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曾有段时期军阀割据相当严重，大小军阀手握军权割据一方，最多的时候林林总总加起来有上百个军阀。这些军阀就相当于地方的土皇帝，不断压榨百姓、挑起战端，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曾经在贵州地区有个大军阀王家烈，人称“贵州王”，从事实上来讲统辖贵州全境。
这位大军阀是个勇武的莽人，虽然打仗拼命有本事，但智谋方面过于逊色，以至于一直被人设计当猴子耍，最后毫无防备地被骗去坐飞机，丢了军权。
王家烈出身穷苦人家，小学毕业学历，之后就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就辍学了。少年时期，他就开始跟着长辈背盐为生，靠着干重体力活混口饭吃。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连年战乱让王家烈靠体力活谋生都变得困难起来，于是他寻思着一样是朝不保夕、出卖力气，还不如去参军算了。1914年，王家烈加入了贵州省防国民军，也就是后来著名的黔军。
王家烈草根出身，没有任何势力背景的扶持，就凭他打仗的本事稳扎稳打地一步步往上爬。1920年时，王家烈不仅没缺胳膊少腿，反而是凭军功升到了连长级别。
这时，王家烈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女人——万淑芳。
万淑芳可是上流名媛，不仅长相秀丽，更是家世背景显赫。而她的交际圈里同样出身上层的姐妹们无不是嫁给军阀高官、结两家之好。这时王家烈只是个低级军官，万淑芳当然不会答应他那“不识好歹”的追求。
不过万淑芳也绝不是傻子，她并没有一口气回绝王家烈。而王家烈是个执拗的大老粗，他见万淑芳没有把话说死，便经常抽出空余时间去看望万淑芳、联络感情。万淑芳对他并不反感，明里暗里要他上进，王家烈自然是愈发努力。
1926年，王家烈升任黔军第25军第2师师长，正式向万淑芳提亲。万淑芳对王家烈此时的身份地位感到满意，同时觉得王家烈是个无甚心机的大老粗，方便她借着王家烈的名义行事，于是欣然应允了王家烈的求婚。
结为夫妻后，万淑芳发挥了她作为名媛的强大社交能力，帮助王家烈这个对政治一窍不通的粗人在国民党内部混得风生水起。万家本就是国民党元老家族之一，再加上万淑芳那些嫁给军阀、高官的名媛姐妹们，她极有头脑地帮助丈夫运营仕途。
凭借千丝万缕的关系，万淑芳成功地为王家烈搭上了蒋介石这条线，设法让双方见上了一面。蒋介石对王家烈印象不错，早年的王家烈打仗拼命卖力、对国民党也很忠诚，见面后蒋介石更倚重了王家烈几分。
王家烈曾在北伐战争中为蒋介石立过汗马功勋，如今升为师长、迎娶名媛万淑芳以后也不忘本，这让蒋介石一度对他很放心。
不久之后，王家烈就取代了曾经的上司毛光翔，成为了二十五军军长以及贵州省主席。
从此，“贵州王”正式迎来他人生的高光时刻，从朝不保夕的平民百姓一步步爬上了土皇帝的位置，不可谓不振奋人心。王家烈上台后，万淑芳就开始“讨利息”了，不过不是从王家烈的钱袋里，而是从贵州百姓的米缸里。
万淑芳开始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与此同时也常吹枕边风，相当于是间接操控着贵州的军政大权，好不威风。万淑芳的两个侄子万式原、万式谨，也乘着姑姑的“东风”作威作福，横行无忌。
王家烈和万淑芳夫妻俩的好日子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军阀割据的混乱时代注定不会长久持续。随着蒋介石实现了建国和初步统一，其最大的政治导向就是要扫清各地的军阀割据势力，将土皇帝们的军政大权收归自己。
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几乎没有人能从一而终，打小没经受过高等教育的王家烈不外如是。在成为名震一方的“贵州王”、实掌贵州省军政大权后，王家烈自然是膨胀到一定程度，对中华民国、对国民党、对蒋介石，早就没有什么忠心可言。
1934年，红军进入贵州省境内，王家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要去“剿匪”。王家烈虽是粗人但也不至于全无城府，此事颇为棘手——一方面若是真的剿共，恐怕要打光他的老本；另一方面若是消极应对甚至抗令，又会触怒蒋介石，无疑是个两难境地。
这时，万淑芳又在王家烈耳边吹阴风了：“最好是避免与红军开战，倘若蒋介石问责下来，就联合桂系大军阀李宗仁共同对抗蒋介石。”
王家烈当然明白蒋介石的意图，老蒋巴不得他王家烈和红军两败俱伤，最好是黔军也打没了、红军也被剿灭了，这种坐收渔利的局面对蒋介石最有利。
王家烈爬到这么高的位置自然也不是傻子，他明白蒋介石的“削藩”意图，而夫人万淑芳的计策也不无道理。思忖再三，王家烈授意万淑芳去联系李宗仁，此事便由万淑芳的两个狗腿子侄子万式原和万式谨代劳。
而关于“剿共”的命令，王家烈那是能拖就拖，消极敷衍。等收到了蒋介石怒火冲天的电报以后，王家烈知道实在拖不下去了，才不情不愿地与红军部队作战。
此时，王家烈的部队编制刚刚整备完善，整体战斗力有限，而开战又势必给部队编制带来变动更迭。没办法，蒋介石下了死命令，王家烈也只能硬着头皮打。昔日骁勇无畏的“莽夫王”如今成了“贵州王”之后，有了顾忌反而施展不开手脚，被红军打得损兵折将。
蒋介石怒不可遏，他一边派薛岳带军队追剿红军，一边又要王家烈为自己的失职付出代价：贵州省主席和军长，两个职务只能选一个当，军政二权要去其一。
王家烈听到这个消息愁眉不展，这个时候老相识何应钦的诡计，让他毫无察觉地被蒋介石拿捏住，“贵州王”就此被扳倒。
这何应钦虽是王家烈的老相识，但在其位谋其政，老何如今为蒋介石卖命，自然要为主子分忧。
何应钦利用自己这一层老友身份明面上是为王家烈出谋划策，实际却是联合蒋介石设圈套给王家烈钻。而王家烈这大老粗并未警惕，只当这位老相识是向着自己的。
原本王家烈的下属们建议他卸去军长职务，继续担任贵州省主席。一方面卸去军权能让蒋介石放心，另一方面军长之位交接给眼下的副军长何知重，而何知重是王家烈的亲信，这样一来王家烈本质上还是贵州土皇帝。
老王原本是要这么做的，但是架不住何应钦在耳旁吹风：“老王你可千万当心，你怎知这何知重升了军长以后还能把你放在眼里？你这贵州省主席没了军权能坐得安稳吗？”
王家烈这一听觉得颇有道理，于是改主意卸去了主席之职，继续担任军长执掌兵权。蒋介石得知后愈发确定王家烈存有反心，而自己本就要逐步扫清各地的军阀势力，这位业已自断一臂的“贵州王”岂能例外。
李宗仁一听到王家烈选择卸去贵州省主席的职务、继续担任军长的消息后，拍桌案大呼不妙。这样一来相当于是逼着蒋介石要彻底除掉他了，李宗仁赶忙写信给王家烈，意图联合老王先下手为强，并愿意每月支付给他三十万作为二十五军的军饷。
王家烈收到李宗仁的信件后，本想着交出政治大权以后就可以安稳掌兵、蒋介石念旧情也不会太为难他，理所当然就对李宗仁的造反提议失去了兴趣。
另一方面讲，王家烈其实还是很钦佩蒋介石的，老蒋在他心目中无疑比李宗仁之流高出一等，不到万不得已他也不愿意反蒋。
面对李宗仁的提议，王家烈只是叹了口气：“算了，猴子上得了树，狗是上不了树的。我不想干了。”就此作罢。
而另一边，蒋介石正盘算着如何将王家烈的势力连根拔起。蒋介石下属建议给王家烈安上几个罪名抓起来杀头算了，但蒋介石并不采纳。他也算念旧情，认为王家烈本性并不坏，只是个心直口快的大老粗，容易被旁人操纵挑拨，主要过错并不在他。
同时，办事不能师出无名，堂堂一个军长、执掌贵州省几万人编制的军队，栽几个莫须有的罪名就抓去砍脑壳了，这不得闹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尤其是这种兵荒马乱的年代，最忌讳军心生变，此事万不可这般鲁莽处理。
思前想后，蒋介石决定用折中的手段：收买王家烈手下的师长，让他们暗中克扣粮饷以致底层士兵不满，让王家烈失去军心后再诱使他交出军权。
蒋介石的计策两面夹攻：一方面在王家烈辞去贵州省主席职务后，仍表示不满，拒绝给王家烈的二十五军发饷；另一方面买通了王家烈手下的两名师长，使其暗中克扣本就不多的粮饷，并出面控告是王家烈克扣，让底层士兵愤懑不已。
王家烈哪里料到蒋介石翻脸不认人，没了中央发的粮饷，他只能用自己的私房钱苦苦支撑，甚至变卖或抵押一些宅邸、金银细软来维持。即便被拒绝，李宗仁也没有放弃王家烈，还是支援了他一些粮饷，但根本来讲是杯水车薪。
一方面王家烈自掏腰包、入不敷出地买粮，另一方面他被买通的师长还暗中克扣，故意让底层士兵吃不饱饭、撺掇拱火闹事。
此消彼长之下，二十五军的士气一落千丈，王家烈这个军长拼了老命支撑却换来军营中怨声载道。
他去基层视察时，竟听见有饿着肚子的士兵高喊：“军长吞扣我们的军饷！”“军长不发饷，抠他的屁股！”等等言语，却无人阻止，因为大家都吃不饱、心里有怨气。
不久后，张学良前来贵州向蒋介石汇报工作，王家烈作为地方东道主自然要负责接待。人送到机场时，张学良突然问王家烈有没有坐过飞机、要不要试试看？
王家烈这个粗心眼哪知是计，憨憨地回道：“确实没坐过。”
早听说新式的飞机厉害，自己好歹是个军长却没亲身体验过，王家烈心里也早就有些痒痒的，当即答应了张学良的邀请坐上飞机。张学良亲自驾驶飞机，但飞了很久也不降落，更不像是正常的兜圈子，反倒直挺挺地离贵阳机场越飞越远了。
王家烈意识到了不对劲，质问张学良的时候，对方拿出一张文件，王家烈哑口无言。那份文件正是蒋介石亲笔签名的军令：“免除王家烈25军军长职务，调军事参议院任中将参议，即往武汉服务。”
王家烈自知大势已去，蒋介石是铁了心要除掉他这个“贵州王”，能留他一命给个闲职已是格外开恩留情面了。
王家烈被免职后，他的宅邸被查抄，其夫人万淑芳跑得快，蒋介石也不作追究，放过她一命。万淑芳的两个狗腿子侄子可就没这么好命了，万式原和万式谨两人当年在贵州境内作威作福、也负责联络李宗仁谋反。不久之后二人就被逮捕、押送老东门枪毙了。
蒋介石念旧，并没有卸磨杀驴，让王家烈任一份闲职、领一份丰厚的工资供他安稳度日。
1949年贵州解放，王家烈并没有随大多数国民党高官一样逃往台湾，而是主动选择变卖自己的房产资助穷人，以偿还自己当年剥削百姓的罪孽。
[1]赵旭峰.20世纪30年代滇桂“兼领黔地”之争[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11):129-145.
[2]郭昌文.国民政府对贵州实力派的策略及演变研究(1927—1937)[J].兰台世界,2016(19):132-136.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16.19.41.
[3]刘先庆.王家烈被逐记[J].文史天地,2005(10):52-53.
[4]广川.关于贵州军阀史的几个问题[J].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02):27-32.DOI:10.16614/j.cnki.issn1001-733x.1983.0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