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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初唐玄武门之变，李世民弑兄杀弟，逼父退位，夺得皇权。
这是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但众所周知，正史往往是重塑加工后的结果。
尤其当书写历史的权力属于唐太宗李世民时，玄武门之变的真相就变得扑朔迷离。
各种说法错综复杂，争议不休。
直到千年之后，收藏于巴黎的一份碑文，终于揭开了真相。
兄弟倪墙，皇权博弈
唐朝初年，李渊登基后，便封长子李建成为太子。
然而自晋阳起兵到唐朝统一，李世民南征北战，一直是家族的中流砥柱。
这位“天策上将军”的功绩和声望，早已超越了太子李建成。
李建成对这位功勋卓著的弟弟心生猜疑与嫉妒，与李渊吉联手，多次加害李世民。
而李世民也非等闲之辈，一直在暗中积蓄力量，以应对兄弟间越发尖锐的矛盾。
武德九年六月四日，长安城内风云突变。
李世民率一众将领，在玄武门内设伏，准备发动一场决定性的政变。
依据唐朝的制度，太子能够拥有一支直接听命于自己的直属亲兵。
李建成自恃东宫六率兵力强盛，因而与四弟李元吉一道，自信满满地策马驰往太极宫。
却未料到，前方已是危机四伏。
当他们行至临湖殿，察觉到异动，就立刻调转马头企图逃离。
可惜为时已晚，李世民手下的将领们已经冲出玄武门。
一时间箭如雨下，李建成中箭坠马，当场丧命，而李元吉在逃亡中也未能幸免。
消息传回东宫，太子的亲信薛万彻率领精兵两千，向玄武门发起了猛烈的反击。
玄武门守军众多，秦王府将领寡不敌众，渐渐陷入困境。
关键时刻，尉迟恭将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首级高高举起，东宫的士兵见状纷纷溃散。
政变过后不久，李渊便立李世民为太子，两个月后更是直接退位，将皇位传给了他。
唐太宗李世民，就此登上了帝位。
而这场血腥的政变，牵涉到众多皇室成员，震惊朝野，史称“玄武门之变”。
这便是史书中所记载的玄武门之变。
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历史自然是由胜利者来书写的。
唐太宗文治武功，堪称千古一帝。
可即便是开创了贞观之治的盛世，也仍然无法洗清玄武门前弑兄杀弟的鲜血与阴影。
因此在贞观年间，这一段历史屡遭修订。
以至于今日所见文献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叙述有诸多模糊不清之处。
成王败寇，篡改史书
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怎么就这样轻而易举取得了成功？
毕竟按照实际情况来看，李世民与李建成、李渊吉相比，实在是处于劣势。
李建成身为储君，掌握着东宫的禁军，实力可观。
他手里没有实际兵权，又要提防李世民，因此也一直很注重加强兵力。
再加上他与李元吉联手合势，兵力更是不容小觑。
尽管李世民的麾下汇集了众多精兵悍将，但他们本质上仍属国家军队，并非秦王府的私兵卫士。
更关键的是，武德九年李渊吉受命征讨突厥，调走了李世民身边大量的精兵强将。
这样一来，秦王府就更是势单力薄了。
退一步来说，纵使李世民在玄武门一举除掉了李建成与李渊吉，可东宫和齐王府的势力尚存，该如何应对反击？
禁卫军是听命于李渊的，李世民这样赤裸裸地发动政变，即使有信心对抗两位兄弟的势力，又该如何抵挡禁卫军呢？
再者，玄武门伏兵之计本身也是疑点重重。
彼时，李世民与李建成、李元吉间的嫌隙和矛盾，基本已经到了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地步。
在这样剑拔弩张的氛围下，李世民竟然能将自己全副武装的八百亲兵调入宫中。
更是在事变当天，亲率心腹将领埋伏在玄武门这一宫廷要地。
这又是如何做到的？
对于这些关键信息，史书只是一带而过，甚至根本没有提及。
无论是《旧唐书》《新唐书》这样的官方史书，还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均未详加阐述。
想要穿过历史迷雾还原事情全貌，单凭这些文字记录，实在是困难重重。
可喜的是，一千多年后，在莫高窟的敦煌遗书中，发现了一卷李义府撰写的《常何墓碑》。
这份编号为P.2640的《常何墓碑》残卷，在20世纪初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掠走，如今仍收藏在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它不仅为我们研究隋末唐初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也揭露了玄武门之变的历史细节。
无名小卒，改写乾坤
在英雄辈出的隋唐，常何只是一个小人物。
隋末烽火遍地，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历经数年战火洗礼，最终汇聚成三大势力。
窦建德在河北竖起反旗，翟让与李密则在瓦岗寨聚义，杜伏威与辅公祏则在江淮流域掀起了浪潮。
这三股力量，分别以华北平原，特别是今天的河南、山东一带，以及长江、淮水流域为活动中心 。
常何出生于汴州浚仪，也就是如今的河南开封，恰好处在隋末农民运动的核心地带。
常何性格豁达，仗义疏财，这份乱世中的侠骨丹心，使他在群雄逐鹿各领风骚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了当地农民起义队伍中的一名领袖。
常何不仅豪迈侠义，更有敏锐的政治眼光。
公元618年唐王朝建立，大一统已是民心所向，也是历史的必然趋势。
洞察到形势的常何，积极劝说李密顺应潮流，归顺新生的唐王朝。
面对李密的犹豫，常何凭借其政治见解，多次劝谏，力促李密下定决心投奔唐廷。
在他们西行前往长安的路上，遭遇了许多将领的反对和质疑。
唯独常何立场坚定，始终是支持并协助李密实现归唐的关键人物。
由这一点，便可见常何在政治上的敏锐洞察力。
正因如此，常何赢得了唐高祖的赏识。
李渊不仅保留了李密先前赐予常何的“上柱国、雷泽公”官爵，更任命他为“清义府骠骑将军”。
授予他实质性的军职，使其成为唐王朝的重要将领。
归唐之后，常何便投身于唐朝统一大业的征战中，忠诚侠义，勇武非凡。
战事平息后，常何便在外镇守。
到了武德七年，他被调遣至都城，任中郎将，负责玄武门的守卫。
官职虽然不大，却是非常重要。
尤其在玄武门之变中，常何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从当时的战况来看，秦王府是处于劣势的。
一边要对抗东宫精兵与齐王府卫士的强强联手，一边又要面对玄武门的守卫禁军。
而最终得以成功，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常何及其率领的玄武门宿卫部队的“倒戈相向”。
正因如此，秦王府八百甲士才能够在这剑拔弩张的局势下，悄无声息地潜入皇宫。
李世民也可以无视禁军，在玄武门这一要地设下埋伏。
守卫玄武门的中郎将常何，早就投身秦王李世民麾下——这是伏兵之计得以实现的前提。
深谋远虑，暗布棋局
《常何墓碑》中记录了常何归唐之后的履历。
而从记载中可以看出，常何担任玄武门禁军守将，是李世民一手安排的。
在此之后，他更是私下接见常何，以重金相赠，令常何在暗中培植亲信，逐步在玄武门建立起一支听命于自己的力量。
可以说，常何正是李世民在宫墙深处埋下的一颗棋子，等待时机，助自己夺取皇位。
《墓碑》所载“趋奉藩朝，参闻霸略”，指的正是这一点。
因此可以推断，李世民从武德七年开始就在策划这一次政变。
具体的时间，很可能是在太子的亲信杨文干举兵，以及李世民洛阳金宝树私案之后。
当时的唐高祖虽然知晓了这些纷争，却迟迟未能下定决心废黜李建成，对改立李世民的想法也犹豫不决。
面对这样的僵局，李世民及其亲信意识到，想要逼迫李渊做出抉择，唯有采取更为决绝的手段——直接除去李建成。
由此可见，尽管李世民内心仍受伦理道德的束缚，充满矛盾与挣扎，但这不妨碍他早已在暗中绸缪，精心布局。
只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最好是由李建成先动手，以求名正言顺，不落恶名。
在事变发生之前，秦王府的谋士们多番劝进，李世民仍反复犹豫不决。
直至武德九年六月，建成和元吉，以及他们在后宫的同盟者，到高祖面前诬告陷害李世民，高祖听信了这些谗言。
虽因官员力谏，高祖没有责罚李世民，但此事之后，秦王府的僚属们忧虑不已，认为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李世民亦感到退无可退，最终下定决心，要先发制人。
除此之外，从碑文中的记载亦可发现，常何曾随李建成讨平河北，是太子麾下的旧臣。
常何人品能力都不俗，又得高祖赏识。
李建成素以“仁厚”著称，待下不薄，按理来说，他必然会十分重视并厚待常何的。
而常何也并非轻易背主之人。
归唐之后，李密反叛，常何极力反对，流涕极谏，最终也并未追随。
从这件事上便可见其忠义。
那么，常何为什么会选择背弃这位储君旧主，转而投向李世民的阵营呢？
究其原因，大致有两点。
首先，常何本人性格豪迈勇猛，与李世民的英勇果敢、豪迈之气是非常契合的。
而相比之下，李建成仁厚儒雅，若论魄力与决断，或许不如李世民。
常何虽是武人出身，文化水平有限，却有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大概是在认识到李世民的政治才能与领导能力后，相信李世民终将赢得天下。
这种基于个人魅力的吸引与政治判断，是常何转变立场的一个重要因素。
其次，常何与李世民之间的联系也并非偶然，其间存在关键人物的牵线搭桥。
常何与李勣是乡党，又同为李密旧部，早有交情。
武德六年，李勣任河南道大总管，常何随其征讨徐圆朗。
在这期间，常何目睹李勣等多位同乡及李密旧部纷纷投入李世民麾下。
李勣颇有影响力，在他的支持与劝说下，常何最终决定秘密转投李世民的阵营，也是合情合理的。
皇恩浩荡，论功行赏
常何转投李世民一事，并没有明确的记载和佐证。
但从玄武门之变后常何的官职变化，亦可看出他与李世民的关系，以及他在此次政变中的功劳。
根据《常何墓碑》的记载，玄武门事变之后两个月，匈奴来犯，常何被任命为马军副总管。
逼退了匈奴军队后，他又被授予真化府折冲都尉的职务，并特别允许其长期担任此职，享受特殊待遇。
此外，他还被封为武水县开国男，赐予三百户食邑。
常何出身并不显赫，既非出自政治根基深厚的世家大族，也非山东或关陇地区武装力量的代表性人物。
再加上早年的降叛经历，即使遭到冷遇也属正常。
然而唐太宗却持续给予常何升迁机会，虽然速度不快，却也是按部就班地一路晋升。
个人的升迁或许只因能力与表现，但对其家人的优待，却无法用这一理由来解释。
据《常何墓碑》 记载，常何的父亲在应该得到封赏的时候，还身陷在贫穷困顿的街巷里。
因此常何斗胆请求太宗，让父亲也能参与朝廷官班。
太宗当即答应，并将常何的父亲从平民身份提升至朝散大夫。
唐太宗这样的恩宠，显然已经超过了常何原本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
出身寒微，地位不高，又无姻亲相助，没有什么理由能得此优待。
那唯一的可能，就是常何在政变中的立场与贡献。
无论升迁还是对其亲属的厚待，显然是李世民即位后，对有功之臣论功行赏的一部分。
无疑显示了常何在玄武门事变中的重要性，以及新政权对他的重视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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