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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展品,工友的暂住证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皮村,是一个由两万名外来务工人员组成的流动人口聚居地。每周六晚上七点,在皮村主干道的尽头,会有这样一群人在一起讨论文学、艺术和生活。这其中,既有来自各大高校的学者和研究者,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务工人员,这个因爱好读书写作而聚在一起的文学兴趣团体,名为“皮村文学小组”。

2015年春天,诗人陈年喜来到皮村工友之家任志愿者,直到年底离开。其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皮村和工友的诗歌,获得首届桂冠诗人奖。2017年4月,文章《我是范雨素》在互联网刷屏,皮村文学小组迎来高光时刻。

记者、非虚构作家袁凌是在《我是范雨素》走红前几个月来到皮村的,最初只是想来做个调研,后来自愿成为了皮村文学小组的授课老师,一讲就是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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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凌和范雨素

不断有成员离开文学小组,回到故乡,或是去另外的城市谋生,皮村自身也有可能被拆迁,这促使袁凌把曾发生在这里的人和事记录下来。他采访了30位皮村工友,最终将其中13人的故事集结成册。

2024年是文学小组成立十周年。5月,中信·大方出版了这本《我的皮村兄妹》,现在,这本书还在豆瓣社会纪实图书一周热门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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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袁凌

出版社: 中信出版集团

出品方: 大方

《我的皮村兄妹》是对皮村文学小组诸位成员的人生故事展开全景式描绘的非虚构作品。 是对当下劳动者文学、新工人文学的一次整体性书写。他们白天是月嫂、保洁员、店员、保安、泥瓦匠、布展工人,晚上是散文家、诗人、小说家、画家、舞者……书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文学的照耀下,于各自的困境中走出独属于自己的生命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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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海背着吉他走在冰面上

以下内容,摘自,《我的皮村兄妹》,作者袁凌。

苦难是

生活的主旋律

桥上路灯光刚刚亮起来,河面反着晕黄的微光。史鱼琴站在桥上缓了缓,俯望脚下逝者如斯的流水,心里慢慢平静下来,想到孔夫子的另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不管那么多了,还是去听课吧。就当这是最后一次。

我已经见过刘生,但完全没留下印象,原因是在不久前那次文学小组讨论会上,他全程站在会议室外等待老婆,并没有参与。相比之下,史鱼琴是全场声音最洪亮、气场最饱满的那个,虽然她个子不高,口音又带着浓重的四川腔,从后排站起来发言那一刻,却天然像是整个座谈会的中心。她说自己是个文学爱好者,也看不少书,只是当月嫂没有多少时间,因此不大会写。和史鱼琴约见面并不容易。干月嫂的活是上一个月户歇几天,等待下一单活,一旦有了活就全天在客户家里,连回信息多了都是忌讳。直到这次她才下户有空,让我来东坝找她。

史鱼琴和刘生租住在一个两层楼的四合院里,除了房东有十几家租户。史鱼琴在院门上迎接我们,看到我们就发出了她那标志性的爽朗大笑,“以为他没有接到你,他反应总是慢吞吞的!”

没有足够的凳子,史鱼琴坐在床上,用她爽朗的川普对我侃侃聊起从前的经历。她是四川简阳市乡下的人,和老公刘生是高中同学,刘生中途辍学,原因是家里太穷,父亲常年患病,母亲神智有问题,又给刘生生了一个智障兄弟,刘生的哥哥则是娶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媳妇,刘生身体也不行,高中时就咯过血。

去成都是没办法的事,刘生的家地处丘陵,一个人才七分地,养不活人,也赚不到钱。史鱼琴先是在乡下代了两年课,工资实在太低,有半年家里都舍不得吃午饭。咬咬牙辞了,一个人去成都闯荡,先是在餐馆里涮盘子,以后把刘生也叫过去,两人一起扎在火车站,擦鞋。

擦皮鞋算是时间自由,只是每天低着头闻脚臭,老是要被城管驱逐。火车站什么人都有,除了抢,票贩子的钱来得最快,史鱼琴也动了心,但没有站里的关系,尝试了一次就被抓起来,才死心了。后来还干过两年保姆,以后听说外面时兴月嫂,史鱼琴参加了培训,上了北京。

史鱼琴也遭到过一次投诉,只好走人,半个月的活白干了。虽然如此,史鱼琴仍旧喜欢孩子们。她手机里存着好几位宝宝的照片,遇到节日会和宝妈发祝福互动。

每次下户之后的休息时间里,她都会把上一段月嫂经历的细节记下来,这是她几十年来的习惯,积累下来了几大本日记,其中最近的一本在这里。我请她把日记拿给我看,是一个很厚的大软皮本,上面是密密麻麻的文字,写着她做月嫂和参加培训、求职的经历,也有关于家乡、人生和文学的感想,时常还提到一些我往常以为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才会用的名词。我想借回去看,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里面有些私人的东西,不过后来又表示没关系,你拿去看吧。

我们聊天的中间,刘生一直默默坐在旁边,有时给我杯子里加点水。史鱼琴说他身体不好,肺部有慢性病,一劳累就呼吸不过来,要每天吸氧。我才注意到大床靠里边有一台小的机器,和尘肺病人用的类似,大约是这间屋里唯一称得上是电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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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鱼琴丈夫吃的药

回家之后,我翻看了那本日记,其中有那次雇主投诉她的记载,原因是客户信奉中医理念,月子里不开门窗透风,产妇不下床。偏偏那个宝妈又有狐臭,实在受不了,到十五天的时候,史鱼琴让她洗了一下,洗澡过后宝妈觉得自己受了风,身上不舒服,就投诉了史鱼琴,家政公司只听雇主的,扣了史鱼琴的钱,还不让她培训新人。

日记写到家乡很多女人的死,难产、自杀、生病、意外等等,不只是她在沙龙上提到的好友小玉。当然死去的不光是女人,很多人患癌不治,感觉在那个地方完全没有希望,即使这是我往昔印象中偏于富庶的四川盆地。 艰辛的月嫂工作之余,她有心思想到和记下这些,都不一般。另外一部分是她对自己婚姻家庭的感受,和刘生的关系,其中也有很多超出我的想象。

“乐天派”抗癌英雄

查出癌症的消息,我是从一个工友转发史鱼琴的微博看到的。她说做检查的某家大医院的医生态度冷酷,“三分钟内宣布了我的死刑”。

面对眼前的这段文字,我一时有些发懵,她的胖乎乎的开朗形象,无论如何和癌症联系不起来。想联系一下她,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搜到她的微博,过后两天看到了她检查发现癌症的经过。事情是从她上户期间开始的,宝宝的奶奶是个特别迷信的人,农历七月半的晚上,她告诫史鱼琴不要出去走,说会撞到鬼魂。她表妹前一段患乳腺癌去世,去世之前人的魂已经离开身体,在外边飘荡,她去水塘洗衣服的时候看到表妹从水上飘过去,定睛一看是一只水鸭子,水鸭子受惊地咕咕叫,回家看表妹刚刚没了。

当天晚上史鱼琴做了一个梦,自己在十字路口跟一个陌生的鬼魂打架,情急之下一番撕拽,竟然赢了。醒来之后一身冷汗,心头突突乱跳,忽然觉得乳房哪里不舒服,摸着有东西。越摸越不对劲,一夜没有睡着,天亮了就去离得近的一家三甲医院检查,b超和钼靶做下来,医生当场就说是癌症,已经扩散到淋巴,说“治疗最少花几十万,五年生存期百分之二十。”一点儿情面没留,说的时候脸上还似笑非笑,也许他见的生死太多了。

我打算去四川探视她一趟。通高铁之后,两地相隔不是太遥远,从西安北站坐车可以直达简阳站,史鱼琴眼下在简阳医院住院。我跟她商量,赶在本次化疗出院的前一天过去,可以跟她一起回乡下,看看家里的情形。史鱼琴答应了。

史鱼琴躺在最靠门的病床上,看见我就坐起来,露出笑容大声打招呼,“袁老师好!”声音和从前在东坝的平房里没有区别,并不像是一个癌症病人,使我提起来的心顿时往下落了一截,至少是在当时。她说,得了癌症后最初吃不下睡不着,看了很多和癌症有关的书,胡思乱想很多写在微博里,到了这里心态反而好了,“这么多人,大家都是一样的,谁都没当回事”。

对于史鱼琴的大嗓门,同室的病友似乎并不反感,或许她给这里带来了活气。 中间床上只剩一把骨头的年轻人也侧过来听着。一个瘦巴巴的老头听到动静过来串门,史鱼琴高兴地说他的故事很奇特,你听他讲讲。这个老头姓魏,也是肺癌,住院期间突然昏迷,长时间未醒,医生让家人选择进icu抢救还是放弃,家属选择放弃,因为家里买了七套唐装老衣,就没有直接送殡仪馆,包了车回家里去,打算穿了老衣再去火化。谁知一路颠簸回家,又七手八脚洗身子穿老衣,魏老头喉咙里咕地一声,忽然醒过来了,大约是先前一时痰迷心窍,被一阵折腾抖落下去了,又拉回来住院。老头讲着这段自己的故事,脸上有点笑嘻嘻的,就像在讲别人的轶事,看不出悲喜。我问你不后怕么,老头说没啥好怕的,史鱼琴高兴地大声接过去说,进了这里没有人怕,“都是抗癌英雄”。

这时候的史鱼琴,和她在微博日记里表现的并不完全一样,即使和从前的她相比,也显得更兴奋 。刘生仍然只是在一旁的躺椅上默默坐着,这个躺椅也是他过夜陪床的位置。从病床的窗户看上去,依稀可见史鱼琴在日记里描述连绵起伏的小山,沱江也在不远处的夜色中流过,让我依稀想起北京的温榆河。说到尹各庄的租屋,史鱼琴说并没有退,房东是个善心人,听说她得了癌症,免了他们半年的房租,让他们先治好了病再说。

夜幕中的散文家

早上我们在县城车站见面,坐公交车回乡下。道路曲折穿过起伏丘陵,路旁是片片开放的油菜花,史鱼琴叹了口气说,虽然美,但是不挣钱。她谈起当初第一次坐车经这条路出门,去成都打工,那时道路没有硬化,尘土飞杨,到县城就感觉有现在到成都那么远,人出个门太难。上次穿刺结果出来,也是在这趟班车上,邻座老太太听说史鱼琴得了癌症,倒是指着一旁的刘生说,“可怜哩!家里顶门杠没了,要靠自己活哩!”车上的噪音很大,但她的大嗓门大体能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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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鱼琴老家门前的油菜花

山坳里飘来一座猪场的气味,似乎这里唯有的生气。路灯亮了起来,投下一团团昏黄的光晕,除了我们并无一人行走。

回去坐在厢房里的客厅闲聊,茶几上有最近一期的《新工人文学》,拿起来翻看,上面意外地有史鱼琴的名字,史鱼琴说是她写的回忆录,一个老师鼓励她发表的,还给了两千块稿费,“当时觉得生活似乎又有了奔头。”我拿着看起来,是写她从去成都打工到上北京以前的经历,其中一些内容她在东坝的平房里跟我聊到了,只是没有这么详细。

文章的笔调完全是写实的,但偶尔会夹杂一两句人生感悟,或者突然提到某一本书,一个典故,譬如薛涛在九眼桥劳务市场对面的望江公园故址制笺赠送情人,再譬如《圣经》中四十天的暴雨和没世洪水。在东坝看过日记之后,我对此已经不意外了。

家里的热水器上水管线坏了,刘生给我打来了洗脚水。他仍然一直沉默着,脸上看不出任何悲喜的表情,似乎从一开头就接受了一切,就像接受身上的疾病和史鱼琴一直以来的某种抱怨。史鱼琴说女儿小的时候,有次看看史鱼琴又看看刘生,似乎很不解地问:“你们俩为什么不离婚”?又说:“如果离婚了,我一定不跟爸爸,要跟妈妈,跟着妈妈不会饿肚子”。刘生听了笑得前仰后合,“乖女儿,晓得要跟着妈妈,不会饿肚子,就说明聪明,没有白养你。”

乡村睡得很早,整座院子里寂静无声。

不论经过了多少,它仍旧静静地立着,外表还大体像个样子,一点不透露往昔内情。就像眼前的史鱼琴,外人也看不出是个病人,只有她自己感受胸前剜伤带来的疼痛,有时一声大笑也会牵扯。

每次史鱼琴去上文学课,刘生都会骑电动车送,但到了地方他从来不进屋,有人叫他也不肯,都是在外边不远处等待,不论夏夜蚊虫或者冬日严寒,都不能驱使他进屋或者离去。等到史鱼琴上完课出来,他再骑车载老婆回去。似乎他坚定地认为,那个叫做“文学”的世界跟他全然无关,但是老婆必需的。

秋天里我去尹各庄找小海玩,顺便去看望回到北京的史鱼琴。除了化疗,她平时要经常上医院开药,服好几种激素类药物,可能都对身体有影响。“你看我现在,胖了好多”,她举起浑圆却显得松弛的臂肘给我看,“就是没有劲。”但她说话的中气依旧,和那次在癌症楼和家乡的田野一样,看不出来是一个身患绝症的人,似乎她把所有的元气贯注在声音之中,不允许它软弱、消失。

养病的同时,史鱼琴开始写作一部长篇故事,想要记录小玉和家乡很多人的去世,也涉及自己在成都的辗转。这多少源自《一个月嫂的江湖往事》那篇故事带给她的信心,这篇故事在《新工人文学》发表后,获得了当年年末的新工人文学奖,颁奖地点在现代文学馆的鲁迅书店。

由于不会电脑,史鱼琴只能用手机写,一个字一个字地输入,用备忘录的方式存储,一不留心还找不到了。但即便是这样,到2022年末,她仍然已经写下了十几万字。 她一再说自己“不会写”,写得慢,慢的原因之一是,她不愿意随意编造故事背景,想要还原当时的环境和事件。

眼下主要的是把手头的故事写完,这是为了年轻时的小玉和自己,又不全是。“赶快写,哪怕死了,写出来就没有遗憾了。” 毕竟,家乡是一个盛产死亡的地方,其中也包括了自己某一天的死亡。

癌症的阴影,似乎全无踪影,但仍旧隐匿于这间冬天的小屋里。史鱼琴说,回忆起住院的日子,她似乎有了和我去探望时不同的感受。最压抑的时候,是在化疗期间整夜无法入睡,起来在走廊巡游,那时所有的病房里悄无声音,像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世界,一种阴惨感觉就悄然涌上心头。

“主要是等他死,他死了,我就可以放心死了!”史鱼琴忽然指着坐在床上的刘生,发出一阵畅快的笑声。刘生也笑,屋子里的气氛不由自主地轻松起来。

文、编辑 韩哈哈

资料、图片提供 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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