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的岁月长河，呼和浩特平原相继兴建过大大小小近百座城池，星罗棋布，熠熠生辉，织就了呼和浩特城市发展的锦绣华章。其中最著名的五座古城成为连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最耀眼的五颗明珠。即：战国秦汉时期“云中郡故城”、北魏“盛乐古都”、辽金元时期“丰州城”、明代“归化城”和清代“绥远城”。从时间上看，五座古城上迄战国秦汉，下至满清，绵延两千多年；从空间上看，五座古城均建在大黑河沿岸或近大青山；从人文上看，五座古城由汉族及北方少数民族共同建造，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彰显北疆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和重要载体。
十五世纪末叶，达延汗统一蒙古重建汗权。漠南蒙古分为左右两翼，每翼各有三万户。十六世纪20年代，达延汗之孙阿勒坦汗（也称俺答汗）受封右翼土默特部，率部驻牧丰州滩（又称土默川）。他扫平叛乱，拓展疆土，四次用兵，侵占青海；两次打击瓦剌，从而称雄右翼，造成蒙古大分裂之中的小统一局面。毕其一生，完成了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件大事：蒙汉议和、兴建库库河屯城、引进黄教。
元亡后，蒙古失去了农业地区的支援，商路阻隔，战事频仍，生活陷入困境。阿勒坦汗之前的蒙古封建主曾多次与明朝通贡。（通贡是一种官方贸易形式即“贡赏”，蒙古封建主派遣使团，携带大量牲畜和畜产品，“进贡”明朝；明朝则“回赐”给封建主超过这些物品价值的金银或内地产品。）但因双方都缺乏诚意和远见，和平贸易常常被战争所代替。
四十年代初的呼和浩特，旧城归化街景
自嘉靖（1522—1566）初年起，沿长城边的山西北部汉族民兵“苦于峻削”“失事避罪”，纷纷走避口外，阿勒坦汗一律加以收容，在丰州滩上开荒种地，修筑房屋，兼事牧业和饲养家畜家禽。“倡修五塔与八大板升，令种谷薯及诸多果木，种植美味食物于蒙古地方。”（《阿勒坦汗传》）“开云田丰州地万顷，连村数百”（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8），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定居点，被称作“板升”。（板升一词，源于“升板筑垣”的修筑方式，后来成为蒙古语词，指房屋、庄园、农户等）大板升有十一处，小板升三十二处，多者八九百人少者六七百人，分属于蒙古封建主。丰州滩上板升群的出现，已经创造了兴建城市的基础，阿勒坦汗的有着宫殿楼阁的大板升城即可视为城市的雏形。数万汉民的辛勤开发，使丰州滩逐渐发展成为先进的半农半牧区。“春夏耕牧，秋冬围猎”。（明方逢时《云中处降录》）同时，呼和浩特地区的牧业、手工业和商业都逐步恢复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蒙古源流》记载，十六世纪中叶以后，蒙古族封建主“布帛牲畜，皆以万计”， “驼马皆以万计”。阿勒坦汗即拥有四十万头牲畜。十六世纪后半叶，呼和浩特的农牧业已相当发达。
自 1543 年（嘉靖十三年）始，阿勒坦汗经过几十年的漫长的求贡活动，终获成功。1571 年（隆庆五年）明帝封阿勒坦汗为“顺义王”，并允许通贡互市。史称“隆庆议和”。设东起宣府西迄甘肃的十一处互市市场，贸易形式有朝贡、官市、民市、月市、小市等五种。物品种类极其繁多，交易额历年递增，呼和浩特逐渐成为蒙古地区的商业中心。“俺答封贡”的实现，结束了蒙明长达二百余年的战争局面，边境上很快呈现一派和平繁荣的景象。
阿勒坦汗塑像
蒙明议和的第二年即1572年（隆庆六年），阿勒坦汗及其妻三娘子在哈鲁兀纳山（今呼和浩特市北面大青山）阳、哈敦木伦河（黄河）边，选择吉祥之地，开始修建库库河屯城。（蒙语意为青色的城）（《阿勒坦汗传》，汉译本页 85—88）1575 年（万历三年）城市基本建成，明廷赐名“归化”。1581 年（万历九年）阿勒坦汗又修建了周长二十里的外城。从此，“库库河屯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农耕放牧相结合的古丰州滩上，成为漠南蒙古地区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的中心。” 蒙明通贡互市进入了鼎盛时期，为西藏佛教再度传入蒙古地区开辟一个新渠道。据文献记载，阿勒坦汗借机向明朝请求佛教经典、佛像、喇嘛所用饮食，并要求派遣僧人传授佛教和帮助建立寺庙。阿勒坦汗派遣三批迎佛使团迎请黄教最高首领索南嘉措。1578年，双方在青海仰华寺会见并召开大法会，改革旧俗，独尊黄教。阿勒坦汗赠索南嘉措以“圣识一切瓦齐尔达赖喇嘛”之号。“圣识一切”表示对佛教一切义理皆通达成就；“瓦齐尔达赖”意为“执金刚”（表示坚强不毁），是西藏在密教方面有最高成就的僧人称号。“达赖”是蒙古语“海”之意， “喇嘛”是藏语“上师”之意。总起来是指在佛家显教、密宗都已达到最高成就的超凡入圣的海上师。从此黄教这一转世系统获得了“达赖喇嘛”的称号，沿用至今。索南嘉措赠阿勒坦汗以“转千金法轮咱克喇瓦尔第彻辰汗”的称号。（咱克喇瓦尔第即转轮王，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圣王，转宝轮而降伏四方。彻辰汗与忽必烈的汗号“薛禅汗”相同，意为“聪睿之汗”。）对于阿勒坦汗来说，以宗教的形式承认了他作为汗的尊严地位，对于三世达赖，则承认了他本人及黄教在西藏教界和蒙古地区的头等地位。1580年，阿勒坦汗建造一座宏丽的寺庙，明朝赐名“弘慈寺”，此即今日呼和浩特的大召，它是蒙古地区第一座黄教寺庙。1586 年，三世达赖在弘慈寺召开大法会，后应邀在赴喀喇沁等地的途中圆寂。次年，阿勒坦汗的一位曾孙成为第四世达赖云丹嘉措，成为达赖这一活佛转世系统中唯一的蒙古人。为此，第四世达赖喇嘛的铜像供奉于大召之内。
今日呼和浩特的大召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阿勒坦汗孙媳五兰妣吉在归化城以西的大青山脚下起盖灵觉寺泰和门。同年，五兰妣吉迎请麦达里活佛为灵觉寺新造弥勒佛像开光。因麦达里之名，灵觉寺俗称美岱召。泰和门门洞上方嵌有一方明万历三十四年石匾，上端横刻一行藏文，下方竖刻汉字，分为记事文、发愿文两部分。发愿文为“皇图巩固，帝道咸宁，万民乐业，四海澄清”十六字；记事文记录了泰和门修筑因由、建造者、竣工时间及匠作人等，其中提到“大明金国”，即指大明朝之金国。俺答，蒙古语为“黄金”之意，土默特蒙古以“大明金国”的汉文书写，表达了奉明王朝为正朔的政治态度。1627年，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在女真族建立的后金政权的逼迫下西迁，沿途击败了喀喇沁、土默特等右翼蒙古部落，占领了归化城，大明金国的历史就此终结。从1571年到1627年，大明金国存在了57年。
宝尔汗佛塔
历史上呼和浩特经明末、顺治到康熙年间和雍正到乾隆年间3次建庙高潮。关于归化城召庙的民谚流传很广：“七大召八小召，七十二个免名召”，城内庙宇林立，“殿宇雄雄，比拟佛国”。“喇嘛点上数的三千六，点不上数的无其数”等。所谓“点上数的喇嘛”是指在清朝理藩院注册领取津贴的喇嘛。彼时藏传佛教在归化盛行一时，市民、官场、军营中的信仰者众多。人口在增加，宗教在传播，商业随之繁荣，城市也在社会潮流的推动下发生变革。归化城由召城向商城迅速演进。1689年，中俄签订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两国之间开展茶叶贸易。1693年（康熙三十二年），连接欧亚的国际商路——万里茶道终于打通。以武夷山下梅村为起点的万里茶道，途经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内蒙古、从伊林（现二连浩特）进入现蒙古国境内、沿阿尔泰军台，穿越沙漠戈壁，经库伦（现乌兰巴托）到达中俄边境的通商口岸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其中水路1480公里，陆路3280公里。茶道在俄罗斯境内继续延伸，从恰克图经伊尔库茨克、新西伯利亚、秋明、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十几个城市，又传入中亚和欧洲其他国家，使茶叶之路干线总长13000 余公里，沟通了亚洲大陆南北方向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的核心区域，并延伸至中亚和东欧等地区。是与汉唐丝绸之路、西南茶马古道、宋元海上丝绸之路齐名的一条中西物质文化交换的国际大通道，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
那时的呼和浩特正处在形如海棠叶的大清版图的中心位置，八方通衢。“作为茶叶之路东方枢纽的呼和浩特，其商业日渐繁荣，城内城外店铺骤增，鳞次栉比，骆驼日夜穿梭于市，成为对俄贸易的华商和蒙商的大本营。庞大的物流促成驼运业的大发展，于是‘驼城’顺理成章地形成了。”驼铃悠悠，马蹄声声，把以茶叶为代表的日用百货运往蒙古草原的角角落落，运往俄罗斯广袤的西伯利亚，直至欧洲腹地。“呼和浩特也随着茶叶之路的繁荣而名播四海，成为一座具有国际品格的商业都市。18世纪和19 世纪，在俄罗斯，在欧洲，那里的人都在谈论呼和浩特，他们称为科科斯坦。”史载，归化城驼运业兴盛时走喀尔喀蒙古的骆驼有14万峰，走新疆的骆驼有4万峰，可谓名副其实的“万驼之城”。城内有12 家专营运输拉脚的驼行，每年可出租骆驼 7000—7500峰。驼队外运的主要货物是布匹、茶叶、杂货，换回驼、马、牛、羊和毛皮制品。声名显赫的大商号大盛魁、元盛德、天义德、义和德等年贸易额分别达 500—1000万两白银。归化城流行着“三大号走货，带动各行各业”，“大盛魁，上自绸缎、下自葱蒜，无所不走”说法。
今日的席力图召
首屈一指的大盛魁年代久远，资本雄厚，极盛时股本达到七千余万两白银之巨，上万名伙计，两万多峰骆驼组成的商业流水线，基本垄断对蒙对俄贸易。大盛魁既是经营蒙古商业贸易的商号，又是清朝政府在外蒙古地区的税收代理人。
各省在归化城设有收购站，光北京每年从归化城收购 50万羊，归化城本地购买和消费的羊达20万只，牛4万头。民间早就有“日宰万牲”之说。城内分设四处税卡栅栏。“内地商民持布币往者，轮蹄万计”。蒙汉商人“番语侏离译不明，相看都用手传情”，商贾云集，一片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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