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当年审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说“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解”。不少人视此为陈先生对冯著的表彰，迄今亦然。这大概是不熟悉其文字风格而产生的误会。若回看陈先生审查该书上册时所说：任何作者若“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很可能“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两相对比，若合符节，显然在说：那成系统的“新解”，去古人学说之真相甚远。
陈先生出身世家，向来出语含蓄，反驳他人学说也相当温和。他稍早解“蓟丘之植，植于汶湟”一语，先说此语“自来解者不一”，而以俞樾和杨树达之说“为最精确”；继则论证俞、杨两说实皆不通。更特别反对杨先生擅改昔人文字，不用史学方法解释古书，提出“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这样的彻底反驳，却先许为既存各说之“最精确”者，前人修养真不可及。也可知陈先生很多“表扬”话语，往往需要再三斟酌。
不过褒贬他人之学非陈先生之所重，也不是本文所欲言。其所谓解释古书宜“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则有方法论的启示，而且体现了对立言者的尊重。被誉为剑桥三剑客之一的斯金呐（Quentin Skinner），最重视将文本置于其产生的语境之中解读，常有与陈先生相近的见解。与此说法相类，斯金呐也主张在经典解释中，应排除非历史的涵义，其关键就在于诠释者最好“只采用那些文本作者本人也原则赞同”的描述。
同样，斯金呐对后出诠释那“成系统而多新解”的一面，也颇有保留。他曾批评有些经典解释者，在解释工作开始之前，便赋予特定经典作家或文本的思想以一种内在的一致性（coherence），结果即使在文本中遇到了不连贯甚至互相矛盾的内容，也要想方设法利用某些后设的主题将文本重新组织，使其看上去像个连贯（consistent）而系统（systematic）的整体。这被斯金呐称为“一致性的迷思”，因为被诠释者人为构建起来的这种一致性，可能根本不存在。
即使最重视“一致性”的胡适，也对那些特别整齐的解释系统存疑。他在一九三六年曾说：“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这是见道之解。即使是有意的立言，也常常难得解人。胡适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何况历史上太多事情是偶然触发的，发生后形成的因果关系，或非当事人所能预知；而那些看似存在的因果关联，更可能是后设的。
最重要的是，现在存留下来的史料，不论古代近代，与当时曾经存在的材料相比，基本如陈寅恪所说，“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史家只能“藉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故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这里最需要的，就是所谓历史想象力。然而想象也当有限度，正因材料不全，叙述就不能不留有余地，切忌过于“系统”和“整齐”。
傅斯年说得好：“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作为一种始终从残余断片窥测全部结构的艺术，任何历史叙述多少都有些史家“主观的分数”在里面。傅先生自己后来也说：若推到极端，不论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客观性都只是个“理想的境界”。我们“想以客观为理想而去努力，尚且弄得不客观；一旦完全把客观放弃，认为是不可能的、不需要的”，则“必然看不清事实”。最好是一面不放弃对客观的追求，同时以“多元主义”来弥补“主观主义”。
也就是说，研究取向越“多元”，便越能接近研究对象的“全部结构”。一方面要肯定历史的丰富性，并力图将其峰回路转的原貌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要充分承认史料的有限性，愿意接受不那么系统整齐的历史作品。历史本是已逝的往昔，文物界有所谓“修旧如旧”的讲究，可以借鉴。若历史的丰富一面得到凸显，则其虽不那么“整齐”，可能还更接近史事发生发展的原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