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关东军和东北军的大大小冲突中，任何一次冲突都有可能升级扩大，那么日军选择“九一八”开始鲸吞东北的天时地利是什么？
1928年底，张学良在东北易帜后，将东北陆军由40万精简为30万，并从德国等西欧国家购买了大量新式武器，试图建设一支现代化的新式军队，东北军的力量得到提升。
1万多兵力的日本关东军（不含事变后增援的日军驻朝鲜兵力）想挑战张学良，势必要精心准备和筹划。关东军自1929年7月起展开了一连串的参谋演习，模拟石原莞尔“以寡击众”的战术演练。关东军在东北制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冲突，不仅为发动事变打下了基础，而且麻痹了东北当局和南京国民政府。
在中国内政方面，东北宣布易帜后，中国完成了自辛亥革命以来形式上的统一，表面上结束了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但实际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能实际控制的区域只不过苏、浙、皖、赣、闽数省而已。1930年爆发了蒋介石为一方，阎、冯、桂为另一方的大规模的中原大战，历时7个月，双方动员百万以上兵力，死伤30多万人，战火波及20多省。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方面在系列内战中最终获胜，但作为中央政府，连年不断对地方实力派的战争和对工农红军的围剿战争，几乎耗尽了国家的财力，牵制了全部的军队。
在中原战争的关键时刻，在蒋介石请求下，张学良率领20万东北军精锐入关助蒋，使东北防务大为减弱。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开始长驻北平，工作重心也由沈阳移至北平。张学良带着精锐部队离开东北，对于一直对东北抱有觊觎之心的日本关东军来说，是一个难得机会。积极鼓动侵华的日本众议院议员永田善三郎就得意忘形地说：“张学良把大批东北军调进关内参加内战，东北防务非常空虚，如果日本略一举手投足，‘满蒙’天地不仅非张学良所有，恐怕已非中国所有了。”
除了中国内部政治动荡之外，摆在关东军眼前更为有利的条件是中国正在发生自然灾害。
1931年夏季，中国普降大雨，遭遇了巨大洪灾，长江、淮河流域因暴雨而水灾肆虐，中国中部有8省2市受灾，长江中游的汉口决堤，总计造成14万人被淹死、25万人流离失所，损失达20多亿元。水灾不断扩大，长江下游的首都南京也成了洪水重灾区。多地因灾害与救灾不力，而发生民间骚动。
蒋介石前往灾区视察，感到灾区的惨景是触目惊心。南京国民政府为救灾不得不出动200万人的军队。救灾不仅需要人力，也需要巨大的物力和财力。然而，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仅仅应付巨额军费支出一项，便已捉襟见肘。为了救灾，南京国民政府除了发行赈灾公债外，不得不对外举借外债，而美国在此之前已发表了对外金钱援助的方针，是必须以该国裁减军队为条件。
与此同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几乎袭击了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西方列强受到大萧条的沉重打击，各国自顾不暇。关东军的好战分子判断，如果此时在东方挑起战事，西方即使有心也无力干预。因此，关东军选择了“九一八”做赌博式冒险，发动对东北军的挑战，力图一举占领东北全境。
1928年的济南惨案，日本赤裸裸武力干涉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对蒋介石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从情感上来讲，蒋内心对日本充满了仇恨。但是，曾经留学日本军校的蒋介石，深知中日之间军事实力的悬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他对日本挑衅引起的冲突均隐忍妥协与退让，济南惨案也可以视为蒋介石对日不抵抗主义的开始。蒋这样的对日思想和方针，也传递给了张学良。所以，即使九一八不抵抗命令是张学良本人所下，作为南京国民政府首脑的蒋介石也脱不了干系。
九一八事变前的两三个月间，东北先后发生了“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日本借机煽动与扩大事端。张学良在1931年9月初曾致电东北当局，“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这也是他后来面对九一八事变时的方针。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等人采取不抵抗主义，在中日间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采取避战，有其现实的必然选择性，避免了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但是，也正是中国方面的不抵抗，使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东北，大大刺激了日本的侵略胃口和野心。
1931年9月18日晚22点20分左右，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张学良听到这一消息，虽然震惊，但只认为是日本的又一次挑衅而已。他在北平向东北部属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希望不要扩大事态。大部分东北军选择撤退，甚至被动挨打，北大营8000名守军被数量远少于自己的日军击溃。
回顾“九一八”，日寇在某种程度上占了一定的天时地利，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彻底失去了家乡，东北沦陷，但历史自有其因在规律，该事变成为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的开始，标志着中国人民从被动抗争转向主动抗争直至光复全部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