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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没有想到,他死去300年,却因为时空变幻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并洗清了长达300年的汉奸骂名。当年,他被视作汉奸是他个人的无奈。如今,他作为民族英雄是时代的需要。

人们也许没有听说过施琅,但一定听说过郑成功。施琅的一生,是和郑成功缠绕在一起的。而郑成功的身后功名,却需要施琅来衬托。假如没有施琅,郑成功做不了民族英雄,已然成为外国人的祖先。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当我们回顾历史,一切都那么惊人的相似。

1621年,施琅出生在福建泉州晋江衙口村。他出生时候已是明朝末年,泉州港也已经衰落。

泉州港宋代是东方第一大港,历经元明两朝,繁荣已经走向萧条。泉州海边的沙地无法养活更多的人口,人们只有下海寻找机会。时代和环境,铸就了福建人海洋的文化。

史料记载施琅出生时候家道已经没落。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在泉州宗族社会,作为晋江大族的施姓家族,人的生活从来就不是依靠个体存在的。施琅能读几年私塾,可见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13岁时,施琅弃文从武,劳作养家,这是兵荒马乱的社会人们自然的选择。据说施琅的武艺高强,在尚武防匪的闽南沿海民间并不罕见。但能文武兼资,施琅也算那个时代少有的人才。

17岁时,施琅入伍从军,加入家乡枭雄郑芝龙的军队,迈出了他终生戎马生涯的第一步,也开始了他和郑氏一脉四代人纠缠不清的恩怨。

施琅职业生涯出道即巅峰,一开始就崭露头角,凭借过人武力担任千夫长。千夫长任职三年,施琅屡获战功,未获进一步升迁,20岁的施琅受挫暴弃选择弃职回家。

施琅不甘于平凡,对于职务权力有强烈企图心,嫉妒心重,争强好胜。这固然是他后来达到事业顶峰的动力,也是他屡遭人生悲剧的原因。

又三年,23岁的施琅投奔族叔施福,再次加入郑氏军队。有了族叔的提携力荐,施琅平步青云,出任施福副手,掌管中军,大展宏图,能力得到淋漓尽致发挥。

随着郑芝龙效忠南明政权抗清,施琅出任佥都督(从三品),连带父兄一家人出任要职。

南明政权已是穷途末路,郑芝龙决定归顺清朝,带500亲兵前往福州谈判,旋遭清军扣押。施琅作为郑芝龙亲兵卫队,也被迫一起投降了清军。这是他第一次降清,出任总兵,属于无从选择的跟随。

施琅被清廷派往广东,协助广东提督李成栋清剿海寇。不久李成栋反叛清廷,施琅不愿意跟随,受到李成栋部属追杀。

在危难时刻,郑芝龙的儿子郑成功向他伸出援手,施琅率800军士立即归顺小他3岁的郑成功,这个和他恩怨相伴一生的人。

多年以后,被郑成功杀了父兄的施琅在北京和同乡内阁大学士李光地闲聊。李光地问施琅生平所见奇人。一生自负自傲的施琅思考许久说道,今世奇人当首推郑成功。

郑成功并未随父亲郑芝龙降清,收拾父亲旧部,不过数年间,已经成为东南抗清的一支强大军事力量。施琅跟随郑成功,东奔西走,战功赫赫,成为郑成功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功高震主,久生间隙。自诩自己才能的施琅数次逆鳞冒犯郑成功,于1651年南下广东作战时被郑成功革去兵权职务,遣送回厦门。郑施关系恶化决裂的种子已经埋下。

清军趁郑成功主力在广东,攻占郑军主要基地厦门。施琅恰巧被遣返在厦门登陆,当机立断主动作为,率亲兵60人大战清军千余人,后设计调走清军,在郑氏主力赶回厦门前收复城池,力挽狂澜挽救郑军前途,立下旷世奇功。

郑成功对此奇功只赏赐施琅200纹银,并没有满足施琅最渴望的恢复兵权职务的愿望。个性自负狂傲的施琅从此有令不从,公开违抗谕令。郑施矛盾公开化白热化。

施琅一名亲兵脱离施琅转投郑成功帐下,施琅大怒将亲兵抓回,在郑成功驰令不得处置情况下斩杀。郑施关系公开决裂。郑成功抓捕扣押了施琅家属,而施琅在友人保护下逃脱。

施琅在泉州安平港等待斡旋出现奇迹,突然传来父亲和兄弟被郑成功处斩的噩耗。这血海深仇让施琅无从选择,只能再次降清,时年31岁。郑成功的草率决定,为将来郑氏政权的覆灭找来了掘墓人。

清军只擅长陆战,水军将领奇缺,精通海战又对郑军了如指掌的施琅立刻被清军重用。施琅苦大仇深,无需动员而骁勇善战,多次击溃郑军。

在清军强大压力下,郑成功被迫做出战略抉择,于1662年转战收复台湾,把战略基地从厦门转移至台澎,以海峡天堑对抗清军。

收复台湾半年后,郑成功病逝。尚未报仇的施琅岂能罢休。他已经是福建水师提督,两次率军攻打澎湖,因天气恶劣未能成功。

两次攻打澎湖失败对于清廷对台战略产生了重大影响,也让施琅的复仇愿望只能停下来等待,这一等就是18年。

清军擅长陆战,海战没有经验和能力,败多胜少。以福建海寇起家郑氏军队,在海上作战对清军形成降维打击。这让远在北京连大海都没见过的清廷官员百思不得其解,心生恐惧。

此时清朝已建政20余年,朝廷官员享受着坐江山的荣华富贵,再没有进关后金戈铁马的激情。对于康熙皇帝和大臣来说,郑氏政权只是骚扰捣乱,并不会对清廷政权产生致命性的影响。他们要面对诸如“三藩之乱”这些更重要的事情,没有精力处理远在边陲的台湾孤岛。

处于福建对台一线的清朝官员,比如福建总督李率泰为代表,他们并没有施琅那么大的激情动力,早已厌倦了和郑氏政权频繁作战。败多胜少的结果让他们提心吊胆,稍有不慎就会让他们丢官帽追责。

情急之下,对郑氏政权实行招抚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招抚工作可以形式做得认真,结果从长计议。实行招抚可以以拖待变,对上有所交代,对下有所说法,他们可以暂且过安生日子。

清廷派出了总兵官孔元章率代表团前往台湾进行招抚,遭到郑经的断然拒绝。孔元章为了邀功,经福建总督上报朝廷,谎报称有郑氏有接受招抚谈判的极大诚意。在康熙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时,主抚派大力渲染夸大海上作战的难度,让人对海峡天堑望而却步。

很快,清廷上下形成了统一一致认识。为了体现对郑氏政权的善意,清廷裁撤沿海驻军,解散了福建水师,将郑氏最害怕的施琅召到北京放冷闲置,一晾就晾了13年。

康熙皇帝为了招抚郑氏,甚至只要求郑经放弃“反清复明”的口号,追求形式上统一。如果郑经归顺,则“高爵厚禄,朕不惜封赏。即台湾之地,以从彼意,允其居住。”这就是康熙版的“一国两制”方案。

但郑经在十余年间没有珍惜清廷善意机会,摆出两面手法。郑军不停骚扰进犯大陆沿海,在遭受清军反击以后又摆出了要受抚和谈的样子,在谈判上漫天要价。

十余年间双方正式谈判有13次之多。清廷绥靖政策,让多次危机的郑氏政权渡过难关,清政府后来为平定台湾不得不付出更大代价。

郑经忘记了他的父亲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所指出的“台湾岛一向属于中国。台湾早为中国人所经营,中国人之土地也。”郑经的观点有三,在《郑经复孔元章书》等系列材料中反复提到:

一是宣称台湾远在海外,不属于大清版图,郑氏已经建国于台湾,最多参照朝鲜模式,“以外国之礼见待,互市通好”

二是认为台湾幅员辽阔,补给充足,内部稳定,外贸发达,经济上有足够势力对抗清廷,有自强自立的实力,何必受制于清廷。

三是自信台湾海峡天堑威力,自身有强大的水军,北至辽东,南至海南,风帆所指,任意驰骋,何地不可以开屯,何地不可以聚兵。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郑经的观点,今天我们读起来如此熟悉,似曾相识。

在主抚派占据主导的氛围里,施琅苦苦抗争,据理力争。因为复仇,他有足够的毅力去坚持。在整个朝廷中,只有他收复台湾当作自己私人的事情来做,竭尽私人的能量去推动。这就是他和其他吃公家饭的官员的不同。

在北京的十几年里,施琅想尽一切办法收集台湾郑氏政权的一切信息,把所有情报归纳分析,十几年如一日地研究探寻收台平台方略,热情一如既往地炽烈,从未因漫长的等待而颓废。

他想尽一切办法联络官员,上至内阁大学士,下至普通侍卫,用别人听不懂的闽南话宣传推销他的平台方略,期待朝廷早下决心收复台湾。

施琅对台湾洞察秋毫。他认为郑经根本没有受抚的诚意。如果一味招抚,则知情权、主动权由郑经一人操控。郑经凭险据守,拥兵自重,断不会主动受降。台湾孤悬海外,郑军将士即使有投奔回大陆的心,也没有实施的可能。

施琅提出了“以剿为主、以抚为辅”“先取澎湖、剿抚并用”的平台策略核心,军事上的胜利才是招抚取得实效的根本保障。在军事进攻的压迫下,招抚方可能奏效。否则只是缘木求鱼,徒增口水。

施琅强调了尽早收复台湾的急迫性。他分析台湾有优越地理和物质条件,“沃野千里,粮食无缺,上通日本,下达吕宋”,海上贸易发达,可保证军需民用物资供应。主抚派给郑氏充裕的拖延时间和发展空间,任由郑氏政权“生聚教训”“养痈成患”。

与此同时,清廷在福建、广东、浙江沿海实行残酷的海禁迁界政策,沿海五十里内一律人员内迁,坚壁清野。郑军二十几年间多次骚扰沿海,战火动荡,生灵涂炭,给沿海地区特别福建带来巨大的损失。海防地区民生凋敝,军费成倍增加,不堪重负。

施琅指出了平定台湾于国于民的重大长远意义。台湾山川壮丽,物产丰隆。郑氏将士家眷均在福建,对大陆有向归之心。“若台湾一平,则边疆宁靖,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沿边文武将吏得安心供职,可无意外罪累。”

中外历史,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力量会甘心主动退出历史舞台,轻易拱手交出其统治地盘或政治权力。若未陷入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境地,没有强大的军事武装予以打击,仅凭口说招抚,无异于痴人说梦。

施琅虽然仇恨充满胸膛,但多年来对台的研究,对郑氏政权的了解,让他能理性地指出台湾问题的本质要义。平台方略清晰可行,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和潮流。事后证明,他的战略是正确的,所有的过程如他预计那样发展。

1680年,施琅的长子施世泽及族亲施明良被郑经斩首杀害,两人家眷72人被沉溺于海中。施琅与郑氏的又多了一笔血仇,这也使得康熙皇帝政治上彻底信任施琅。

施琅的泉州同乡好友,内阁大学士李光地在最关键时刻支持了施琅。李光地利用其回福建探亲时了解到的情况,说服康熙皇帝定下武力收复台湾的决心,并举荐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

如果说李光地的举荐尚可说是同乡之谊,与施琅素未谋面姚启圣的力挺实属难能可贵。姚启圣历任福建布政使、福建总督,是数任福建官员中真正一心为公,真心想解决台湾问题的官员。他看穿郑经无和谈的诚意,力主弃抚用剿,和施琅不谋而合。

姚启圣在福建了解到施琅熟悉水军海战,在福建有很高的名望威望,多次对垒郑军获胜,郑军畏之如虎。姚启圣于是多次向康熙皇帝推荐他从未谋面的施琅出任福建水师提督,并愿意以全家百余口人性命担保。为了收复台湾不惜一切,足见姚启圣心之诚,情之切,性之拗。

1681年7月,被清廷冷藏闲置在北京的13年的施琅被重新任命福建水师提督,主责统领收复台湾澎湖。整整13年,施琅卧薪尝胆,煎熬苦等,终于迎来了黎明的曙光,时年施琅60岁。

1683年6月,准备两年的施琅出人意料地选择风暴肆虐的六月从福建东山出发,乘南风从向北出发进攻澎湖。乘南风船顺水顺,有进无退,破釜沉舟,逼自己绝境,迫使将士奋勇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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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清朝国运,也许是施琅的诚心感动了天。施琅攻打澎湖的七天里,居然没有发生六月台湾海峡常见的风暴,大破郑军刘国轩所率水师,拿下了台湾海峡重要战略据点澎湖群岛。

接下来发展如施琅在北京十几年所设想的沙盘推演方案一样。澎湖攻下以后,台湾岛内郑军军心涣散,很快派出特使洽谈投降。

施琅为了尽快瓦解台湾岛内军心,向郑军承诺不杀郑家一人,“吾断不报仇,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施琅早年与郑成功发生冲突,和自身年轻气盛的火爆性格也有关系。晚年的施琅修身养性,政治成熟,说出如此高度的话语。

施琅的父亲、兄弟、长子均死于郑氏杀害。当年,那个年轻的复仇者如同一团火焰,满怀仇恨。如今,身怀大任使命的施琅为了尽快和平收复台湾,愿意放弃母亲临终嘱托,愿意放弃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

收复台湾之后,施琅做了一件在历史上让人瞠目结舌、叹为观止的事情——他带着祭品到郑成功墓前祭祀。他亲手撰写祭文追忆了与郑成功的恩恩怨怨,并宣称“芦中穷士,义所不为”,他不会像伍子胥灭楚以后那样,鞭尸杀人泄愤。

施琅的放下,成就了自己,成就了国家。对收复台湾,安定台湾军民百姓起到了重要关键作用。郑氏军民疑虑消失,心悦诚服归顺,接管工作平稳顺利,为之后的治理台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康熙皇帝出兵台湾,仅仅为消灭郑氏政权。如今目的达到,康熙和他的大臣们觉得台湾远隔重洋,乃蛮荒之地,徒耗财力粮饷,主张将军民内迁,对台湾弃守。

施琅是少数人主张留守台湾的大臣,多次上奏,在最具有历史意义的奏疏《恭陈台湾弃留疏》中,施琅列举物产富饶,贸易发达,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

施琅特别指出,如果放弃台湾,那么台湾很快会被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占领,威胁我国沿海海防安全。

如果没有施琅的伟大的战略眼光,和敢于逆龙鳞的坚持。台湾今天可能就变成了菲律宾,或者日本的冲绳。

1684年,清廷设福建省台湾府,安定的台湾进入了高速发展期。大陆人民迁徙开垦,人口经济剧增,1885年,清廷设立台湾省。200年的时间,再造了一个省级规模行政区域。

这200年间,两岸建立了深厚的地缘、血缘、文缘、商缘、法缘基础,使得台湾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永远不会分割。即使随后处于分裂状态,我们依然可以自豪自信地说,台湾属于中国。

抚案沉思,剑在手,问天下谁是施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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