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乘旦，男，汉族，1949年生，江苏金坛人。1973～1976年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 1985年于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博士学位，曾赴哈佛大学和爱丁堡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获英国考文垂大学荣誉文学博士。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专家评审组成员等职。钱教授作为改革开放以来首位世界史博士学位获得者，深耕世界近现代史、英国史、现代化等领域的研究；著有《英国通史》《寰球视野：现代化的迷途》《世界现代化进程》等。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的历史，这不是说每一个时代都会把自己的历史留给后世，而是说每一个时代都会对人们共同的历史提出自己的解释，有自己的理解。这就是克罗齐所说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一般人不是这样看历史，过往的历史学家多数也不这样看历史。在他们看来，历史是确定无疑的事实，是过去发生的事。历史学家的任务，是找到这些事，确定它们发生过，描述它们发生的过程，由此而恢复历史。因此，在多数人眼中，历史的本质是“真”，不“真”怎么是历史？
如果把历史定义为“过去发生的事”（“事”在这里指广义的内涵，包括一般意义上的“事情”、“事物”，也包括过去出现过的任何现象、状态、变化等等，涵盖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全部领域），那么，在这个命题里，历史的真实性已经被预设了：发生过就是事实，事实当然是真的；不会有什么“事”是发生过而又不真实的——这是基本的逻辑。
但是，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人们在论述历史的“真”时，已经预设了它的“真”。于是就造成一个简单的逻辑循环错误：用一个肯定的判断，去证明同一个判断，即同义反复。
断言一个事物是真实的，必须予以证明，否则这个断言只能是假设。我们在证明一般事物的真实性时，须证明它的存在，存在是通过人的感官加以认证的，但这种感官应该是人类的共同感官，而不是个别人的感官。换句话说，所有人都能感觉到（包括直接感觉和间接感觉，例如借助仪器）的才是真实的，反之就有问题。现代科学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在科学实验中，任何实验都可以反复进行，得到的结果必须是相同的。
但是，历史的真实性却无法被证明，因为一旦成为“过去”，就不可能再现或者被重复，否则就不叫历史了。任何历史都没有办法再重复一遍：历史似水，“逝者如斯夫”！于是，历史就成了诡秘的怪圈：我们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发生过；但我们没有办法证明它的真实性，所以有可能不真实。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我们”与“过去”之间，横亘着一道时空的鸿沟，人们的感官无法穿越它，身处现在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感知已经消失的“过去”。证明真实性的方法在“历史”这里断裂了。我们如何证明历史的真实性？如果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事”，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它发生过？人们用什么办法来确认它的发生？如何判断“过去”是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事实上，历史最大的困境就是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但我们却知道它是真实的，因为它发生过。
深陷于这个怪圈，人们将永远跳不出来。
看来，我们对历史的理解出了问题。也许历史不那么简单，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过去发生的事”？也许我们应另辟蹊径？
让我们从头做起，看看我们对“过去”的了解，也就是“历史知识”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很清楚，都是由间接得来的。人们的历史知识无非来自两条渠道：一是听别人说，二是看文字记录，两者之本质其实是一样的，都来自别人的叙说，而不是对事情本身的接触。没有哪一件“过去的事”是可以被后人所感受或亲身经历的，因为它一旦发生，就不可能再被后来的人们感觉到，而只能被叙述、被记忆，留下记录给后人，让后人得到某些知晓。后人写历史，唯一的渠道就是从别人的记录（或叙述）中寻找线索，这些就是所谓的“史料”。但史料不是历史，历史要通过“写”才出现。历史学家搜寻史料，辨别真伪，把它们拼起来，写出那种人们可以读得到的“历史”。所以，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就是一般所说的“历史知识”）都是写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切历史都是写出来的。
这样，作为一门学问的历史学就出现了。历史学的任务就是写历史，追讨过去，寻找那些“过去发生的事”，判别它们的真实性，也就是求“真”。求真是历史学和文学、哲学、宗教、神话等之根本的区别，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历史学永远达不到目的，于是它和文学、哲学等又会有许多相通。历史学也是一种“写”，和文学、哲学一样，是一种“创造”。
原因起于那道沟——在“我们”与“过去”之间，横亘着一道时空之沟，由于我们的感官穿越不了那道沟，历史的真实性就受到阻拦。我们知道历史学的任务是求“真”，但无论怎样写历史，人们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遭遇障碍：
首先，任何“事”，哪怕是极小的事，它在发生时都会有许多层面、许多细节，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可能经历全过程或者所有细节，因此他在讲述或记叙这件事时，都只留下局部。这让我们对任何“事”都只能得到“碎片”，而不是全部。全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现，即便把所有“碎片”加在一起，它仍然是一个局部，事情的整体面貌永远会藏匿。
其次，由于我们得不到“过去发生的事情”的全貌，我们就无从判断事情的核心部分是什么，“碎片”中包含的可能都只是枝节，这就误导了人们的认识。“碎片”再多，也不能让我们下结论说核心的部分已经出现，因此，即使我们知道了许许多多的细节，却仍不能确认我们明白了那件事。况且，出于常识，我们知道许多“事”的核心部分是被蓄意隐藏的，所以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事情的机密真相。
再次，对于“碎片”，也就是局部的记叙，我们也无法知道它们有多大的真实性，因为我们不能亲历其境，无法对它们进行检验。我们知道：有些人故意说假话，有些人蓄意掩盖真情；有些人想留下真相，却因为记忆的偏差而说错了事实；有些人记忆很好，却因为表达不当而扭曲了实情。因此，我们对所有的“碎片”都要进行甄别，判断它们的真实性。但这样一来又陷入那个怪圈了：如何确定它们的“真”？
最后，“过去发生的事”会有众多人、众多因素参与，有可能留下不同的记录，尽管我们用各种方法进行验证，却仍难认定其中哪一种或哪一些说法是准确的。多种说法（或证据）可以传递不同的信息，带有各种倾向，这给人以各种不同的想象空间，编排出各种不同的叙事情节。这样，对每一件“过去发生的事”都可以作出多种理解，可是哪一种、或哪几种符合真相呢？
由于存在着这些障碍以及其他的障碍，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历史学能做到的也只是最接近于真实，而不是绝对的纯“真”。这使人们非常沮丧：既然如此，历史学何所为之？
但历史学的任务不尽如此，从求“真”的角度说，历史学的力量确实有限；可是写历史的目的要比这丰富得多，写历史的过程也比这复杂得多。单单寻找事实和判别事实还不是写历史，写历史是一种人类智慧的创造过程。因为这个特点，历史学和文学、哲学等等就有许多相通点。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回到原点，回到那些“过去发生的事”。前面说过，“过去发生的事”都没有留下自己，而只留下被记录（或被叙述）的“碎片”。“碎片”本身不给出图像，它们是一个杂货堆，紊乱无比，要经过拼接才能成为“历史”，就如同古生物学家拼接动物骨骼碎片一样。但是，拼接历史毕竟不是拼接动物骨骼，拼古生物会有模块或样本，每一块骨头的位置大体上是知道的，因此拼接动物骨骼有点像“按图索骥”，把每一块骨头放在它应该放的位置上就好。拼接历史却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知道“过去”的模样究竟是怎样，所以就无“图”可索，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操作者的思维判断去拼接。于是，使用同一批“碎片”，都有可能拼接出很不同的历史；若使用不同的“碎片”，就更可以拼接出根本不同的历史了。这是历史学的非常独特之处，经常让圈外人感到惊诧不已。如前所述，一般人认为历史既然是“过去发生的事”，那么它必定是确凿无疑的，怎么可以拼接出完全不同的“图”、写出完全不同的历史来？但历史学家确实可以把历史写得很不同，而且每一种说法都有道理，都符合逻辑，甚至都符合事实。问题出在如何梳理“碎片”上。关于这一点，人们似乎迄今未有足够的认识，也未有足够的讨论，因此需要进一步展开。
原载《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