受教于史学大师吕思勉、陈寅恪、顾颉刚先生以及周谷城、童书业、蒋天枢诸先生。后为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黄先生1979年起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等课程，对于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清史多有建树，重点在北朝隋唐代政治史上，撰写论文200多篇。所撰论文编有《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茭蒲青果集》，专著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论文改写札记的有《树新义室笔谈》，其余文字汇编有《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整理古籍具创见有《类编长安志》《西游证道书》。
求真
先生的学术研究是求真的心旅历程，是与非是不容含混的，不管是什么来头。他对陈寅恪先生极为敬重，但对其隋朝和唐初依然存在关陇集团的说法、“胡”与“狐”的关系、安史之乱主力“羯胡”即昭武九姓胡的说法，都一一撰文辨析反驳。其余论文批判纠正的对象，有缪钺先生东魏北齐三次重大冲突都是汉人与鲜卑人之间政治斗争的说法，郭沫若先生的武则天研究，贺昌群先生的“常田”即永业田、“部田”即畿外州县公田的说法，罗尔纲先生《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被曾国藩抽毁部分内容的说法，以及一些学者关于隋唐兵制、“永贞革新”、两税法等等说法。这些闪烁着真知灼见的论文，无不晃动着一个个性鲜明的黄氏自我，真正做到了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和那种人云亦云、赶风头、凑文章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极致
先生没有城府，喜怒必形于色，说话不遮掩，时而来几句月旦评，还要交代“内部言论，不要外传”，给我们一个什么都看不上眼的印象，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他对自己也是这样看待和要求的。有一次，他问起我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本科的情况，顺着话题对我说：“一个史学家掌握着比别人多得多的资料，弄得很熟，但只会顺着资料的表面意思加以梳理、归纳而写成论文、著作，充其量不过是三四流的史学家。一流的史学家应该鞭辟入里，透过资料的表面意思去挖掘、发明，甚至得出和表面意思完全不同的结论，这才叫本事，才是功夫。”他见到陈寅恪先生的《寒柳堂集》正在发行，就为我们代购人手一册，亲自送到我们宿舍来，说还有几种即将出版，注意购置，要认真学习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我读了《寒柳堂集》，认为陈先生利用的都是常见书籍，却能探微发覆，迥异于他人，例如关于隋末李渊改旗，指出是向突厥称臣，接受突厥颁发的"印绶"狼头纛，陈先生真有眼力。先生说：“这就是一流史学家与普通学者的区别，要好好向寅恪先生学习。”显然，先生追求的正是这种极致的学术境界。
先生的渊博学识，是勤奋的结果，甚至是拼命的结果。我入学那年，他已55岁。那时，师母童教宁老师和先生的哲嗣寿成上班都很远，早出晚归，中午不在家，先生便对付着吃一点午饭。一次，我们见他就着书房里取暖的蜂窝煤炉子下挂面，搅进去一点剩菜，就算一顿午餐。午饭后他伏案假寐片刻，一直读书、写作，持续到子夜时分，只在师母下班回来自己趁便吃现成晚饭的短暂时间权作休息。次日上午若没有教学、开会等活动，他起床稍微晚一点，便又进入头一天的状态，只有半上午去收发室取报纸，聊充休闲和健身。他没有周末，没有寒暑假，《唐史史料学》的《自序》成文时间署的是“1989年春节”，《文史探微》的《后记》是“1999年2月16日农历己卯年元日”，《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的《自序之一》是“2002年元旦”。如此拼命，是以健康和生命作赌注的，风险很大，窃以为不宜提倡，列位看官慎勿效颦。
摘自郭绍林《黄永年先生的治学三昧》，
原刊《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
收入《树新义室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