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日，北京还是冰天雪地，一辆飞驰的警车停在了宣武区大耳朵胡同的岔道口，几名公安跳车下朝胡同39号急步走去。他们冲进院内发现一个身材矮胖秃了顶的老头。
老头看到公安到来，十分慌乱，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说：“你…们…干…干什么？”
公安问道：“你叫李家琪吧？”老头点头答是。
随后公安表明身份并出示逮捕证：“根据我国刑法第97条之规定，你被逮捕了。”
这个李家琪可不是个普通老头，根据公安前期调查，他是潜伏在北京的老牌军统特务，案发前窃取过82份中央绝密文件。
当时已经解放30多年为何还会有潜伏的军统特务未被发现？他是如何窃取中央级别的绝密文件的？公安机关又是怎么查获他的呢？
中央保密文件
1980年2月21日，北京市公安局收到一封举报信。举报人在信中说他有个叫李家琪的邻居非常可疑，此人一年前从外地来北京，说是要去看腿病但却未见他去医院，而是拄着拐杖在街上四处转。
最近突然有从香港过来的人找他，并给他送来彩色电视机等物品，李家琪还经常邀请邻居到他们家看彩电，还总喜欢打听邻居单位发生的事。而且李家琪刚来北京时很拮据，香港客人来了后他花钱就变得很大方。
李家琪自己说香港的来客是他住在香港的妹妹李家宝之子，但奇怪的是此人从来不叫李家琪舅舅，而称他为李先生。而李家琪也从来不留他在家吃饭，见一面就匆匆送客。
公安调查李家琪的信息后不禁大吃一惊，此人曾是军统上校。李家琪出生于1927年，河北丰润县人。他很小就在北京上小学、中学，由于父亲去世较早，为了减轻家里负担，他16岁就参加了国民党军统“华北铁血锄奸团”。
所谓锄奸团就是军统专门搞暗杀、绑架的机构，戴笠对此非常热衷，早年曾组织过刺杀王克敏、杨杏佛、唐绍仪、汪精卫等人。暗杀活动一般由行动组执行，这些人大多是年轻人和社会底层，因为这类人血气方刚，没有多少顾忌，思想上也容易控制。参加行动组的人，一般都能练就杀人不眨眼的本领。
至于李家琪的业绩史料中并未记载，但从履历可以看出来他并非平庸之辈。17岁时就成了军统豫东组上尉组员，19岁已成了军统北平站少校组员，20岁时被任命为沂蒙特别组上校副组长。平均不到一年升一级，可谓火箭式提拔。
不过上校成了李家琪职业生涯的终点，不久后他进入鲁中解放区刺探情报时被捕。经审讯，他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还提到曾以“共党”嫌疑逮捕过20多名工人，其中一人因受刑过重在狱中死亡。
后来李家琪被判处无期徒刑送往青海劳动改造，直到1975年中央决定特赦所有在押战犯，他才被释放。恢复自由后，李家琪生活没有着落，相关部门安排他在青海一个农场就业。
事实上，监狱生活并未能彻底转变李家琪的思想，他时常在狱中炫耀他的特务生活，还表示一释放就要去台湾。在狱中他认识一个叫陈某的人，两人关系密切，无话不谈。陈某是广东人，家人在香港，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工作。
战犯特赦大会
1979年的一天，陈某向李家琪提起，他将经香港去荷兰探亲，他的儿子在那开餐馆。特务出身的李家琪很快就捕捉到了有价值的信息，他很热情地表示自己对北京很熟，还有亲戚在那里，可以陪陈天民去办理出国手续。
在陈某准备离开的头一天晚上，李家琪为他践行，几杯酒下肚竟然伤感地哭了起来。陈某连忙问：“老李，怎么回事？”
李家琪说：“在这就属你跟我关系最好，你走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下去？能否拜托你帮我办一件事？”
陈某连忙说：“有什么能帮得上的，你尽管说好了。”
李家琪也不再绕弯子，说道：“我的底细你也知道，到了香港你找到“红棉酒家”帮我接上关系。那是‘保密局’驻港秘密联络点，联络人是李家宝，我的化名是郑辰，代号1078。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几十年，这回全靠你了。”
陈某见他掏心掏肺，便一口答应。不久李家琪果然收到一封李家宝寄来的信，看到这三个字他激动得手发抖。李家宝其实是特务机关的代号，信件内容表面上看是一些嘘寒问暖的话，实际上用密写药水写了许多指令，要求李家琪发展特务组织并定时汇报情况。
密写药水是隐蔽工作常用的一种工具，电视剧《潜伏》中就提到过一种英国生产的密写药水，写好字后要用火烤才是显示出来，但5分钟后它会自动消失，需要再次用火烧才会显现。
《潜伏》剧照
所谓乐极生悲，李家琪还没高兴几天，便在骑马的时候摔断了腿。治疗期间，他再想青海如此偏僻，人烟稀少，消息闭塞，根本搞不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何不以治疗腿伤为名，向农场请假，去投靠北京的亲戚？那里是中国的首都，更能搞到有价值的情报。
1979年底，李家琪来到北京寄宿在五叔家中，期间他频繁与驻香港的特务机关联系，很急迫地想要与特务机关接头。直到次年9月，他的腿伤渐渐恢复，能拄拐杖走动后，便以治腿伤的借口前往广州，与一个叫李相材的特务接头。
李相材交给他两台收录机、密写药水、一本编密码用的书和1000元经费，当时普通工人月工资也就在50元上下，这算是一笔大钱。有了活动经费就好开展工作了。
李家琪另外一个获取信息的渠道就是公开的报纸，大家可千万别小瞧了报纸。1944年，美军观察组的包瑞德上校到延安考察，很吃惊地发现这里竟然有最新的日本报纸。他在回忆录中说：“即便是在战时严格保密的情况下，报纸也是了解一国的最佳渠道。”
时间一长，李家琪的五叔发现了异常。李家琪平时总是出去瞎逛，回来就躲在房间悄悄写东西。他不干活却总有花不完的钱，他经常收到香港的来信，每次看完之后都会烧掉。五叔知道他的底细，害怕牵扯到自己，于是便将其撵走。
李家琪认为要在北京开展工作，必须有一个自己的住处，最好还有个女人掩护。于是他写信给敌特机关请示，不久敌特机关派人送来了一笔1万元的安家费。后来李家琪又通过人介绍，与一个叫王某的寡妇认识。她比李家琪大6岁，来往亲人少，唯一的养女已经成家，很符合李的要求，两人不久便结婚。
有了人掩护，李家琪收集情报更加方便。他白天打扮成一位普通市民，在大街小巷、公园、菜市等地点瞎逛，四处与人闲聊，以便从谈话中获取有价值的线索。晚上则回到家中偷听敌特机关播发的广播，以便接收最新指令。
期间李家琪向敌特机关提供了大量信息，敌特机关也多次派李相材潜入北京联络接头。李相材第一次到北京声称是李家宝的儿子，是代表她来看望李家琪的。这次李相材带来了一台彩电、一架照相机以及显微胶片、密写药片和5000元经费等物品。
其中最重要的是一封信，到了深夜没人的时候，李家琪将上面隐藏的字显现出来，信中写道：“兹委任李家琪为保密局华北地区特派员……”不仅发了财还升了官，李家琪欣喜若狂，更加卖力地工作。
80年代电视机
有了彩电以后，李家琪经常邀请邻居到自己家看电视，以便在闲聊中打探一些消息。彩电在那个年代毕竟是个稀罕的物品，很多人一年工资也买不起一台，而且还需要凭票才能购买。这对于没有收入的李家琪来说确实太过扎眼，他不仅没打听到有价值的信息，反而让邻居发现了他的一些异常情况，进行了举报。
1981年底，李相材第二次来北京，除了给李家琪经费外，还要求李家琪摸清“改革开放”相关政策，并尽快建立京、沪等联络点和开辟交通线。1982年9月，李相材第三次来北京，代表敌特机关宣布为李家琪记一次大功，发5000元奖金，并将每月生活补贴由500元提到1000元。
当然李家琪的一切罪恶行为不可能逃过公安的眼睛，就在公安查明其犯罪事实准备收网时，却发生了一件让人大吃一惊的事。1982年2月，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李家琪竟然向敌特机关报告了两份中央绝密文件，文件的内容甚至连标点都与原文完全一致。
李家琪接触的都是一些普通人，他是如何弄到中央绝密文件的呢？公安经过调查发现，极有可能是李家琪妻子的养女仇云妹提供。
仇云妹是一名党员干部，在农行监察司工作，主要负责收发和保管文件。当初她得知李家琪曾是国民党军官时就不太同意母亲与他结婚，但见面后却经不起李家琪连哄带骗。
李家琪说：“我1975年就被特赦了，现在是算‘爱国民主人士’。我跟你妈合得来，房子也买了，以后生活不用你操心。我香港有个妹妹，每个月邮钱来……”说完，李家琪又给了仇云妹100元作为见面礼。
仇云妹想着能减轻自己的负担，而且李家琪看起来又是一副和善可亲的样子，不像是坏人，便不再反对。当李家琪得知仇云妹的工作后就意识到找到一个绝佳的情报来源渠道，此后开始施展各种伎俩讨好仇云妹。
仇云妹患有严重的胃病，他就嘘寒问暖，亲自帮她做菜。还花一百多元找来一位老中医为其看病，并说：“钱不要紧，花多少钱也要把病治好。”仇云妹喜欢运动，他就帮她买了泳衣和冰鞋。此后还帮仇云妹购置了缝纫机、洗衣机、金项链、港式女装等物品。
一次仇云妹来看母亲，李家琪躺在床上不停流泪。仇云妹便问他怎么回事，他抽泣着说：“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看到你就想起了她。现在我无儿无女，我就把你当作亲女儿吧！”
其实，李家琪哪有什么女儿啊，只是在演戏罢了。但仇云妹自小失去父母渴望父爱，这种心理被李家琪牢牢掌控。也正是沉浸在这种虚伪的感动中，让仇云妹忘记了原则和组织纪律。
80年代北京
1982年初，报纸上刊登了廖承志关于侨务工作的报告。李家琪问仇云妹是否有相关方面的资料：“我很关心祖国统一，你在学习，爸爸也不能落后。”仇云妹丝毫没有警惕，就拿中央下发的内部文件让他看了，有了第一次自然就有第二次。
就这样，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李家琪从仇云妹那里获取十多份机密文件。而这些文件无一例外都被李家琪发给香港的敌特机关，这也让李家琪不断“升官发财”。作为一名成年人，仇云妹不可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性质，但正是李家琪情感上的欺骗和财务上的支持，让她彻底迷失了自己。
1982年9月，仇云妹经手一套文件选编，其中一册收录了中央领导同志内部重要讲话等绝密文件82份。她照往常一样拿回家让李家琪“学习”，李家琪如获至宝，到晚上拿出来相机一一拍照。拍完又觉得把原件一起交给上级更能展现自己的能力，于是抽出了一册文件。
银行的文件登记册中注明文件两册上交，一册由仇云妹保管。当银行领导问她要文件时，她才大惊失色地跑回家找。李家琪也装模作样到处翻，一口咬定已经给仇云妹了。最后他还支了个招：“你不会说借给局长了吗？”
李家琪得到那册重要文件后，便不断催促敌特机关派人来取。这一次，敌特机关派来一名叫蔡苹的妇女。此人原是上海人，后来与丈夫在香港经营花店。由于没有固定收入，经不住敌特机关高薪诱惑，答应赴北京为李家琪送信。
1983年1月18日，蔡苹按敌特机关给她的地址找到李家琪先生，两人对上了暗号。蔡苹交给李家琪9300元港币和一封信，内容是：敌特机关已经委任他为北平站站长，其中还交代了一些重要任务。按以前的惯例，这个职务起码是少将级别。
李家琪看完嘴角微微上扬，难以掩饰自己内心的喜悦，随后他将内容抄在笔记本上后并将密信烧毁。只不过让他没有料到的是，一张巨网正在向他展开。
事情发展至此脉络和证据已经非常清楚，从1981年2月到1983年1月，李家琪向敌特机关投寄了密写信120余封，获取了丰厚的经济回报。而交通员蔡苹一入境就在公安机关的监督之下，18日公安将其抓捕，她承认了自己是受敌特机关委派，来北京为李家琪送经费和信件。
80年代公安
2月1日，公安对李家琪进行抓捕。从其住宅里搜出了密写、显影药剂和密写工具，收听地台广播用的收录机，破译密码用的书籍、“情报局北平站”代号、敌特机关在香港的通讯地址等大量犯罪证据。与此同时，另一路公安也将仇云妹抓捕。
在大量证据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经法院审理，李家琪被判处无期徒刑，蔡苹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仇云妹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和平年代并不和平，平静的海面下是暗流涌动，斗争依然非常激烈。即便到了今天，一些敌对势力仍然在利用各种开放交流的机会窃取我们的保密信息。前不久有新闻也报道过敌特分子利用色相诱惑大学生，可以说这样的糖衣炮弹总是会出现在一些我们难以预料的环境里。
这个案件带给我们一些启示，像李家琪这样死不悔改的特务分子，最后的结局自然是罪有应得。但仇云妹卷入该案却不得不让人惋惜，她原本有着幸福的家庭和光明的前途，就因为放松了警惕，受到糖衣炮弹的诱惑，而走上了歧途。这告诉我们，任何人尤其是那些在重要岗位上或者掌握着重要信息的人，一定要谨防不法分子诱惑，认真履行工作职责，自觉保守国家秘密。这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