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场“四分赛”,如何能在历经千帆后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公益人陈行甲带着新书《别离歌》走进“杨澜读书”直播间,与资深媒体人杨澜对谈,聊聊他的少年时代,和他心中的少年,也分享那些不得已的离别和与过往自己的和解。

以下为本场对谈部分精彩内容:

从乡村里走出的少年

杨澜:陈老师,咱们过去并没有面对面地见过,但我觉得您这个人有“少年心”,人到中年历尽千帆,但是没有那么多的油腻感和江湖气,反而还有一些非常诚恳和真实的东西。

人有少年心,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想先问问,您的少年时期是怎么度过的?十四五岁的时候,您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

《别离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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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我出生在湖北鄂西的一个非常贫困的山村里,我们老家属于湖北省宜昌市,就是长江三峡所在的地方。

宜昌市有88个乡镇,而我老家的乡镇到今天为止,仍然是相对贫穷落后的。我在那样一个山村出生、长大,到11岁多一直是跟着母亲,我就是那个年代的“留守儿童”

我的父亲在遥远的地方工作,一年回来一次,他有一次因为要过“革命化的春节”,甚至春节都没回来。

我11岁多的时候,本来在乡镇念初中,但是正好初一下学期,我的父亲调进了县城工作,县城的教育条件更好一点,我就转学到县城,跟着父亲继续读初中、高中。所以我十四五岁的时候正在县城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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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

杨澜:您和您父亲是怎么斗争的呢?

陈行甲:我的爸爸长我30岁,我今年已经53岁了,我的父亲83岁,我跟我父亲同一天生日。这个春节,我把父亲接来深圳过春节,一是考虑到父亲年事已高,我的至亲长辈只剩父亲一个人。

我以前一直觉得他的身体还好,尽孝的时间好像还很充足,但是去年他意外摔伤了,我回去照顾了他半个月,那时我就产生了紧迫感。我说,我们一定要尽力,在还来得及的时候享受天伦之乐,把父亲接过来。

我回到老家,把老父亲从县里接到县城,再到市里坐8个小时动车到广东,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坐动车。春节应该是其乐融融的,但是我要在这里跟我父亲道个歉,因为我还在跟他“算老账”。

我们争论起我跟着他念初中的时候,他是怎么批评我的,我那时有多么难受。我那天一说,眼泪出来了,然后我爸爸就很难受。

当年我在学校被霸凌了,因为我是从山区农村来的孩子。我回家哭诉,结果我父亲就说:“他怎么不打别人,只打你?”我完全无法回答。

但是父亲的工作也很忙,我母亲那个时候还在农村,他一个人要急忙回来给我们做饭,我跟他哭诉的时候,他就正在做饭。

不遗憾、不纠结、不后悔

才能保持少年心

杨澜:您这样的一位乡村少年,很聪慧,又很刻苦,所以考上了湖北大学数学系。您还是当时学校里的校园歌手和诗人,很有文艺青年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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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澜

陈行甲:我之所以会成为文学青年,是因为进校大概一两个月,我在全校的新生文学作品征文比赛中拿了二等奖。一等奖只有一个,是中文系的一个女孩拿了,二等奖也只有两个。所以后来学校就希望我们进入湖光文学社。

从大三开始,有一个女生开始跟我“匀饭票”了。她后来成为了我的爱人,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她很优秀,学习成绩好,拿一等奖学金,又是大城市长大的孩子,当时还在我们系学生会当宣传部长,写得一手好字,是我们校书法家协会的理事,还会跳舞。所以我就觉得,像我们这种山区农村来的孩子,跟人家隔着一个“阶级”。

在大学三年级一次比较沉闷的课堂上,下课的时候她随手递给了我一张纸条,纸条上抄写了一首诗,叫《有一种缘分》。

她递给我之后就说,“这堂课比较无聊,我抄了一首诗,看你是文学社的校园诗人,我就送给你。”

当天晚上我一夜难眠,第二天早上我就翘课了,到图书馆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搜肠刮肚地来解读这首诗,然后拼命地夸她的字好,不敢多说别的,写好之后狂奔到教室,假装不经意间路过她旁边递给她。

这首诗后来一直都是我的书签,插在我的书里。我们从相识、相恋到结婚,中间跌宕起伏,经过了8年时间。

我在异地为官的时候,跟她隔着四五百里路,两三个月才见一次,但是我那个时候想浪漫一把,自己在网上找了一个网站来制作我们结婚20周年的纪念相册。

我精心设计了20页,最后那一页,我就直接把她当年递给我的那张纸条拍成照片放上去,故意安排在结婚纪念日把相册寄到她的手上。当天晚上,我爱人就给我打电话,欣然说,“行甲,你的礼物我收到了”。她的语气特别喜悦。

您刚才讲到少年心,我很喜欢少年这个词,这是对于人生中那些比较简单的、天真的、幼稚的,甚至是荒唐的、迷茫的、惆怅的人生过往,都不遗憾、不纠结、不后悔,你就还是一个少年。

人生四分赛,归来赤子心

杨澜:我们今天的标题叫做“人生四分赛,归来赤子心”。

“四分赛”也是您的儿子对您的“殷殷教导”,这是什么意思?也请您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我发现您的儿子好像跟您有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他经常能给您带来醍醐灌顶的人生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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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行甲:儿子给我的启发是在我45岁那一年,辞职决定转场从事公益慈善的时候。

我一直很崇敬彼得·德鲁克,德鲁克有篇文章叫《管理自己》。他曾经说,人生其实可以像一场足球比赛,分成上半场、下半场,上半场45分钟,中场休息之后我们看下半场。我那年正好45岁,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召唤我。

我后来在很多的公众演讲讲到人生上半场这座山峰,我努力了,我去攀登了我的山峰,那么人生下半场,我决定下到山谷,从零开始,去攀登另外一座山。

我在慈善领域也算是打开局面,这座山峰,我不敢说已经到了什么位置,但是我自己判断已经爬到了半山腰,因为我的架构已经形成,项目设计好了,执行到位了,管理规范了,财务透明了,得到了社会很多的信任,把一帮年轻人带出来了,所以我觉得这已经到了人生半山腰。

所以我在准备写《别离歌》时候,儿子就跟我讲,“如果拿体育比赛来隐喻人生,为什么必须是足球?也可以是篮球,篮球比赛就是四节,你的人生可以是第一节读书从政,第二节做慈善,做到你人生的终点。但是你还可以继续开辟你的第三战场和第四战场,你的第三节可以当作家”。

他特别喜欢我的文笔,他说,“以我的文学底子,我判断你会是一个好的作家”。他这么说就给我很多力量。

再说第四节,我是个户外达人,横穿过两次真正的原始森林,也横穿过大漠戈壁,在我的驴友圈子里,我算是“骨灰级”的人物,我团聚了一批热爱自然,热爱攀登,热爱旅游的朋友。

儿子就说,“你可以去周游世界,当旅行家,不枉此生”。

我们还有这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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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2024.6.15

编辑:楚旂 | 审核:Yoy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