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0日的晚上，此时的上海街头已经没有了白天时的繁华景象，当时担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的宋教仁在黄兴、陈英士（陈其美）、于右任、廖仲恺等人的陪同之下，前往上海火车站，准备去北京参加第一届正式国会。
这一年，宋教仁的年纪才只有31岁，却早已经是一个革命领袖，他提倡政党内阁议会实施民主。
早在三个月之前，国民党在议会竞选中大获全胜，袁世凯立即邀请宋教仁来北京“共商国事”。此时的人们普遍认为，宋教仁这次去北京一定能当时内阁总理，就连他本人也是自信满满。
宋教仁
在前往上海火车站的路上，就在大家都在谈笑风生的时候，陈英士则仔细观察着周边的动向，以防有人实施暗杀行动。
晚上十点钟，他们一行人抵达上海火车站，正当宋教仁向检票口走过去之时，忽然传来了几声枪响，宋教仁应声倒地。
子弹从宋教仁的后背射入体内，凶手开枪后逃跑。他疼痛难忍，趴倒在一张椅子上，艰难地用手把于右任的头拉到胸口说：“吾痛甚，殆将不起！”
见此情景，在火车站给宋教仁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陈英士等人立即将他送到了沪宁铁路医院救治。
而在第二天，外界就传出了流言蜚语说：“派人枪击宋教仁是陈英士所为”。
黄兴
此时的陈英士沉浸在了悲愤之中，尽管他已经卸任上海军政府沪军都督之职半年多了，但他仍然秘密找到昔日的部下和帮会的兄弟们火速破案。
3月22日凌晨4时48分，经过医院的一番抢救，宋教仁还是由于伤重身亡。
一时间，宋教仁被刺杀的消息震惊了全国，全国民众纷纷要求“缉拿凶手，查明真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根据宋教仁临终之前的口述，由黄兴代他致电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
就在宋教仁去世后不久，这起案子就有了进展，当时在租界巡捕房任职的上海青帮头目黄金荣带人将刺客武士英抓获。
宋教仁去世
通过武士英这条线索，黄金荣进行层层排查，最终将幕后的真凶指向了袁世凯。
3月25日，此时正在率领大批随员访问日本的孙中山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中止了行程，急忙赶回了上海。
当天晚上，孙中山、廖仲恺、于右任、陈英士等人在黄兴居住的寓所里召开会议，商讨宋教仁遇刺之后的局势和对策。
尽管此时距离宋教仁遇刺已经过去了五天，孙中山依然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他怒骂袁世凯，愤怒地说道：“若有两个师的兵力，我必当亲率北上问罪。”
黄兴劝说道：“经过裁军，国民党已经没有多少兵力，况且民国都成立了，自应依据法律手段来解决。”
孙中山
陈英士也深知，此时的敌我力量相差十分悬殊，也表示赞成黄兴的意见。
面对这个看法，孙中山却不这么认为，他主张要经过政权的道路来改造中国，应当对袁世凯进行武装反抗。
在孙中山和黄兴等人意见不合的情况下，使得会议陷入了僵局。就在这个时候，陈英士的湖州老乡戴季陶突然站起来说：“我们还是应该听孙中山的，先打起来再说。”
陈英士断然否定了戴季陶的说法，他认为，虽然现在革命党人在政治上占据一定的优势，但在军事上则是处于劣势，不应舍弃自己的优势，而用自己的劣势。
会议最终接受了黄兴和陈英士的主张，决定在注重法律解决的同时，还要加紧训练兵力。
陈英士
与此同时，袁世凯对于革命党人的镇压也加快了步伐，宋教仁到底是不是袁世凯指使刺杀的，至今仍有不少的历史学家提出质疑。
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袁世凯非常敌视宋教仁主张的议会民主，这也可能是他要除掉宋教仁的一个重要原因。
恰在这个时候，不经过国会的同意，袁世凯私自做主，向五国借了2500万英镑的借款。此时的袁世凯手里不仅握有重兵，而且还有一笔巨款，他便开始调兵遣将，沿着津浦铁路和京汉铁路向南方的革命党人发兵。
6月9日至6月30日这段时间里，袁世凯连续下达了三道命令，分别将身为革命党人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全部撤职。
直到这时，黄兴和陈英士等人希望用和平的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俨然成为了泡影。
7月8日，奉孙中山的命令，被袁世凯免职的李烈钧由上海悄悄来到湖口，并在7月14日发布了《讨袁军宣言》，也预示着二次革命正式爆发。
7月16日，陈英士担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率领革命军起事。他心里明白，如今革命派内部已经是涣散不堪，而立宪派的张弿等商界人士并不赞成使用武力解决，若是以区区的微薄之力来抗击有备而来北洋大军，其结果或许已经注定。
尽管如此，陈英士依然毫不犹豫地披上战袍，像一把利剑一样，剑锋所指就是袁世凯派出重兵把守的江南制造局。
江南制造局曾在两年之前被革命军所攻占过一次，但此时袁世凯派出了自己的心腹大将郑汝成来把守这里。
7月21日，陈英士命令他的盟弟蒋介石、盟友王金发、湖州老乡钮永建和会党头目刘福彪，各自率领部队从四路进行分头合击，但经过五次进攻都没有取得胜利。
而就在此时，郑汝成放言声称要“炮轰南市”，为了避免市民受到伤害，陈英士选择了一退再退，一直撤退至了吴淞一带。
北洋军在后面穷追不舍，他们水陆并进，舰炮齐发，“讨袁军”经过浴血奋战，最终弹尽粮绝，被迫解散。
袁世凯
随着陈英士在上海的反袁斗争和黄兴在南京的反袁斗争接连失败，导致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也纷纷失败。于是，袁世凯命令北洋军乘胜追击，并发出通缉令，坚决要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
7月31日，袁世凯亲自下令捉拿黄兴、陈英士等革命党头目，还派人查封了陈英士在湖州的家产，他的家人全部被赶了出去。
无奈之下，陈英士只好委托侄子陈果夫将自己的家人接到上海租界的海宁路十号居住下，一家人终于在上海团聚了。
“二次革命”还不到一个月就惨遭失败，陈英士常常会在夜深人静之时沉思，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
北洋军
三个月后，应孙中山的邀请，陈英士又一次离开了上海，来到日本东京。
而这个时候，同在东京的孙中山与黄兴之间已经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之所以惨遭失败，是因为自从辛亥革命成功之后，革命党内部涣散的缘故。自从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革命党人的纪律全无，必须要经过彻底的改造，提出要组建一个“中华革命党”，还要选出一个领袖，下面的人要效忠于这个革命领袖。
孙中山的这个建议遭到了黄兴的极力反对，黄兴认为，我们发动革命就是要反对独裁专制，我们的革命队伍不能够只听命于一个人，应该听从集体的声音。
孙中山反驳说：“我不是一个专制的人，这个你们也明白，但是要搞革命，我们的内部一定要紧紧地团结起来，否则革命是不能取得胜利的。”
陈英士
看到黄兴的坚决态度，孙中山对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以两年为期限，如果我不成功，就一切听你的。”
刚刚从上海来到日本的陈英士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表示支持孙中山重建中华革命党。
与此同时，陈英士还尽力在孙中山和黄兴两人之间斡旋，调解他们的矛盾，却没有取得成效。
1914年6月，由于政见不和，黄兴带着夫人徐宗汉远赴美国，随后一大批老同盟会会员也纷纷离去。
让孙中山感到欣慰的是，在此关键的时刻，仍有两位湖州籍重量级革命人物选择站在他身边，他们一个是陈英士，另一个就是张静江。
张静江
自从1906年春天，张静江在海轮上偶遇孙中山以来，他就倾力于共和革命，成为了孙中山最忠实的追随者。
除此之外，张静江还经常为孙中山大笔捐款，短短几年的时间，他就为革命需要捐出了110万两白银。同时，他还动员其他张氏族人捐款捐物，人们称赞他是“毁家襄助革命”。
虽然张静江的腿部有残疾，没有办法亲赴战场参与战斗，但每次当革命遇到困难时，他都会用冷静的目光作精准的判断。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在东京隆重举行。
在陈英士和另外一个老同盟会会员居正的介绍下，孙中山正式宣誓加入中华革命党，并就任总理的职务。
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
在这次成立大会上，孙中山总理发布了《委任令第一号》，任命陈英士担任总务部长，张静江担任财务部长。
大会还一致推选陈英士担任协理，也就是仅次于总理的位置，但却遭到了陈英士的坚决反对。他认为，协理这个位置应该留给黄兴来担任，尽管黄兴此时不在东京。
正是由于黄兴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的成立大会，陈英士实际上成为了仅次于孙中山的第二号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