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从经学的角度还可以更清晰地理解康有为身上体现出来的人与艺、艺与道之关系。康有为的书法与其人是相通的，但康氏的书论与其本人的创作不能等同。
其书论是写给那些“穷乡学子欲学书法者”看的，更是写给那些欲干禄为官经世济时的读书人看的，是康氏实施启蒙，开拓社会空间的方式，不是康氏本人书学实践的陈述。
故康氏推重魏碑，且言学者当首学方笔而非圆笔，以立骨骼，变化气质为本，若以此论观康氏本人书法，则大为不合。
沈曾植就已批评康氏转折多圆，认为六朝转笔无圆者。北碑多为文人与匠人共创，其方笔多因匠人凿刻方式所致，康氏推重方笔亦有表彰匠人文化之意，与其论画重院体、匠画等专业体系相通，亦与其民主观念和物质救国论相关。
康氏用方笔多见于其小楷，此因干禄而形成的书写习惯，与康氏本人气质多有不和。康氏日常书法与创作多以圆转圆笔为主，但无圆滑、松塌之病，原因在于康氏善于用气，一气贯通乃是康氏书法的突出特点。
这实际上与康氏以圣人自期的心性、气质是相通的，人书合一在康氏身上是成立的。二十世纪的书法大师，人与书，道与艺相通者不多，康有为书以气通，沈曾植书以学通，弘一法师书以慧通，林散之书以玄通。
从通变的角度可以发现，康有为一生都在打通上下、内外、古今、中西、雅俗、天人等关系，以通求变，这既是康有为的书学理路，亦是其政治和经学追求。“通”是贯穿康有为书学乃至整个思想结构的一条主线。
要理解康有为的书学思想，还必须了解其谈论书学的独特思维方式，诚如龚鹏程所言，康有为书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将书法与政治、学术、文学、社会放到一起来讨论。
这意味着，要理解康有为的书学必须全面理解其思想、学术乃至政治活动，同时也意味着要充分理解康有为的思想和学术，也必须研究其书学。
忽略书学在康有为思想和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是目前学界存在的一个明显的问题。《广艺舟双楫》不能仅仅被视为是一部书论，其实也是理解和研究康有为思想及其演变难以绕开的重要著作。
这还意味着，不能仅仅从艺术与政治、思想、学术的“关系”层面去理解《广艺舟双楫》，必须在充分理解康有为的思维模型和思想结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解读出《广艺舟双楫》的微言大义，因为康有为的书学观念也不过是其思想结构的部分展开而已。
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深受其经学思维的影响，这部以（书学）“史”为主题的著作用的却是“经”的思维方式。
这意味着解读《广艺舟双楫》需要经学的视角与思维，而非史学的标准。从史学的角度去检讨这部著作，会发现里面充满太多的主观臆断和错误、矛盾，缺乏“信史”之精神。
但从经学的角度去读此书，会发现在康氏那里，“义”大于“事”，“应然”压过了“实然”，“主观”驱使着“客观”。
在康氏看来，推动这个世界进程的不一定是真理，也可能是权力裹挟下的谬论，但最有力的是深藏于人们内心的意志、理想与愿望。
改革家、思想家要召唤的就是隐藏于人们内心的情感、欲望和理想，这是构成“时势”的重要组成部分。
康氏的今文经学是如此，他将发端于庄存与，尤其经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廖平等不断强化，涌动于晚清今文经学中的变革思想暗流凝练成那个时代的思想风暴。
对于渴望变革的人们来说，这或许是他们最能接受的最合理的理论之一，而这套理论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只有等到风平浪静时，人们才会在回忆和重访的过程中去检讨其中的真假对错。
康氏的书学也是如此，《广艺舟双楫》可谓清代碑学理论的集大成和体系化，而且这个体系一样充满矛盾乃至荒谬性。
但却是清代书学变革思潮和变革理想最旗帜鲜明的表达，其在艺术乃至相关文化领域产生的破坏力和影响力，一点也不比《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经学和思想界产生的破坏力和影响力小。
问题在于，康有为用的是“经学”思维，但其写作方式和论证基础却是“史学”的，因此，“经”与“史”、“经学”与“史学”的张力关系，构成了全书最突出的矛盾之一。
康有为早年也深受章学诚“六经皆史”思想和龚自珍等以史论政风气的影响，这在《教学通议》等著作表现得很明显。
而且乾嘉学术培养的求真意志在晚清士林中也可以说越来越深固，大有与西方科学精神合流之趋向，这是晚清“辨伪”之学勃兴的学术基础之一。
康氏《新学伪经考》也不能不说是借了这股东风，乘势而为；然康氏只是借其形而略其神，乘其便而取其势，以史学的方式取信于人，而暗中实施的是经学的教化与己意的宣传。
但是，随着经学的衰微和史学的独大，康氏建构的经学和书学体系都面临着极大的危机，在“事实”压倒“价值”，“陈述”重于“判断”的史学化时代。
重新理解康有为的思维方式便成了一个问题，今人要么视康有为的经学思维为一种骗人的意识形态话语，要么视康氏的理论为特定时代与语境中的历史观念，总之，康氏思想之“学术意义”很难成立，学界谈论的只是其“历史意义”而已。
顺着上一点进一步说，经与史的张力构成的矛盾实际上也是导致康有为思想自我瓦解的根本原因。
关键在于，康有为实施的不是用一种价值体系去取代另一种价值体系的“历史循环”游戏，他在摧毁价值体系本身的结构方式。
其经学辨伪欲摧毁的古文经学本身就是经学最重要的支撑之一，如果古文经学存在的合法性面临危机，那么，今文经学实际上也岌岌可危。
从东汉末到乾嘉的经学都被视为“伪经”，如此大面积的质疑与打击，对华夏文明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内耗。
原本就危机重重的晚清，不得不遭遇更大的信仰危机。我们不得不说康氏采用的“休克疗法”实际上变成了“死亡加速器”，为保教保国而实施的手术过大。经学在现代中国的衰亡，康有为难辞其咎。
与之相应的是书学，康有为几乎彻底改变了中国书学背后的价值基础和审美标准，将唐宋转型确立的以士人、文人为中心的雅文化传统彻底摧毁。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古老但却更多元而平面化的文化体系，雅与俗、文与质、夷与夏、中与西、中心与边缘、精英与平民等等的界限被打破了，艺术和文化的民主与大同理想却未能实现。
相反，在二十世纪后来的历史演进中，这个理想变成了政治、商业与大众文化的联欢。这也许就是个轮回，宋代以平民文化取代唐以前的贵族文化传统，苏轼等人确立文人、士大夫书画的价值标准。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逐渐将原有的平民文化打造成了精英的雅文化；但到晚清，这一雅文化遭遇了原来贵族文化一样的命运。
面临新的平民、匠人、边缘文化传统的冲击，而这一次冲击要彻底得多，因为现代民主社会在寻求政治、经济的平等时，将文化的平等变成了平均与平庸。
学术研究总是建立在前人的发现和认识基础之上的，目前学界关于本论题的研究成果虽不算多，但也为本课题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和可行性，留下了进一步探究的诸多问题与空间。
总体上说，围绕《广艺舟双楫》的书学问题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而真正深入内核思考康有为书学与经学关系的研究较少。
对康有为的经学的研究较多，但经学研究者却甚少关注《广艺舟双楫》，而即便涉及此书，也多集中在康有为与廖平的“剽窃”公案问题上，但因为对康有为书学思想理解不深入，在此公案上也制造了一些新的误判。
因为作为艺术通史或断代史，涉及面广，具体到康有为的书学思想只能是概述性的，基本上是以思想背景和学术简述的方式来处理经学与书学关系问题。
多为一般性知识介绍或历史概括。熊秉明《中国书法理论体系》第四章“伦理派的书法理论”，讨论了儒家思想影响下形成的书法理论的一些核心命题。
比如人品书品论、技道之辩等，初步总结了儒家书学的基本体系，但主要以项穆《书法雅言》为中心，对儒学的具体学派在书学上的不同影响未能展开。
整体上说，这一类研究成果都比较宏观，关于本论题未深入展开，相关学术源流和史实细节的呈现也较少，但有利于认识本论题的历史脉络和价值。
若进一步看，《广艺舟双楫》建构的碑学体系涉及的书学史背景主要是汉魏六朝，因此关于汉魏六朝碑刻方面的金石学、书学研究成果。
也是本研究要加以参考的对象，如，丛文俊《中国书法史》（先秦·秦代卷）、《书法史鉴》，华人德《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六朝书法》。
刘涛《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魏晋书风：魏晋南北朝书法史札记》，王宏理《志墓金石源流》，殷宪《北魏平城书迹》，毛远明《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等等，都对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背景与基础。
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康有为研究专家，如汤志均、黄彰健、茅海建、孔祥吉、朱维铮、姜义华、杨国强、房德邻、汪荣祖等，集中关注康有为与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对康有为的其他著述虽也多有研究。
但整体上较少注意《广艺舟双楫》这本“谈艺”之作的思想史意义。关于康有为的一些学术性评传如马洪林《康有为大传》、林克光《革新派巨人康有为》。
董士伟《康有为评传》、张健《戊戌悲歌：康有为传》、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汪荣祖《康有为论》等，对于深入理解康有为的人生、性格、思想等极为重要，但也较少深入关注康有为的书学思想，一般只是作为康有为的艺术爱好加以介绍。
当然，思想史界这些著述大多还是将《广艺舟双楫》作为探讨康有为今文经学思想到底与廖平的影响有无关系的辅助材料。
且基本上都将该书视为康有为政治上失意时的“游艺之作”，属于“艺术”问题，与经学关系不密切，因此忽略了《广艺舟双楫》在康有为整体思想结构和发展演变中的重要性。
近年随着图像文献在史学研究中的意义和地位的提升，学界越来越重视艺术（特别是绘画、雕塑、建筑等）与学术思想史之间的关系问题，关于哲学、思想史、文学与书学关系的研究也可能会不断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