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2月1日，北京宣武区，大耳胡同的岔路口，一辆警车停靠在路边，片刻后，从车上下来几名警察迅速闪进了胡同里，向39号的方向奔去。
此时，39号大院内，一个身材矮胖、头顶微秃的老人端坐在藤椅上，正津津有味地盯着眼前的电视机。只闻“砰”的一声，自家房门被几个身着警服的男人撞开，正在看节目的老头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只见他颤颤巍巍地站起来，伸手去摸一旁的拐杖，同时开口问道：“警察同志，有什么事情吗？”
面对老人的疑问，为首的警察从随身的包中拿出了几张文件纸，上下打量一番后说道：“李家琪是吧？鉴于你的违法行为，现对你进行抓捕。”说罢，还未等老人反应过来，一双手铐已经扣在了他的手腕上，旋即被押送进警车中。
没多久，李家琪被捕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街坊，“好事者”们纷纷猜测这个平日里慈眉善目，经常招呼邻居去他家里看电视的老头到底犯了什么罪？有人说他是潜逃多年的杀人犯，还有人说他是老土匪，更有甚者将他描绘成能了上天入地的大飞贼。
然而，李家琪的真实身份要比“好事者”们想象中的厉害许多，他是军统北平站的最后一位“站长”，是潜伏在新中国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铁杆“反动派”。
可当时新中国已经成立30多年，李家琪究竟是用了什么手段得以在北京潜伏如此长时间？作为一个老特务，他又是怎么暴露身份的呢？
1927年4月，李家琪出生于河北丰润，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从出生就开始为生计而发愁。7岁那年，李家琪跟着父亲前往大城市北平，在那里他和父亲一起打理一个出售杂货的小摊。虽然所得仅够温饱，可过早地接触柴米油盐让他变成了一个处事圆滑的小子，八面玲珑的性格使他很讨当地街坊们的欢喜，久而久之这些人都愿意照拂下他们家的杂货生意，因而父子俩靠此赚也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有钱之后，李父掏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把李家琪送到北京的学校里，嘱托他要好好读书，好给李家人长长脸。
就这样，李家琪踏进了校园！在学校的时光要比外面快乐许多，里面没有那么多人情世故，有的只是朋友之间真挚的友谊，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旋即沦陷，李家琪和父亲甚至来不及逃离北平就沦为了亡国奴。
尽管李家琪照常上学，但沦陷区的学校自然要接受侵略者安排的“奴化教育”，这自然招致了各校师生的反对，而满怀一腔热血的李家琪也加入到抗议的队伍中，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政府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然而，在汉奸和侵略者的暴政面前，师生们的“文明抗议”根本起不到什么效果，李家琪也意识到野蛮和强权面前，想要达成目的就必须得走野路子。
恰好此时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军统正在网罗热血青年，筹备地下抗日运动，李家琪意外得知此事后，在介绍人的帮助下，加入了“华北铁血锄奸团”行动队，以16岁的年龄成为军统内部最年轻的交通员之一。
李家琪虽然年轻，但和父亲摆摊的经历让他掌握了十足的江湖经验，在交通员位置上可谓是得心应手。
其实国民党的军统虽然是个情报部门，但无论是组织架构还是行事方式，都有十分浓厚的帮派气息，毕竟他们老大戴笠的老本行就是流氓。
正所谓上行下效，军统全员都热衷于“暗杀”、“绑架”这种上不了台面的江湖方式。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李家琪也成长为了一个“杀伐果断”，行事不择手段的人，虽然为地下抗日事业立下了不小的功劳，但也为他日后走向歧路埋下了伏笔。
日本投降后，军统内部论功行赏，不到20岁的李家琪完成了人生的三级跳，成为了军统北平站的行动组副组长，并拿到了上校军衔，可以说是平步青云，圆了父亲望子成龙的“美梦”。
尽管此时的李家琪拥有了财富和权势，但昔日那个心怀一腔热血的少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死硬的国民党反动派分子
1946年，蒋介石命令部队向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拉开了国共内战的序幕，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引来了社会大范围的不满，全国各地到都是反对内战的声音，面对汹涌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命令手下的特务组织对反战运动进行镇压，而北平城的镇压任务自然就落到行动组副组长李家琪的头上。
李家琪接到任务之后，立刻就开始了他的行动计划。因为长期受军统行事作风的影响，李家琪从来不玩杀鸡儆猴的那一套，所以面对反内战的抗议人士，李家琪是应抓尽抓。
为了更好地完成上峰交代的任务，他手下的狗崽子渗透进各大发展团体，待时机成熟之后立刻率领人马将他们尽数抓捕，然后全部扔进军统设立的秘密监狱中。
而如何对付这些抗议人士，李家琪有自己的理解。在他的眼里，这些人大都是饱读圣贤书的酸儒，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学究，“以礼相待”除了让他们更加傲慢外，没有任何效果。
所以，李家琪用了最简单的方式——打。对于抓到的人既不威逼也不利诱，直接把人绑在刑架上，先给这些抗议人士来一套组合拳。
面对这样的阵势，有些意志不坚定者见鞭子要落自己身上时，就吓得连连求饶，随即签完保证书后就重获自由。
而那些坚韧不拔的仁人义士则要面临巨大的皮肉之苦，一些身体薄弱的人扛不住这样酷刑，不幸殒命，赤裸裸的白色恐怖让李家琪变成了北平城中的“屠夫”，把整个城市搞得乌烟瘴气，害得小儿不敢夜啼。
而凭着狠辣的手段，李家琪的大名在军统内部如雷贯耳，他也成了毛人凤手底下的得力干将，活动范围也不限于北平和华北一带。1947年，李家琪奉命前往我山东解放区进行潜伏迫害和侦察行动。
但是，属于他的“好运”也就到此为止了。同年秋季，李家琪在执行伪装渗透任务时，被我军的侦查人员看穿，随即被我方相关人员拘捕，经过简单审讯后，我方发现这原来是条大鱼，于是立刻妥善地将他监管起来。
1949年，蒋中正和他的仆从们逃到了台湾岛，李家琪心中的“党国”也被红彤彤的新中国所替代，由于在解放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李家琪被送到了青海的农场中进行劳动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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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这个能获得新生的机会，李家琪不仅没有好好珍惜，反而在劳改农场内部搞秘密结社，拒不书写自己的交代材料，还带领其他犯人们一起公然抵抗管教们对他的思想改造。
可与人民为敌什么时候都没有好下场，很快，李家琪就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他的不配合导致他的刑期一加再加，原本一同劳改的“狱友”们都完成改造重返社会了，偌大的劳改农场没几个犯人了，这也让李家琪的心里很不是个滋味。
就在他“孤独寂寞”难以排遣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同时也改变了李家琪后半生的人生轨迹。
此人名唤陈之斌，是台湾伪政府国防部军情处的成员。这个所谓的军情处就是由窜逃台湾的军统组成的，由于他不善于交际，惹怒了上级，被任命为前往大陆执行潜伏任务特务小组的组长，让他带领几名“得力干将”，渡海去福建当炮灰。结果几人刚一上岸，就被我公安人员逮捕，旋即也被送到了青海劳改农场。
李家琪没想到都这个时候了，农场里居然还有新人，于是上前跟陈之斌搭话。从他的口中，李家琪听到了一些值得让他“振奋”的消息，像什么“反攻大陆”这种大饼，把李家琪搞得心潮澎湃，重新燃起了对党国的信心，有了继续为党国服务的念头。
有了“搭档”的李家琪，日子总算是不那么孤单了，为了能早日重获自由，伺机寻找为党国服务的机会，两人一拍即合，化身演技派，开始“认认真真”地接受改造。
1975年，在青海劳改农场的最后一批犯人获得了特赦，时隔二十八年后，李家琪也重获自由。
起初，他想要邀请陈之斌和他一同回北平，但十几年的牢狱生活磨平了陈之斌的心性，他现在只想出国找在海外定居的子女，根本不愿意同李家琪再趟这趟浑水。
李家琪虽有心挽留，但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只是在两人分别之时，李家琪想请这位老伙计帮他最后一个忙，让他在香港转机的时候，去当地的“红棉酒楼”找一个叫李家宝的人。李家琪说李家宝是自己的妹妹，想让她给自己寄点东西过来。
可实际上，李家琪根本没有一个叫李家宝的妹妹，所谓的“李家宝”不过是李家琪在离开北平之前给军统留下的一个重启暗号。
当陈之斌到达香港并找到“李家宝”后，台湾军情处意识到一个“王牌特工”即将觉醒，于是立刻派人与李家琪接上了头，让他在大陆伺机潜伏，等待“党国”的召唤。
而李家琪也没有等太久，1978年改革开放后，我国市场开始吸引外资进入国内，台湾伪政权见状，立刻派出一批特务经过伪装后进入大陆搜集相关情报。
1980年9月15日，军情处特务和李家琪在广州会面，任命他为北京站站长，并给予了他一万元人民币作为活动经费。
在那个年代，一万块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看到上峰出手如此阔绰，李家琪内心更加兴奋！回到北京后，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未来工作的布局，先是花了2200块，在大耳胡同买了一间屋子作为开展工作的据点。
有了落脚的地方后，李家琪需要一个不引人怀疑的身份。于是他通过别人介绍和一个大自己六岁的寡妇结了婚，这女人社会关系简单，只有一个已经成了家的养女，如此一来家小都有了，李家琪将自身的被怀疑程度降至了最低。
万事俱备之后，李家琪开启了自己“新时代”的特务生涯。可当时的新中国已经成立30多年了，各项制度都日趋完善，高等级的机密普通人根本就没有机会接触！
无奈之下，李家琪只能每天拄着拐杖在街上闲逛，买几份报纸，听几个人闲谈，然后结合新闻和传言整理出来所谓的情报，最后通过邮寄的方式送到香港的据点。
但这种程度的小打小闹，不仅满足不了台湾情报部门的胃口，就连李家琪自己也觉得过于敷衍了，毕竟自己可是拿了人家一万块钱呢！
可现实情况是有价值的情报自己没有渠道，最后李家琪思来想去突然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妻子的养女——仇云妹。
仇云妹是一名党员干部，在农行监察司工作，负责机密文件的收发和保管工作，而日常工作的枯燥让她心生不满，这让李家琪觉得她就是自己心中完美的突破口。
对于这样的人，小恩小惠就能将她轻易收买。一次，仇云妹来看望养母，见李家琪坐在床上不停流泪，便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只见李家琪抽泣着说道：“今天是我女儿的生日，但她早就不在人世了，如今看到你我就想起了她，你就当我的女儿吧”。
说罢，李家琪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沓钞票，塞进了仇云妹的手中，继续说道：“听你妈讲过，你日子过得清苦，这点钱先拿去用，不够了再问爸要。”
接过李家琪的钱后，仇云妹果然变得不一样了！她眼神中流露出的柔和让李家琪意识到自己的手段奏效了，为了让戏更为逼真，他硬生生再次挤出了几滴清泪。
可实际上，他哪有什么女儿，这套说辞不过是他精心编造出来的，为的就是哄骗从小失去亲生父母的仇云妹。
而在品尝到“家人”的温暖后，仇云妹心中的防线果然完全打开，无意间成为了李家琪进行特务活动的帮凶。
从那一天起，李家琪以关心祖国统一，希望能多学习学习，给自己充电的名义，向仇云妹索要相关情报。
此时的仇云妹已经把他当成了父亲，认为老人家只是想了解了解国家大事，于是便将自己的职业道德通通抛诸于脑后。
凭着这一手亲情牌，李家琪先后获得了82份秘密文件。在将其拍照拷贝后，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了台湾当局，而李家琪也一跃成为军情局在大陆的“王牌特工”。为了表彰他的“贡献”，伪政权给他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甚至还送了一台电视给他。
然而就是这台电视，成了李家琪身份暴露的导火索。
在他拿到上级赠送的电视后，李家琪立刻拉起了电线，邀请街坊邻居到家里来。但众所周知，那个年代电视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而一个无业游民居然能有这样的东西，实在是太过于离谱了。
为了掩盖秘密，当旁人问起李家琪电视的来历时，李家琪就说是在香港的妹妹送的，但这番解释太牵强了，如果妹妹那么有钱，为什么不把在大陆的哥哥接过去颐养天年？
在如此多的疑问之下，有好事者向公安局举报了李家琪，说他有来路不明的大量财富，可能是前几年在各地作案抢劫的飞贼。而接到举报后，公安机关也是快速介入！
起初，办案人员只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简单的举报案来进行调查，但查着查着，干警们发现事情远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首先李家琪曾经的身份和履历让人生疑，其次是他的那个女儿，经常将机密档案带回家中，这明显也不符合日常工作准则。
然后就是那个所谓的“妹妹”，陆港已经通航，为什么不见她前来探望兄长，而每次替她来的人还都不一样，亲戚再多也没必要每次都换吧！
于是公安赶紧对李家琪展开了秘密监视，并知会广州警方，多多留意前来探视的李家琪亲属。
1983年1月18日，广州海关在日常工作中遇到了前来和李家琪接头的特务蔡苹，在准备对其展开日常询问时，蔡苹误以为自己身份暴露，立刻丢下行李向外逃去。
海关和干警见状，立刻冲上去控制了她，被抓之后的蔡苹“立功心切”，将自己的身份和李家琪潜伏的事情合盘托出。
在收到广州公安提的供讯息后，北京公安立刻准备对李家琪进行抓捕。但为防止打草惊蛇，北京公安特意安排蔡苹和李家琪见了一面，打消了他的顾虑后，于同年2月1日对他展开了抓捕，这才就有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
1983年6月15日，李家琪被判处无期徒刑，提供情报的仇云妹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罪犯的相继落网终于为这个震惊世人的间谍案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其实李家琪早年作为爱国青年有大把的机会为国效劳，但却偏偏误入歧途，为反动派卖命！在反动政府垮台之后不知悔悟，竟助纣为虐实在是罪无可赦！被抓时的李家琪虽然才50多岁，但余生却只能在高墙之内反省、悔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