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安娜被称为“按住老蒋脉搏的女人”。2001年，年届86岁的她受邀到某单位畅谈隐蔽战线斗争史，由此揭开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而与她同年出生的的老人姚子健也知道了68年前自己隐秘的身份。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从头说起。
1915年姚子健出生在江苏宜兴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为了生存，一家人起早贪黑，一边务农，一边在农闲时做些小买卖。由于父母吃苦耐劳又头脑灵活，很快家里生活有了改善，就在徐舍镇开了一间茶馆，勉强度日。
尽管生活并不宽裕，但像所有的父母一样，他们都想着望子成龙，于是，节衣缩食将姚子健送到学堂读书。
姚子健也很争气，学习基本不要父母操心，成绩总是在班级名列前茅。
到了14岁时，姚子健报考中学时，高昂的学费让他犯了难。在反复权衡后，他听说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中学部不仅不收学费，连饭费也不收，而且每年还发一套衣服，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并被录取。
家境并不宽裕的他，非常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除了吃饭睡觉，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
苦心人天不负。1931年，他又顺利考入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读书。
然而好景不长，这年秋天，“九一八”事变爆发，举国上下群情激愤，血气方刚的姚子健也和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呼吁当局团结一致、共御外辱。
但是，由于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国民党政府不但不理会学生的要求，反倒查封了学校，将学生们全部遣散回家！
爱国何罪之有？姚子健想不通。回来之后，为了生存，他暂且找了一个小学教员的工作挣钱糊口。
但作为一个爱国青年，他始终关注时局，不断思考和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和方法。
1933年他在一份报纸上看到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正在招收学员，而且一切免费。姚子健心想，自己不能亲自上战场杀敌，但制作精确的军事地图也可以报效国家，于是，他走上了考场。
不出意外，他顺利地考入了陆军测量学校制图班的印刷专业。就在此时，他结识了同乡舒曰信。舒曰信曾经是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的“学霸”，但他还有个身份，就是他是中共中央特科的秘密党员。
两个同乡，又都爱学习思考，自然共同语言很多。接触多了，舒日信发现他这个同乡忧国忧民，报国心切，于是，经常给他讲一些革命道理，积极引导他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4月，经舒曰信引荐，上海地下党负责人鲁自诚对姚子健亲自考察，介绍他正式加入了党组织。
不久之后，姚子健从学校毕业，他被分配到中央陆地测量总局第十室四股工作，专门负责描绘印刷地图的底板。
工作一段时间后，姚子健发现绘制地图，对党的情报价值不大，而第五室则不同，它的工作职责是负责收发、保管标有机密和绝密级别的五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等比例的军用地图。在当时，地图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军用物品，不管是哪一个军官来领地图，都必须将自己部队的番号和大体的部署情况作登记。也就是说，只要掌握了这份登记档案，就能大致掌握国军部队的调动情况。同时，军事地图对于行军打仗更是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负责绘制地图的四股工作技术含量高，发展前途大，而且月薪高达28块大洋，姚子健经济也很拮据，但为了党的工作，他还是按照鲁自诚的指示，以眼疾为由，想办法进入了负责军用地图管理的制图科第五股。这样在收发、保管地图中，凡是有人来取用地图，姚子健在登记时，也暗暗记下了来人所在部队的番号等信息，对方拿走哪张地图，他就偷偷抽一张相同的自留。回去后，他便根据这些信息进行数据分析，形成有价值的情报。
要知道，这个时候蒋介石正集中重兵对苏区进行围剿，姚子健提供的情报事关红军的生死存亡。
每周六晚，姚子健就精心打扮，穿上国民党军服，提着皮箱大摇大摆地乘火车前往上海，对这样穿戴的人，军警一般不会盘查。周日一早，姚子健抵达上海，把地图和资料交给舒曰信或他的同为中共党员的妻子沈伊娜，汇报国民党一周以来调用地图的情况。然后，姚子健便乘火车返回南京，周一照常上班。整个过程就像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到上海游玩了一趟。
而舒曰信则会将地图和情报及时交给自己的上级王学文，然后再由王学文送入苏区。
由于地下工作的纪律，上下线都是单线联系，他所见到的人只有给他下达任务的鲁自诚和接收物品的舒曰信和他的的妻子沈伊娜，这条情报线上的其他同志姚子健一概不知，更不知道他受党的哪个部门领导。
“七七事变”之后，舒曰信和沈伊娜夫妇调离了情报前线，姚子健也随测量总局机关撤退到武昌。这时，他的上线成了“熊先生”。至于真名，姚子健一直都没问过。而“熊先生”除了给姚子健布置任务之外，也从不问他任何私人问题。因为这一切也还是组织的纪律。
多少年后，姚子健再回忆这段时光，曾经说道：
“当时就是这样，上级知道下级，下级不知道上级。我领导你，就知道你，但是你对我住在哪儿、干什么的这些私人信息，是一概不知的。”
西安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姚子健热血沸腾，他决定投身抗日前线，他把这个愿望告诉了 “熊先生”。
1938年4月，在组织的安排下，姚子健去了香港。经中共香港情报站负责人“小开”（潘汉年的代号）介绍他又从香港中转去了延安。
从此以后，姚子健便脱离了隐蔽战线，开始堂堂正正穿上了八路军的军装。他先是被送到抗日军政大学参加学习，接着又被派到苏豫皖抗日根据地从事地图测绘工作。
抗战胜利后，姚子健又拉起了一支测绘班子，开始随着解放军的脚步丈量全国。
新中国成立之后，姚子健先后担任南京市副市长、电子工业部雷达局十院纪委书记。
虽然已经从暗处走到了明处，但姚子健仍然对那段在敌后工作的岁月念念不忘。平时在工作之余，他总喜欢给儿子姚一群讲述自己当年的故事。
“文革”期间，造反派为了审查姚子健在国民党政府工作的历史，找到他的入党介绍人、时任最高人民法院顾问的鲁自诚。
鲁自诚说：
“我1934年介绍姚子健入党，他在敌人营垒里收集军用地图和情报，为中央红军粉碎国民党‘围剿’和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对他那段工作，组织上多次给予充分肯定。我可以为他写证明材料。”
从此，造反派再没纠缠过姚子健。
2001年的一天，姚一群的单位邀请沈安娜讲述中央特科的情报员们当年的斗争故事。
讲台上，沈安娜绘声绘色地讲述了自己如何在姐夫舒曰信和姐姐沈伊娜引导下走上革命道路以及在中央特科领导下怎样“按住蒋介石的脉搏”。
讲台下的姚一群更是激动万分，因为在父亲讲的故事里舒曰信和沈伊娜的名字出现的频率最多，一个大胆的揣测涌上心头：
难道父亲也是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
“中央特科”在那个年代可是大名鼎鼎，它的成员个个身怀绝技，令敌人闻风丧胆。它的前身是1927年在武汉成立的“军委特科”，后来随党中央迁至上海负责中央保卫和情报工作，因此改名为“中央特科”，他的直接领导人是周恩来。
自成立以来，中央特科就培养了一大批“红色特工”，安插在国民党的各个部门中，负责情报的收集工作。这些人的身份往往是绝对保密的，名字都用代号来代替，在传递情报时彼此之间甚至互不认识，只凭借暗号完全信任彼此、沟通消息。但正是因为彼此之间信息不透明，导致许多“红色特工”到死都不知道真实身份，也没有办法对这些人进行追踪和表彰。
能在这样一个部门工作可是无上的光荣呀！
兴奋的姚一群一刻也不愿耽误，火急火燎地跑回家，进门就迫不及待地对父亲讲述了单位发生的一切，并询问他是不是也是中央特科的人。
可父亲的回答，给姚一群泼了一盆冷水。姚子健摇着头说道：
“也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中央特科的人，反正当时党组织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当时根本就没想过这么多！在哪儿不是干革命工作？不过，我还真没想到沈伊娜的妹妹还活着！要是能见她一面就好了！”
姚一群很快就通过单位的关系，联系上了沈安娜老人。
两位同岁老战友各自诉说着隐蔽战线的经历，都感觉到恍如隔世。
姚子健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到底算不算是中央特科的人？到底算不算特工呢？”
经过一件件事的穿针引线，沈安娜对姚子健说：
“姚老哥，我觉得你算！你当年的那条情报线路，属于王世英—王学文—舒曰信和我姐姐的这条线，是很典型的情报工作。以你的这段经历，应该是属于中央特科的！我给你写材料证明！”
很快，上级给出了答复：姚子健当年确系为中央特科工作！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红色特工”！
直到此时，姚子健才知道68年前自己的神秘身份。
2018年，103岁的姚子健老人离开了这个世界。
《人民日报》这样写道：
“作为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老战士，姚子健老人的离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但他留下的精神，将永远被人们记住。”
致敬深藏功名、默默奉献一生的特科百岁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