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四千余字，再现六零后一代人的日人生转变。为了增加可阅读性，部分情节做了艺术化加工，请注意甄别。
81年的夏天，是我在罗浮山下当兵的第三个年头。
我是湖南益阳人，79年12月从洞庭湖区来到遥远的广东，才第一次感受到南方的酷热与潮湿。幸好我也算是南方人，比起那些北方来的战友来说，能够更快地适应这里的气候。
这时候，从军龄来说还不够两年的我，却已经成了半个“广东人”了，因为平常和当地的老乡打交道的机会比较多，再加上我们的班长又是广东人，我已经能说得上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了。
大概是七月上旬吧，连长突然把全连召集起来，安排了一个任务：因为三天后有台风到来，接到地方公社的请求，需要我们连去帮助附近两个大队搞双抢，尽快把田里的谷子收回来。
随后就是指导员作动员，全连只留下一个排的人在营房，其他人全部去帮老乡们收稻谷。
虽然是集体行动，但真正到了地里干活可不能凑在一起。我和三个战友分成一个小组，因为我会说白话的缘故，也就当起了这个临时小组长。
虽然是给别人干活，可我们几个战友没有一个耍滑头的，甚至比在自己家里干活还要卖力。
再加上我们都是精壮的小伙子，在部队的伙食相对也比老乡们要好，体力上更胜出一筹，于是，我们就更加争着干那些重体力活。
那时候惠州一带基本还是种水稻，大概和我们老家的做法也差不多，先把成熟的稻苗割倒，然后拿着去打稻机上脱粒，打稻机也是传统的人力打稻机，完全靠脚踩。
于是，我们几个战友就主动踩打稻机，把割稻苗的任务留给老乡自己。因为还要种晚稻，田里也还有很深的水，一脚踩下去几乎到了膝盖附近，而打稻机也就像是系泊在泥浆里的木船一般。
头上顶着烈日，脚下踩着滚烫的泥水，还要使劲踩动打稻机，那份辛苦劲不言而喻。
但我们几个战友没有半句怨言，除了中午会在老乡家吃一顿饭之外，早餐晚餐都是回连队吃，不用老乡负担任何开支，就算有，也就是多烧点水给我们喝而已。
我们小组帮扶的是个叫歇湖的村子，我们帮着老乡干了三天活。当然，我们三个人具体对应的也就是一个生产队吧。
三天后圆满完成任务，天色也黑压压的，应该是台风近了，我们马上就要归队，但老乡们特意给我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吃过饭我们就要回连队了，刚刚走出村子，我就被一个姑娘在半路拦下，弄得我当时就六神无主，当时的我还不知道，这时候，我的命运竟然就悄然在发生巨变……
我的老家在湖南益阳农村，外地人不知道的，总喜欢把“鱼米之乡”这个桂冠戴到我们头上，但实际上，我们老家却是一个地道的山区乡村。
我父母生了三个孩子，我排行老二，家里 还有个大哥以及一个妹妹。
在我小时候，山区农村地少人多吃不到肚子，我们村子却还算好，除了为数不多的一些水田之外，还有不少的山土可供种植玉米红薯之类的杂粮，至少能吃饱不饿。
那年代的山里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掌握了一门生存的“技巧”，那就是能漫山遍野地找吃的，从小就似乎又那种采摘野菜野果的天赋。再大一点之后，多少都能掌握点捕猎的技能，运气好还真能抓只野兔解解馋。
但女孩子就没有那么好彩了，绝大多数女孩子都不会像男孩子那么撒野。就以我妹妹来说，幸好有大哥和我在，才能帮她从野外带点零食回来。
如果家里全是女孩子、或者几个大的孩子都是女孩的话，她们就很少能有那个“口福”了。
我妹妹也是一样，从小身体就瘦弱，加上当时的伙食也跟不上，害得父母都一直在担心她带不大。
我和大哥却对这个妹妹爱若珍宝，总是想着去山上给她找点“好东西”。于是，在大哥的带领下，我们隔三差五就能弄个野兔什么的。
有时候运气好，也有过抓到“乌缰（野山羊）”的记录。这就多少能给妹妹补充点营养，有时候还可以换几个钱，勉强算是把她拉扯大了。
到我十五岁那年，当时的我初中毕业（当时初中只有两年），成绩其实还算不错，只是当时真正在学校上课的机会不多，我也就无心读书，完全没有继续上高中的想法，直接就回家务农了。
在家里干了两年农活，年轻的我心里开始骚动起来：这样种一辈子地，能有什么出息？可要怎么才能走出大山呢？
正在我迷茫的时候，79年下半年收完晚稻，征兵的通知发到我们大队，我冥冥中似乎被什么召唤起来，第一个就找了民兵营长报了名。
之后的初检、政审、复检一路绿灯。我家祖辈都是贫苦出生，完全称得上根正苗红。前些年上了初中，在我们那样的山里也算是读过书的人了。加上这两三年的劳动改造，身体素质也很不错，自然就不出意外拿到了入伍通知。
得知自己将要去南方当兵时，我心里其实还挺失望的。那年代的广东，还真的不如内地，我心里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去北京。想不到事与愿违，自己的目的地和心目中的圣地简直就是南辕北辙了。
但自从拿到入伍通知的那一刻起，我心里就突然有了以服从为天职的认知，即使自己心里对广东不满意，79年的12月，我依然毫无怨言地南下了。
这一来就是两年了，从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农民，正式改造成了优秀的士兵，在部队的训练中多次获奖。
可惜的是，我所在的团部没有争取去南疆的任务，这也是我心中最大的遗憾。
想着在前线奋战的战友们流血牺牲，我们这些留守后方的人岂能不多流点汗？于是，这次收到老乡的支援请求之后，连长当即就安排我们立即出发。
这不，一来就是三天，总算是赶在台风前把发任务完成了，保证了老乡的粮食安全，我们心里还是相当自豪的。
看着天色越来越黑，风也大了起来，我们三个人骑着单车朝驻地赶去，正常的话也就一个小时左右路程。我们心想着能不能赶在其他小组之前第一个回去的，如果能成为第一个，到时候又能拿到流动红旗了。
正当我们拼命踩着单车，眼见得就要出歇湖村了，突然，后面一个女孩在远处朝我们挥手：同志，请等一下。
我们赶紧停下来，赶来的是一个年轻姑娘，我们三个赶紧收敛起脸上的笑容，等她气喘吁吁跑到我们面前说：
我们队长刚才给粮仓加固的时候从屋顶上摔下来，能不能借你们的单车把他送去医院。
听说有老乡受了伤，我们当然不能推脱。但想到还要回连队复命，我们三个人又只有我一个人能说白话。
于是，我便“奉命”留下，得知姑娘也会骑单车，便安排两个战友骑一辆单车先回去，把情况报告连长，我和女孩骑着单车就往回走。
一路走一路问情况，也就知道姑娘叫阿桃，受伤的是队长也就是她的父亲。
我们就那么两三分钟就到了现场，简单查看了一下伤势，觉得不是很重。但队长走不了路，这里离卫生院还有十来里路，找人抬着去就需要花很长时间了。
我灵机一动，让大家把队长扶到后座上，又拿来绑带就把他绑在我背上，骑着单车就朝医院走去，阿桃也骑着车紧跟在后面。
大概走到半路，风雨开始加大了，但我们完全没有什么避雨的想法，只是问了队长几句，得知他能坚持不怕淋雨就继续赶路。
等我们感到医院时，风雨已经相当大了，我们三个也都成了落汤鸡，我便帮着阿桃把她父亲扶到医院，还要到处找医生护士。等到一切都办妥了，天已经完全黑了，外面更是狂风暴雨。
按照常理，这时候肯定是不适合赶路的，但我担心这台风一来就好几天，难不成我能几天不归队？于是便不顾阿桃的阻拦，推着单车就朝驻地赶回去。
幸好一路平安回到连队，只是已经快半夜了，连长看到我就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般，得知老乡得到了妥善处理，也只是催我赶紧洗个澡睡觉。
应该是连续辛苦了三天，再加上最后帮着阿桃送她父亲去医院又淋了雨，当天晚上我就病倒了，迷迷糊糊睡到第二天早上，到了出操时都还没醒来。
还是连长赶来查看，发现我全身发烫昏迷不醒，直接就把我送到了医院，才发现我已经烧到了40度。
我在医院睡了两天才醒过来，全身都像虚脱了一般。可醒来的那天下午，阿桃就出现在我的眼前。
原来，阿桃今天早上送单车到我们连队，听到我发烧住院的事，认为都是她父亲连累了我才生病的，请求连长批准她来医院看我。
我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阿桃就当了一个星期陪护，甚至还把连长安排陪我的战友也给赶跑了。
一个星期后我出院时，我和阿桃已经相当熟悉了，这几天来朝夕相处，也相互谈了不少的心事。
只是我那时真是傻乎乎的，她问什么我就答什么，乃至我家几乎祖宗八代都被她给打听清楚了。出院时，阿桃只是轻轻地和我说了一句话：有机会来歇湖找她玩。
得到她的邀请，我再傻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可惜的是，当年的部队虽然不禁止谈对象，却不允许和驻地的女孩谈恋爱，我的心事就只能埋在心里。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来到了83年的一月，我们一帮战友到期退伍，因为我来自农村，自然就遵守“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回湖南老家了。
临走前，我去了一次阿桃家，她父亲很热情地接待了我。
阿桃的母亲早年就去世了，家里除了父亲之外还有两个弟弟。作为大姐的阿桃，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帮父亲干活，主要就是帮着拉扯两个弟弟。
阿桃的父亲很明确地和我说：小黄，我女儿和我说过你们的事了，如果你愿意留下来，我很乐意你成为我们家的一员。
我再看阿桃时，此时的她，脸上尽是羞涩的红晕。
对于我家的情况，阿桃早在两年前我住院期间就几乎全部掌握了，知道我老家在大山深处，家里还有大哥和小妹。
阿桃的父亲和我说，现在广东正在热火朝天地搞改革，相对于内地来说，你留在这里就会有更多的机会。
这两年来，我和阿桃之间尽管没有明确地谈恋爱，但也就差那层窗户纸没有捅破而已。现在我已经退伍了，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阿桃跟着我回了一次老家，她几乎就是我们村、甚至我们县的第一个广东“儿媳妇”。
我父母虽然心里很舍不得我远“嫁”他乡，但看着漂亮温柔的阿桃，再加上也知道广东就是开放的最前沿，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们的婚事。
83年端午，我和阿桃结婚了，我这个湖南小子摇身一变就成了地道的广东人。还别说，一口流利的白话，再加上个子肤色差异不大，只要我自己不说，都以为我就是土生土长的惠州人了。
当时的大队早就成了村，阿桃的父亲也出任了村支书，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我和阿桃也瞧准了机会，很快就开办起了自己的工厂，有了稳定的事业。
到88年的时候，我把大哥也拉来了广东，开始帮着我和阿桃打理家里的事业。父母暂时不能出来，因为妹妹还在上高中呢。
在我的“督促”下，妹妹高中复读了一年之后考上了大专，算是彻底走出了农门。妹妹上大学之后，我就把父母也接到了广东，这样一来，我们一家人就都成了“广东人”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和阿桃夫妻都已年过花甲，也到了养怡弄孙的年龄，家里的生意全部交给了孩子打理。
回首自己的一生，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山里孩子，成为乡亲们眼里的“老板”，我的人生改变，虽然应该从参军入伍那一刻算起。
但真正改变命运的节点，更应该算是那次帮老乡抢收稻谷的机会，那样我才有机会和阿桃相识，并最终走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