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市。 广州市很活很活。 广州的活力让人惊异。 广州是一个不知疲倦、没有夜晚的城市。一年四季，一天二十四小时，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无论你在什么时候（白天还是晚上）、从什么方位（空中还是陆地）进入广州，都能立即触摸到它跳动的脉搏，感受到它的勃勃生机。
作者：易中天，来源：瞭望智库
本文摘编自《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1
怪异的广州
乘火车从北京南下，一路上你会经过许多大大小小的城市：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武汉、长沙、衡阳等等。这些城市多半不会使你感到奇异陌生，因为它们实在是大同小异。除了口音不大相同，饮食略有差异外，街道、建筑、绿化、店面、商品、服务设施和新闻传媒，都差不太多。
只要你不太坚持自己狭隘的地方文化习惯， 那么，你其实是很容易和这些城市认同的。
然而广州却不一样。
图源：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以前，外地人第一次进广州，感觉往往都是很强烈的。第一是眼花缭乱，第二是晕头转向，第三是不得要领，第四是格格不入。你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对于你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
它的建筑是奇特的，树木是稀罕的，招牌是看不懂的。甚至连风，也和内地不一样：潮乎乎、湿漉漉、热烘烘，吹在身上，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有句话说：“千里同风不同俗。”但广东的大庾、骑田、萌诸、都庞、越城这“五岭”把北方吹来的风挡得严严实实，而南海的风又吹不过五岭。
于是岭南岭北，既不同风又不同俗，甚至可能不“同种”。岭南人颧骨高，嘴唇薄，身材瘦小，肤色较深， 与北方人在体质上确有较明显的区别。再加上语言不通，衣食甚异，这就难怪北方人只要一踏上粤土，便会有身在异域的怪异之感了。
不过，最困难的还是语言。
广州话虽然被称作“白话”，然而一点也不“白”，反倒可能是中国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更难懂的是闽南话）。语言的不通往往是外地人在广州最感隔膜之处。因为语言不但是人际交往的重要工具，而且是一个人获得安全感的重要前提。一个人，如果被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所包围，他心里是不会自在的。
如果你没有熟人带路，亲友接站，很可能找不到你要去的地方。因为你既不大看得懂地图和站牌，又听不明白售票员呼报的站名。也许，你可以拦住一个匆匆行走的广州人问问路，但他多半会回答说“muji”，弄得你目瞪口呆，不明白什么要用“母鸡”来作回答。即便他为你作答，你也未必听得清楚，弄得明白。何况，广州人的容貌是那样地独特，衣着是那样地怪异，行色又是那样匆匆，上前问路，会不会碰钉子呢？你心里发怵。
广州话听不懂，广州字也看不懂。你能认出诸如“呒”“咁”“嘅”之类的字吗？就算你认识那些字，也不一定看得懂。最让人莫名其妙的是“钑骨”。前些年，广州满街都是“钑骨立等可取”的招牌（现在不大能看见了），不明就里的人还以为广州满街都是骨科大夫，却又不明白疗伤正骨为什么会“立等可取”，而广州的骨伤又为什么那么多？其实所谓“钑骨”，不过就是给裁好的衣料锁边，当然“立等可取”；而所谓“又靓又平”，则是价廉物美的意思。然而广州人偏偏不按国内通行的方式来说、来写，结果弄得外地人在广州便变成了“识字的文盲”，听不懂，也看不懂，“真系（是）蒙查查（稀里糊涂）啦”。
更为狼狈的是，外地人到了广州，甚至可能连厕所也上不成。因为广州厕所上写的是“男界”“女界”。所谓“男界”，是“男人的地界”呢，还是“禁止男人进入的界限”呢？外地人不明所以，自然只能面面相觑，不敢擅入。
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我还在中国吗？当然是在中国，只不过有些特别罢了。
的确，包括广州在内，远离中央政权的岭南，历来就是中原文化的化外之地。
于是，在中原文化被视为华夏正宗的时代，岭南文化也被视为“蛮族文化”，岭南人当然也就会被视为“蛮野之人”。直到现在，不少北方人还把广东人视为茹毛饮血的吃人生番，因为据说他们嗜食活老鼠和活猴子，自然离吃人也不太远。即便不吃人吧，至少吃长虫（蛇）、吃蛤蟆（青蛙）、吃蚂蚱（实为禾虫）、吃蟑螂（名曰龙虱，实为水蟑螂），吃猫吃狗吃果子狸吃穿山甲，吃各种北方人不吃的东西。
2
食在广州
说到吃，中国是一个饮食文化极为发达的国家，而广州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不仅因为广州的菜肴和点心内容丰富、品种繁多、做工精美、品位极高；也不仅因为广州人什么都吃——“草原吃羊，海滨吃蟹，广州人吃崩了自然界”；还因为只有广州，才二十四小时都在吃。
吃的节目是从早上六点来钟的“饮早茶”开始的。
广州早茶
别看这时天还没有大亮，开设早茶的酒楼却已人声鼎沸。经过多年粤文化的普及，内地人都已知晓，所谓“饮早茶”并不是喝茶，或并不只是喝茶，而是吃点心，如虾饺、凤爪、肠粉、春卷、牛肉丸、马蹄糕，还有猪肝粥、鱼生粥、皮蛋瘦肉粥等各种粥类和青菜。
老广州人是很看重早茶的，有“一盅两件叹早茶”的说法。叹，在粤语中是“享受”的意思。清早起来，在街上溜达溜达，然后走进酒楼，挑一张桌子坐定，即有小姐来上茶。再随便要一两样点心，便可以边吃边聊直到早茶收档，可真的称得上是“叹世界”（享清福）啊！
早茶一般十点左右收档。稍事整理后，午饭便开始了。因为下午还有事，中午广州人一般在单位吃食堂或在公司吃便当，而且吃得都比较快，也相对简单。两点一过，午饭结束，下午茶又开始了。午茶的内容形式与早茶没有什么两样，热衷者也多为老广州人。不过据我观察（不一定对），饮早茶的似以老先生居多，饮午茶的则以老太太居多。大约因为老先生早上比较有闲（中午要午睡），而老太太下午比较有空（早上要买菜）吧！忙完了一天家务的老太太，正可以在这时邀几位老姐妹，一起来“倾偈”（聊天）了。
午茶到五点便收档，接着便是一天中食肆最旺的晚餐。
晚餐是广州人吃得最讲究最排场的一餐。因为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唯有此时才可能相聚，而且时间有保证，能够尽兴，不至于被公务打扰。
因此一到华灯初上，广州的酒楼便人满为患。吃完晚餐，如果是老友相逢，则可能还要去饮晚茶。饮晚茶的，似以中青年居多。因为老先生也好老太太也好，这时都已吃完晚饭冲过凉，在家里看电视或者搓麻将了。他们没有太多的精神和胃口来应付晚茶，而对于精力充沛的中青年来说，真正的夜生活这时才开始。酒足饭饱之后，可以饮至深夜的晚茶是很好的放松和休闲。
如此一日三餐三茶之后，广州人“食”够了吗？没有。
广州大排档
深夜，才是“食在广州”的高潮，广州人称之为“去消夜”。广州人原本就有过夜生活的习惯，近年来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消夜的人越来越多，经营消夜的食肆也越来越火爆。毗邻海珠广场的胜记大排档、沙面的新荔枝湾、珠江北岸海印桥脚下的西贡渔港，都是消夜的好去处。每到深夜时分，这里便灯火辉煌，食客如云，热气沸腾，构成独特的广州风景。消夜一直要开到凌晨六点，接下来便是新一天的早茶。
这种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餐饮接力赛，在内地尤其是在北方城市，不但罕见，而且不可思议。但这又恰恰是地地道道的“广州特色”。尤其是早茶、午茶、晚茶和遍布广州大街小巷的大排档，最能代表广州的城市风情。因此有人说，只有终日流连于这些地方的主儿，才能真正体会“食在广州”的含义。
除了吃食物，广州人还“吃自己”。
广州人有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叫“揾食”，也就是“谋生”的意思。“揾”即“找”，“食”要自己去“找”，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市”上的人，多半是自食其力者。对于他们来说，生活是实实在在的事情，也是必须付出劳动、智慧和时间的事情。
所以，为了揾食广州人便不怕忙得“满天神佛”。“满天神佛” 是广州人的一句口头禅，意思是不可开交、难以应付。但广州人再忙，也不会说“忙死”。因为“忙”，原本为了揾食，为了活得更好，怎么能说“死”？
同样，为了揾食，广州人便不惜把自己的时间也放进“锅”里去“炒”，叫做“炒更”（也就是业余兼职）。
落班放工以后，再打一份工， 挣一份钱，辛苦是辛苦，可日子也就要好过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讲，“炒更”的过程，也就是品味时间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品味自身价值的过程，所以不少广州人都乐此不疲。
3
商贾之地
不过话说回来，广州人爱做生意，是古已有之的特性。
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地城市，基本上是出于两种目的而建立的，那就是政治和军事。主要出于政治目的而建立的叫“城”，主要出于军事目的而建立的则叫“镇”。镇，有重压、安定、抑制、镇服和武力据守等义，所以，重要或险要的地方叫镇，在某些地方设立郡邑或派重兵把守也叫镇。
镇以军事而兼政治，城以政治而兼军事，故北京是“城”，武汉是“镇”。城讲“文治”，镇重“武备”，它们都不会把商业和商品生产放在首位。
广州却是另一种类型的城市。
尽管广州建城很早，且有“羊城”“ 穗城”“ 花城”等等别名，但广州的城市性质却不是“城”，也不是“镇”，而是“市”。
由于“天高皇帝远”，也由于历代王朝对广州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广州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走的是与内地城市完全不同的道路。它不像“城”或“镇”那样看重政治和军事，却颇为重视商业和商业性的农业、手工业。
清朝时的广州十三行
早在汉初，它就已是我国南方重要的港口城市；到唐代，已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外贸港口；至宋时，则已成为世界著名港口之一。明清两代，广州作为我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外向型农业、手工业基地，商品经济和海洋经济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口增多，市场繁荣，与海外交往频繁。据统计，乾隆十四年至道光十八年这九十年间，外轮抵港多达五千一百三十艘。鸦片战争时，广州的进出口吨位数达二十八万吨（同期上海只有九万吨）。
海洋经济带来的商业气息，给广州和整个岭南地区注入了不可低估的经济活力，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与之相对应，整个珠江三角洲“弃田筑塘，废稻种桑”，成为商品性农业生产基地；而广州则成为商品性手工业的中心，并以工艺精美而著称于世，有所谓“苏州样，广州匠”之美名。
在商言商，广州之民风，自然会比较重财趋利。
明清时有民谣云：“呼郎早趁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取洋船曾到几，近来丝价竟何如。”可见亦农亦商、亦工亦商已成风尚，市场、价格、交易等等也已成为人们的日常话题。至于经商贸易，当然也是广州人竞趋的职业。
广州的这种民风，历来颇受攻击。但这些攻击，显然带有文化上的偏见。要言之，他们是站在“城”和“镇”的立场来攻击“市”。“市” 确乎是不同于“城”和“镇”的。不论城也好，镇也好，它们都是消费性的城市，其财政开支主要依赖农业税收，部分依赖商业税收，生产者少，消费者多。
即以清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为例，是年北京七十万人中，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和士绅官员就有二十八万人，占总人口的40％。这些人不必躬耕于垄亩，叫卖于街市，可以高谈阔论于茶座，浅吟低唱于青楼，大讲“义利之辨”或“逍遥之道”。
然而“市”却是生产性的。“市，买卖之所也。”既然是买卖，就必须不断地买进卖出，才叫“生意”。一个“市”，只要一天不从事商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便立即会丧失生命，失去存在的意义。生意生意，有“生”才有“意”，这就必须“生产”，才有饭吃。所以，“城”与“市”的文化性格往往不同，而城里的人和市上的人也多有差异。
要之，城多静而市多动，城多雅而市多俗，城里的人多会说而市上的人多会做，城里的人多务虚而市上的人多务实。究其所以，大约是后者必须自己谋生之故。
4
天高皇帝远
广州，从来就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
无论中央政府是在长安、洛阳、开封、南京或者北京，广州都是一个边远的、偏僻的、鞭长莫及的邑镇。如果按照周代“五服”的规格，它显然只能属于最远的那一“服”——“荒服”（天荒地老之服）。
长江湘水之阻，衡山南岭之隔，足以让达官显贵、文人墨客视为畏途。李白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然而从长安到成都，实在比到广州近得多了。所以古人从未有过“粤道难”的说法，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到过广州，也不大想到广州。
事实上，“蛮烟瘴雨”的岭南，历来就是流放罪犯的地方；而只要想想18世纪清廷官方规定的标准行程，从北京到广州驿站，竟要五十六天（加急为二十七天），则对于所谓“天高皇帝远”，便会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不过，广州离“皇帝”很远，离“外面的世界”却很近。
广州临南海之滨，扼珠江之口，对于吸收外来文化有着天然的优势。在晋时，华南地区的出海口即已由徐闻、合浦一带移至广州。到了唐代，广州便已以中国南海大港而著称于世，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这时，广州已设立“蕃坊”，城中外侨杂居，其所谓“蕃邦习俗”，对广州文化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影响。
近代崛起的“岭南画派”，便是锐意革新，独树一帜。岭南画派在继承国画传统技法的基础上，兼容西方摄影、透视等方法，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而广东音乐则在运用民族乐器的基础上大胆采用外来乐器，于是便以其宽广丰富的音域和优美嘹亮的音韵深得人们喜爱，享誉海内外。
岭南派陈金章画作《清江夏日》
而且，所谓“天高皇帝远”，显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中央政府不大管得了，二是中央政府不大靠得上。管不了，就可以自行其是；靠不上，就必须自力更生。所以，广州人的自强精神和自主意识特别强。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广州和岭南人民正是靠着自己的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才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自己闯开了一条生路，并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独创精神几乎已成为他们的“文化无意识”。任何人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广州的文化，从饮食服饰、建筑民居，到音乐美术、戏剧文学，都有自己的特色而与内地大相异趣。
实际上，即便广州普通民众的生活，也相当随意和注重个性。广州菜肴、点心、粥面品种之多，堪称中国之冠，除岭南物产丰富、粤人注重饮食外，要求“吃出个性来”，也是原因之一。广州人的穿着，更是五花八门，或讲面料，或讲款式，或讲名牌，或讲新潮，但更多的还是自己觉得怎么好看就怎么穿，或怎么舒服就怎么穿，而且，总和内地不一样。内地人穿中山装军便服时，他们穿港式衬衫花衣服；内地人西装领带衣冠楚楚时，他们把西装当茄克穿。
其实说怪也不怪。广州既然是一个远离中原的地方，也没有什么人来管，他们自然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来生活，而不在乎北方人说三道四。
事实上，即便有北方人评头论足，广州人也“没什么所谓”。他们不喜欢争论喜欢实干，而且喜欢按照自己的个性去干。
在广州人看来，北京人争得面红耳赤的许多问题，都是“没什么所谓”的。或者借用一个哲学的说法，都是“假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不要说争不出什么名堂，即便争得出，也没什么实际效益。既然如此，争论它干什么？
也是因此，他们走在了改革开放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