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元朝是蒙古人建立起来的王朝，也是第一个由少数民族一统天下的王朝，但绝不能因此就将元朝和蒙古帝国划等号，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将元朝看作蒙古帝国在中国的统治政权，因为蒙古帝国在西边还有四大汗国，但毕竟汉地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地位不同，成为汉地的统治者意义重大，于是元朝也就显得与众不同了。
但作为一个外来民族，要统治中原人势必会遇到很多问题，文化、语言上的差异就十分的明显，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元朝的皇帝上朝时，相互之间是说汉语还是蒙古语呢？
元朝的建立者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孙子，他于公元1260年继承了蒙古帝国的汗位，随后便将汗庭南移至了开平，公元1267年又迁都北京，最终在4年后颁布了《建国号诏》，正式将国号定为了“大元”。
在这篇诏书中，忽必烈称：“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忽必烈崇尚儒学，也表达了追求部分汉化的意愿，但这份面旨在争取广大汉族士人之心的诏书，正本却是用八思巴蒙古文写成的。
这种情况是比较尴尬的，原因在于蒙古作为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其文明较之中原文明，甚至比起同时期的辽、金、西夏也是落后的，最明显的就是没有文字。
成吉思汗在灭亡了乃蛮部后，俘获了太阳汗帐下的掌印大臣塔塔统阿，《元史》记载了成吉思汗与塔塔统阿的对话：“帝曰：‘汝深知本国文字乎？’塔塔统阿悉以所蕴对，称旨，遂命教太子诸王以畏兀字书国言”。
塔塔统阿是畏兀人，也就是西州回鹘人，成吉思汗重用塔塔统阿，并让他教授太子以及诸王子回鹘文字，一直到忽必烈之前，蒙古帝国的使用的文字都是可以叫做回鹘蒙古文。
蒙古帝国的第三位大汗贵由，曾经写给罗马教皇英诺森一封国书，由于教皇不懂回鹘蒙古文，所以国书是用波斯文写成的，但蒙古大汗印则是回鹘蒙古文字，这一情况到了忽必烈时代发生改变。
在忽必烈的大元建立之前，蒙古帝国还有4位大汗，在这一时期内，诏书通常用回鹘蒙古文书写，后来均以汉楷与回鹘文并用。
忽必烈信奉藏传佛教，一继位就奉藏传佛教萨迦派5代祖师八思巴为国师，并命其创造蒙古新字，又称八思巴蒙古文，这之后便代替了回鹘蒙古文，成为了元朝的官方文字。
公元1279年，崖山海战之后，元朝完全取代了南宋成为华夏正统，但却在统治上大搞差异化，人为的将国民分为了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文明程度最高的汉人和南人却成了被统治的最低等级。
这表明了，虽然忽必烈崇尚汉文化，但却始终把自己摆在了统治者、殖民者的位置上，他刻意营造了一种蒙古至上的感觉，禁止汉人和南人学习蒙古文，但同时还要求朝廷五品以上官员上书奏章必须以蒙古文为正本，汉文副之。
这里面除了一种盲目的民族自信外，也意味着元朝皇帝的汉语水平的确有限，忽必烈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把自己比作不识几个字的粗人，而事实上忽必烈也是元朝历史中，少有的可以听、说汉语的皇帝了。
依照元朝的科举制度分为左右两榜，占全国人口百分之90的汉人、南人为左榜，极少数的蒙古人和色目人为右榜，但是两榜的录取人数却是一样的，扬蒙抑汉的意味十分明显。
但不管怎样，朝堂之上还是有汉人的位置的，不过元朝不准汉人学习蒙古文，蒙古人又不愿意学习汉文，那他们在上朝的时候到底说什么语
事实上，元朝的宫廷内部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叫做“怯薛”，在蒙古帝国时期，这是大汗身边常备的一种护卫组织，也是蒙古政权最早的雏形。
到了忽必烈建立大元后，怯薛组织渐渐的演变成了一种，专门为皇帝和诸王提供内侍的特权组织。
怯薛是皇帝的近臣，既有蒙古贵族子弟或秃鲁花，也有精通儒家的汉人比如刘秉忠、姚枢，而他们的职责就是负责皇帝或者王族的警卫、饮食、服饰等等，当然还包括一项特别的工作，那就是同期翻译。
元朝的怯薛是世袭制，这些人身份特殊，逐渐便形成了巨大的影响力，一些皇帝的诏书、国策实际上都是出自怯薛之手，有些怯薛甚至可以出将入相，比如忽必烈时期的安童就曾出任过元朝的右丞相。
由此可见，在大部分时期内，元朝皇帝以及蒙古王公大臣对于汉语言的掌握是有限的，甚至一字不识，这对于王朝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
元朝对于汉字、汉语的不重视，也导致了汉学在这一时期停滞不前，没有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汉学理论经典，反而成就了市井化、民俗化的元曲出现，一些文学作品也开始频频出现白话文。
到了元顺帝在位时，情况稍有改观，一方面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精通汉学，另一方面丞相脱脱修改旧政，重开科举制度，还主持编修了宋、辽、金三朝国史，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