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推演是孔孟思想的核心理论，也是儒家思想的人性论基础。孔孟仁爱推演的基本路径是以血缘亲情为基石，从血亲之爱渐次推演至人际之爱、自然之爱，然后通过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回到本心，实现终极之爱。
在孔子的学说中，“仁”占有着重要地位，孔子认识到要实现王道政治和大同理想，使天下有道，光靠外在的礼的约束不行，必须依靠人的内心自觉，因此他越来越多地谈到“仁”。《论语》二十篇说到“仁”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没有一个固定的解释。孔子对“仁”的解释大都是解答弟子提问时根据不同的语境讲的，但其中有一个最为基本也是最为核心的解释，那就是“爱人”。樊迟向孔子问仁的时候，孔子说：“爱人”。（《论语·颜渊》）孟子也说“仁者爱人”（《孟子·离娄下》），《大戴礼记·主言》载“仁者莫大于爱人。”“仁”就是一种爱，一种基于人性之善的最原始最朴素的爱，并且这种爱具有普遍性，人人都有这个爱心，所以后世学者总把“仁爱”并称。这是“仁”的内涵。
孔子首先肯定了人都具有仁的天性，并且为仁找到了根据，这就是人类的血缘亲情。血缘关系是人类的自然亲情和最原始的伦理关系，因此血亲之爱无需证明即可存在。孔子非常强调孝，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情感是仁爱的基石，“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中庸》）。在自然亲情之中，他首先看重父子之间的孝和兄弟之间的悌。把“仁”植根于其中：“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孟子也认为仁最关键最主要的就是好好地侍奉自己的父母，“仁之实，事亲是也”（《孟子·离娄上》）。郭店竹简中有一篇文献叫《唐虞之道》，其中记载“尧舜之行，爱亲尊贤。爱亲故孝，尊贤故禅……孝，仁之冕也。爱亲忘贤，仁而未义也。尊贤遗亲，义而未仁也”。仁爱之心首先体现为孝悌，这是仁爱之心推演的第一层面，即血亲之爱。
在孔子那里，孝悌是仁的根本。他说“立爱自亲始”（《礼记·祭义》），把孝亲作为仁爱的逻辑起点，然后通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人类普遍情感来进行外推，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的忠恕之道，把这种仁爱之心推至他人，使“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这样在血亲关系中，自然存在的父子、兄弟情感就向外扩展到他人，最终达到“泛爱众”。“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由近及远、由亲及疏，就是仁爱推演的方式。
孔子之后，孟子进而提出恻隐之心的概念。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恻隐之心，这是人生而所固有的本性。因有恻隐之心，所以能够发善心，做善事，行善政。他说：“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孟子强调人禽之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孟子认为人与禽兽的差别就在于有无仁义之心。“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离娄下》）在论证了仁义之心的存在之后，孟子也沿着孔子开辟的道路继续推进。他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这就是“善推其所为”（《孟子·梁惠王》）。把人类的血缘亲情推演到他人，这样就把仁爱之心推向了整个人类，是一种普遍之爱。这是仁爱推演的第二层面，人际之爱。
从孔孟开始，仁爱的外延不仅仅局限在人类社会，而扩展到自然界。孔子对天地自然的基本态度是由衷地赞美和爱。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他对自然界各种生物都充满爱心，他“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钓鱼时不一网打尽，打猎时不射杀归巢的鸟。孔子认为，“仁厚及于鸟兽昆虫”（《孔子家语·五帝德》），“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礼记·孔子闲居》）这就是说，仁爱之心，应当扩展到鸟兽虫鱼等所有自然万物。
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思想，认为“仁者无不爱也”（《孟子·尽心上》），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非常明确地把“爱物”充实为仁的应有之义。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孟子提出的“亲亲”“仁民”“爱物”三个概念，不是等价齐观的：“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对于物，只能是爱，而不能是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对于普通人只能是仁，而不能是亲。这确实符合人的自然情感。正如焦循的解释：“亲即是仁，而仁不尽于亲。仁之在族类者为亲，其普施于民者，通谓之仁而已。仁之言人也，称仁以别于物；亲之言亲也，称亲以别于疏。”所以，孟子说“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就是说，仁者虽然是“无不爱”，但也存在先后主次和轻重缓急。宋儒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正蒙·西铭》），“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正蒙·大心》）这样，始于血缘亲情之爱又扩展到普遍的人际之爱，继而扩展到自然万物。这是仁爱推演的第三层面，即自然之爱。
将仁爱推演到自然的万事万物之后，似乎仁爱推演过程已经结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宋明儒学进一步将仁提升到新的高度，那就是将仁解释为人的天性，具有本体论色彩，同时也具有终极意义。也就是说，仁是人的一个根本属性，是天赋予人的秉性，人通过修己与推己的实践过程，进而达到知性知天，成圣成仁。事实上，孔子所谓“杀身成仁”，孟子所谓“舍生取义”已经具有这种色彩，宋明儒不过沿着孔孟的思想又前进一步。
程颢在《识仁篇》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二程遗书》卷二）他非常看重人与自然界之间形而上层面的内在关联，在程颢看来，仁的根本特征就是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的沟通与体贴。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谓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个理，理外别有个心……窃谓天地无心，仁便是天地之心。”（《朱子语类》卷一）可见，朱熹将仁爱之心作为天地万物一切之本体，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
心学代表人物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仁既是人之本心，又是理。“仁义者，人之本心也。”（《陆九渊集》卷一《与赵监》）陆九渊说：“夫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如是则为仁，反是则为不仁。仁即此心也、此理也。求则得之，得此理也。”（《陆九渊集》卷一《与曾宅之》）按照陆九渊的说法，仁即心，仁即理，心与理归一无二，归一为本体，即宇宙本体。
王阳明用自我的“心”推广出万物一体之仁，“盖其心学纯明，而有以全其万物一体之仁，故其精神流贯，志气通达，而无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间。譬之一人之身，目视、耳听、手持、足行，以济一身之用。目不耻其无聪，而耳之所涉，目必营焉；足不耻其无执，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盖其元气充周，血脉条畅，是以痒疴呼吸，感触神应，有不言而喻之妙。”（《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说：“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而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传习录·答顾东桥书》）圣人之心，即仁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并且王阳明认为作为人尤其是统治者修身的目标是“推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以教天下”（《传习录·答顾东桥书》）。这样，仁爱的推演最后又回到仁的本源意义上来，成圣成仁，使得仁具有了超越性和终极色彩，这种超越不必借助外力的拯救，只需要修己推己，进行仁爱的推演，仁爱推演过程完成，也就同时实现了精神上的超越。仁爱推演最后回归到仁的终极意义，这是仁爱推演的第四层面，即终极之爱。
从上述仁爱推演的四个层面来看，仁爱的推演其实是一个循环，从血缘亲情之爱开始，最后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结束。作为开始的仁，是一种朴素的基于血缘关系上的血亲之爱，体现为孝亲。从孝亲到爱人，推己及人，再到泛爱众，“仁民而爱物”，再推演至自然界万事万物，达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完成道德的超越。这个推演过程具有如下几个特点，推演方式以个体为起点，从己出发，推己及人，由亲及疏，由近及远；推演基础是血缘亲情；推演依据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推演对象从人到物，从伦理走向生态，最后回归本心（终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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