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17岁的春桥刚从正谊中学毕业之后，渴望迅速出人头地，他孑然一身，决意靠秃笔一支，混迹于济南文坛。他自诩为“前进的作家”，还没混出什么名堂，口气却骄狂之极。脑袋刚刚伸出蛋壳，就目空一切，这时候，他的獠牙已经刺向施蛰存、老舍、臧克家等人了。
17岁，放到今天，也就是吃喝玩乐的年纪，但在这时期，春桥已经展露出与年龄不符的险恶城府，他是不懂四处树敌只会越走越窄吗？他懂！他这么做，就是想要踩着这些人的背，迅速蹿升，声名狼藉不重要，重要的是先出名！
他批判了施蛰存，说他的《现代》杂志出版后，就自认为把持住了整个诗坛，说施蛰存四处拉帮结派，每个文艺杂志的人都是他的伙伴，施蛰存这人自命清高，摆出得意的面孔说你们懂个啥！春桥嘲笑他只顾自己的大作，全然不顾中国读者到底看得懂他写什么东西？
他还骂起了老舍，说老舍是十足的墙头草，与人谈话思路不清晰，颇有昏头昏脑之感。写的文字十分无聊，没有个性，一团浆糊，见到什么人就说什么话，所以迎合军界政界发表演讲，颇受欢迎。
他斥责了臧克家，还捎带了郭沫若。说臧克家发表《烙印》诗集一举成名之前，写了一大堆不好的诗，全是风花雪月的东西。而郭沫若写的东西，只会抄别人，没有自己的东西。
小小的春桥，乃是一个刺猬，要么不开口，一开口就言语激烈，不留后路的，十足的文坛恶少！
春桥对老舍、郭沫若等人如此横挑鼻子竖挑眼，贬低得厉害，那么，他自己在写些什么货色呢？且看看他写的一首诗《失业的人》——
娘,娘,别哭啦，
你还能哭回爹爹吗?
那么以后怎么过:
一家几口喊着饿!
我的年纪虽然小，
还混不够吃的:
就凭我这条硬胳膊!
多少出去的男子汉，
怎么都是饿回来?
哭也哭不饱啊,
还是叫妹妹去拾麦，
弟弟叫他去做活，
我到外面补个名，
怎不撑上几个月?
说得都比办得好，
你爹死后你怎者:
到这家来不收留，
到那家来嫌人稠，
张家小五也回来啦，
你再出去谁肯收?
再说南北成天开战争，
老娘怎肯放你走?
娘,娘,不要紧，
我能找到些金银，
家里不是还有枪？
今天晚上就入伙：
杀的杀，砍的砍，
到处都是咱的饭！
难道这才是诗？纯属是凑字数而写的诗！真是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这是春桥的真实水平？是他所大力鼓吹的“大众的，社会的，有着力”的诗？
还有一首《俺们的春天》，简直烂的让人不忍直视——
先走的便是俺们,半睡的，
滑过了柏油路:
像几个尸首般没有力气。
大家刚扔下破席棚，
不住地打开记忆的窗，
上面记着孩子苍白的脸，
和又要鼓肚的妻。
也有昨夜的温存，
也有模糊的悲痛。
还有年青的伙计们:
“猫还叫呢,咱们是活灵灵的人!
接着就是一阵评论:
哪个女工漂亮，
哪个才结了婚。
这个更让人看不懂他究竟写什么玩意呢，他还自我感觉良好，好像他的诗作就像毕加索的画一样，看不懂吗？看不懂就对了，看不懂就是说明你的境界低，觉悟不高！这位前进的作家，什么都要写，不管质量好不好，数量大于质量才是王道——发表多少，只要能够用铅字印出来就行。
不仅如此，他还跑过去学过戏剧。戏剧教育家阎哲吾来到济南，开办了戏剧训练班。春桥去报名了，开始学习戏剧，后来就不了了之。他主要精力就是不断地在济南文艺界里，大肆报道自己。
比如在中华日报上，他写的《济南文艺界简报》中提到“现在有人像孙任生、萧寄语、春桥、黎曼、马蜂等像再集中出一月刊，以打破最近沉寂状况，或有希望”；又写《济南底报纸副刊一览》，自我感觉良好的表扬自己“编者狄景祥，马蜂，春桥的内容，比较说还算好点的”
17岁的他，到处钻营，不管好坏，名气逐渐响起来了，已然有相当大的活动能量。
1935年5月，春桥18岁了，他来到了上海，经过他人介绍，到上海杂志公司担任校对员，月薪30。那时候的上海出版界，一片不景气，很难挣到钱，出版书的销路尚可只有三种：一是教科书，学生要上课，上课需要教科书，这总有销路的；二是把古书加上标点，翻译，叫标点书，销路还不错；三是杂志。
春桥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也不问问肚子里有多少墨水，自告奋勇地要揽上标点古书的活，多赚点标点费。笑话来了，春桥对中国的诗，懂得太少了！他只知道诗有五言七言，不知道还有四言和长短句。对于诗的摘选诗句，不一定尽录全章而仅提一联或一句，他也不懂。如果错了，春桥绝不承认是他不懂，而是古本印错了。
他把古本原本，及附上一封信给老板说“原书有误，请注意”，被主编施蛰存看到，经过一番检阅，才发现，古本哪里有误了，分明是春桥不懂，乱标点，满篇都给春桥点了破句，导致整书一无是处。施蛰存报告给老板，老板一怒之下，给他30大洋，说“你标点点的实在太离谱了，这30元是给你过目的辛苦费，以后不敢再找你请教了哈”。老板损失不少，重新请人来标点，耗费时间和金钱，才把春桥的错误逐渐纠正过来。
春桥的饭碗砸了，一怒之下，对老板和施蛰存开炮。幸亏他才18岁，无权又无势，否则，他早就置他们于死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