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大返城时的悲剧：无数孩子被丢弃，将名额让给女友后苦等一生

返城之路的大门打开了。国务院批准了知青办的一个包括“六条”办法的请示报告，于1979年1月下旬下达各省市自治区。这个“六条”，使得农场知青回乡有望。“六条”大致有以下几点：

其一，积极办好农场，尽可能地把知青稳定在农场中。这是前提，但也是一条不现实的前提，几乎等于虚设；

其二，需要商调回城的，可以参照已往办理病退、困退的规定；

其三，城镇职工退职退休后，可以招收其在农场的子女；

其四，从国营农场参军的知识青年，从1979年起，退伍复员后可以回父母所在地分配工作；

其五，城市招工时，允许到农场商调本市下乡知青；

其六，上海郊区去云南农场的青年，本人愿意回原籍社队，可以允许。

以上六条，实际上为知青回城打开了一扇畅通的大门。

1979年2月上旬，云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庆、昆明等市有关领导商讨如何落实国务院“六条”精神。此消息很快便在云南垦区各农场传播开了，知青们闻风而动，从此一个返城旋风就在云南各地蓦然而起。

自云南垦区掀起的返城风很快便蔓延到全国。在云南大闹罢工、游行、卧轨、绝食等运动时，全国几十个省市，除个别省区外，相继发生了下乡知青和支边青年要求回城的集会请愿活动，

至1979年2月，已在全国形成了一股声势很大的“回城风”。

在“回城风”大兴时，许多地方出现了与云南相似的越轨行动，如四处串联，成立各种形式的请愿组织，先是发传单，出小报，贴标语，集体上访，请愿游行，而后发展到任意罢工，绝食，甚至发生冲击领导，殴打干部，砸坏公物，抢劫商店，破坏交通。

例如新疆阿克苏地区几个国营农场的上海支边青年，先是成群结队集会游行，筹集资金，要求回上海，不久涉及阿克苏垦区的十几个团场和城区工交建企业单位。一些上海支边青年组织赴京上访团，签写万民书，围攻殴打干部，拦截车辆，多次罢工停产，影响很大，造成不小的经济损失。

好在除了云南与新疆的阿克苏等局部地区外，一些地处边陲地区的如内蒙古、海南还有黑龙江建设兵团都没发生大乱子。但是在知青大返城后，由于知青离去太快太急，就不可避免地打乱了正常的生产与工作秩序。

黑龙江兵团在1979年的上半年几个月里，共有15万名知青集中地办理回城手续，如建三江农管局所属农场职工中，知青占相当比例，忽然一下大多数知青返城了，便出现了“机车没人开，账目没人算，学生没人教，病号没人管”的现象。

而在返城风暴中影响最大的还是云南垦区。到1979年末，上海到云南各农场的4.76万人，走得只剩下3000人，四川去的4.1万人，只剩下500人。在邓贤所写的《中国知青梦》 一书中有如下描写：“学校停课，教室关门，医院门可罗雀。在连队，到处人去屋空，乌鸦与长虫迁居新居。在机耕队，生锈的铁牛们整整齐齐地趴在窝里，昔日粗声大嗓的驭手全部星散，一去不复返。”

大返城，还有一幕最可悲的场景。

此事经过十几年后，才让一位作家轻轻地揭开了掩饰多年的面纱。在大西南当过多年知青的作家叶辛写了一部题为《孽债》的小说，拍成了电视剧，一下就把那段上海知青不堪重新提起的往事勾了起来。那便是上海知青返城时的遗弃儿。

西双版纳垦区原有知青6万余人，经过10年漫长岁月的患难与共，男女知青建立婚姻关系或事实婚姻（同居）者多达百分之六七十，有的农场高达百分之八九十，其中不少男女已生下了孩子。当大返城来临，他们这些“同林鸟”是双双携手，带着孩子一起飞回老家，还是作别样处理了呢？

回答是后者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