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作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为了革命，即将献出宝贵的生命，她唯一割舍不下的就是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就义前，她留下了一封满是遗憾、催人泪下的遗书给儿子宁儿（陈掖贤），读之令人动容。
图|赵一曼遗书手稿
赵一曼怀着对儿子难以割舍的爱离开了人世，谁也没有料到，这位烈士的后代在人生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
解放后，陈掖贤才知道母亲的英雄事迹，悲伤、崇敬涌入心头，为了纪念母亲，陈掖贤在身上刺下了母亲的名字——赵一曼。由于成长环境的问题，陈掖贤命运坎坷，多愁善感，精神和性格上存在一些缺陷。拒领母亲抚恤金，53岁自缢而亡，原因令人惋惜。
陈掖贤活着的时候以母亲为傲，牢记母亲“代替她继续斗争”的遗言，从来不因为自己是烈士子女的身份就搞特殊。
沿着陈掖贤成长的足迹，我们来品读这位烈士遗孤失去母亲后寄人篱下的生活困境，以及他饱受的人生挫折……
赵一曼不仅是一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女英雄，也是一位慈爱的母亲。作为母亲，是多么希望自己能守在儿子身边，教他读书写字，陪伴他成长。可是，国难当头，中国总要有人站出来革命。
为了大家，赵一曼同志决定牺牲小家，带着不舍毅然离开家庭和年幼的孩子。爱国爱家，先国后家，这就是共产党人心中的国与家，赵一曼牺牲时年仅31岁。
1928年11月，赵一曼从苏联回国，根据组织的指令，她来到了湖北进行革命工作。赵一曼在苏联学习的时候，与同学陈达邦结为了革命伴侣，陈达邦是湖南人。
赵一曼回国没多久就发现自己怀有身孕，她在湖北宜昌租了一个小房子，准备在宜昌建立地下联络站。
1929年1月21日，赵一曼在出租房中工作，突然感觉肚子一阵疼痛，她预感孩子要出生了。房东老太太听到动静后，露出了嫌弃的表情，赶赵一曼去别的地方生孩子，说是在房子里生孩子会不吉利。
赵一曼忍着剧痛，简单收拾了东西。幸好，一位善良的邻居大姐非常同情赵一曼，将她带回了自己家。赵一曼在邻居家艰难产子，当天晚上顺利生产。这一天是列宁逝世5周年纪念日，赵一曼希望儿子一生安宁，便取名为“宁儿”。
赵一曼产后还几天，我党的地下联络点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到处搜捕共产党人。赵一曼不想连累邻居，收拾东西抱着宁儿连夜跑了出来，给邻居留下了一些钱表示感谢。
赵一曼带着宁儿几经辗转来到了南昌。宁儿很乖，在母亲的怀中，一路上没有怎么哭闹过。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她留在江西省委机关工作。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组织内部出现了叛徒，省委机关被叛徒供了出来，遭到了破坏。赵一曼提前接到了同志冒死传过来的信息，立即烧掉了重要文件，带着宁儿逃离。
情况紧急，外面还下着大雪，赵一曼抱着孩子匆匆跑了出来。夜里太黑，赵一曼的鞋子跑丢了一只。赵一曼躲到了一户农家的草垛中，哄着宁儿熬过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晨，农户发现了赵一曼母子，好心请母子两人进屋子烤火。
农户的妻子还找来了一双干净的旧鞋子，送给了赵一曼。赵一曼连连道谢，之后就踏上了寻找组织的路程。这一路上，赵一曼对怀中的幼子深感愧疚，一出生就和自己颠沛流离，过着不安稳的生活。
赵一曼思索后，决定先将宁儿安顿下来。赵一曼找到了宁儿的姑姑陈琮英商量，陈琮英是任弼的夫人，是一名老党员了，她十分理解嫂嫂，提出可以将宁儿交给陈岳云照顾，陈岳云是宁儿的大伯，现在在武汉，家庭条件优越。
陈岳云家中还有几个子女，想必宁儿在这种环境下也不会孤单。赵一曼思前想后，心中万般不舍，还是将一岁左右的宁儿送去了陈岳云家中。随后赵一曼来到了东北抗日战场工作，在白山黑水艰苦奋斗了好几年。
1935年11月14日，赵一曼带领部队执行任务不幸被日伪军包围。为了大局，赵一曼当即让团长带领部队突围，自己带一支小队掩护突围。
赵一曼在战斗中左手腕中弹，带着小队进入了山林隐蔽。22日，敌人在山上搜寻发现了赵一曼的隐蔽地点。交战中，赵一曼左腿受伤失血过多陷入了昏迷。
赵一曼再次醒来已经是在敌人的监狱中，日军对赵一曼严刑逼供，却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后来赵一曼由于伤势过于严重，被日军送往了哈尔滨医院进行监禁治疗，日军还想在赵一曼身上得到重要的情报。
住院期间，赵一曼感化了一名看守警卫董宪勋和女护士韩勇义。他们不忍心看赵一曼女士被日军折磨，掩护赵一曼逃出了医院。赵一曼还差20里就能回到组织，可惜还是被伪警察发现了。
赵一曼被带回了监狱，日寇动用了更加残酷的手段折磨她，仍旧一无所获。敌人无计可施，下达了最后死亡的命令。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被押往刑场的途中，她想起了幼子宁儿，那是她唯一割舍不下的人。赵一曼向押送的官兵借来了纸和笔，给儿子留下一封遗书。
“……母亲和你怕是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宁儿啊！我最亲爱的孩儿！母亲没有办法亲自教育你……你长大后，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了国家而牺牲的！我的孩子，亲爱的、可怜的孩子啊！你要好好学习，这是母亲最后的一线希望。”
赵一曼希望这份遗书能转交到宁儿手中，这是她作为母亲对儿子最后的遗言。赵一曼十分清楚，第一个看到遗书的人是杀了自己的敌人。敌人也许会拿着这封遗书去迫害他的宁儿。所以，她拿起笔在写的时候，写了一封假口供，像是余言未尽。
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外英勇就义，年仅31岁。
图|赵一曼
陈掖贤1岁多就被送去了大伯家，小时候哥哥姐姐在家中喊“爸爸妈妈”，而自己却不一样，称呼他们为“大伯，伯母”。陈掖贤稍微长大一点后，就知道这里不是自己的家，自己不过是寄养在大伯家，之后便总会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解放后，陈掖贤的姑姑陈琮英找到了他，将他送去了中国人民大学读书。陈掖贤也知道了自己“素未谋面”的母亲赵一曼是一名女英雄。他接过母亲留下的遗书，看后泪流满面。为了纪念母亲，他在身在刻下了“赵一曼”三个字。仿佛这样，母亲就好像从未离开过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内大部分都是烈士遗孤，他们心怀信仰，待人热情。沉默寡言的陈掖贤常常会被同学注意到，同学们都积极将他带入到班级的大家庭中，这让陈掖贤感到十分温暖，学习也非常顺利，打下了良好的知识基础。
陈掖贤在大学里，与生父陈达邦联系上了，才得知母亲最艰难的时候，父亲被共产国际派去了法国工作，1943年才回到了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陈达邦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专员，遇到了心仪的女子再婚又有了几个子女。陈掖贤被接去父亲家，两人感情不深，基本不怎么说话。
1955年，陈掖贤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了北京工业学校当教员。国家经济有所起色，政府下放了烈士家属抚恤金。陈掖贤得到通知后，泪流满面，什么也没有说，想必是怀念母亲了。最后，陈掖贤拒绝领取。别人问他原因，他也不说话。
陈掖贤来到工作单位上，担任政治课教师。学校领导都十分照顾他，教工宿舍十分紧张，学校领导专门腾出了一间平房给他当宿舍。教研组的同志都在积极主动帮助他，希望他能尽快熟悉教学。
教研组的同志与陈掖贤接触下来，发现陈掖贤的马列主义理论基础非常扎实，观点明确，他的历史知识和古汉语基础也很稳。陈掖贤对教学研究和时事政治学习很有见地。
陈掖贤讲课效果出人意料，内容丰富，深受同学们喜爱。但是陈掖贤“不适合与人接触”的缺点却暴露出来了。陈掖贤性格非常内向，很少与人沟通。他在平日里基本不注意个人仪表，整日蓬头垢面，住的房间也是乱糟糟的，十分脏乱。
陈掖贤床上只有一张席子和一床被子，席子上有很多棉花，是被子里面的。被子从来不叠，屋内灰尘很厚。陈掖贤的单人宿舍，卫生经常不及格。学校领导调整宿舍，将一个性格外向，干活勤快的教师安排了进来。
之后，两个人常常一起搞卫生，宿舍的卫生情况好了不少。在另一名同志的带动下，陈掖贤也会主动谈论心事。
解放前，陈掖贤在上海文华大学读一年级。一天，陈掖贤生病了，向老师请了个假，一个人回到宿舍休息。快要睡着的时候，一位高年级学长要“侵犯”他。陈掖贤奋力反抗，力量远不如学长。两人在寝室的动静很大，陈掖贤一直在反抗，打碎了室友的热水瓶。
路过的老师听到了动静，连忙过来查看。那名高年级学长眼看就要暴露，立马逃了出去。施暴者没有得逞，但这件事在他心里留下了极大的阴影。他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这样弱小，如果强大一些，那名学长就不是对手了。陈掖贤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感。
陈掖贤工作后不大会安排自己的生活开支，一个月常常是“前松后紧”。陈掖贤当时每月的工资为69元，月初工资到账后，就买一些吃食，吃饭也吃得比较“奢侈”。
每两2.7元的西凤酒，陈掖贤常常会买个2两，配上一碟龙虱。龙虱营养丰富，是一种昆虫，用来下酒。这种昆虫过去只有在南方才能买得到，北方大街上很少，物以稀为贵。
陈掖贤在教学期间，喜欢上了一个女学生，叫张友莲。上课的时候，张友莲咳嗽了几声，陈掖贤便关心地问道：“你怎么感冒了？”
张友莲毕业后，被分配到了一家化工厂实习。陈掖贤立即写信，向她表达心中的爱意。张友莲对陈掖贤是崇敬的，接到表白后春心萌动，答应了陈掖贤的求爱。
1957年，秋天，陈掖贤将张友莲带到了教研组，宣布他们的喜讯。在场的教师纷纷献上了祝福，学校领导还帮他们办理了结婚手续。
两人甜蜜了一段时间，1958年3月，因为工作调动，两人分开了。1959年1月，陈掖贤回到了学校，张友莲怀孕生下了女儿。
两人成婚后聚少离多，在婚前也没有进一步了解过，陈掖贤和张友莲的感情也出现了问题。他们对彼此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爱好都不怎么了解。在生活上，两人经常会因为一件小事争吵。
再加上陈掖贤不懂得安排经济生活，夫妻两人的工资加起来已经超过了100元，一般家庭肯定是绰绰有余的，但是陈掖贤一家三口日子过得非常紧巴。到了月底，生活就更加困难了，两人吵得就更凶了。
几个月后，两人最终还是因为性格不合离婚了。女儿由陈掖贤的姨妈抚养，张友莲和陈掖贤离婚后，各自的精神状态都不太好。张友莲离婚后不久，得了精神病，已经不能工作，需要长期服用药物，严重的时候还要去医院；另一边的陈掖贤，情绪更加低落。
1960年，陈掖贤的工资已经涨到了77元，但还是不够用，女儿的抚养费，前期的治疗费，还有个人的生活费。到了月底，陈掖贤连饭都吃不起。学校领导早就知道陈掖贤的困境，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靠谱的同事帮他保管钱，帮他安排生活开支。
具体做法是每月发工资时买下他一个月全部的饭票，剩下的钱分成四份，他每个星期可以去领一次。学校领导认为，这样做，陈掖贤就不用挨饿，而且还有多余的零花钱用。
但这个方法很快就失效了，陈掖贤每次都会预支零用钱。保管钱的同志坚持不给，两人常常爆发争吵。陈掖贤想到了其他办法，私下找人借钱，承诺发工资后还钱。
陈掖贤借的金额并不多，还是不够用。他就把饭票卖出去，理由是：不小心买多了，用不完。就这样，到了月底，陈掖贤还是没饭吃。
1960年秋天，生父陈达邦看他的生活过得太苦了，就带他去政协礼堂餐厅，用了一张7毛钱的餐券，吃了一顿饭。就是这顿饭，触动了他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平等观念。
陈掖贤跟随父亲来到政协礼堂餐厅吃饭，菜居然是“红烧狮子头”，当时猪肉的价格是0.8元左右一斤，他们吃的这顿饭，远不止7毛。
陈掖贤吃不下这顿饭，当时国家经济有波动，正是困难时期。陈掖贤认为“党没有和群众一起渡过难关”，而自己也跟着父亲享受了“特权”。陈掖贤心里产生了极大的不适，一时间羞愧难当。
陈掖贤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一批奔忙的百姓，他们个个面黄肌瘦。陈掖贤将他的想法写成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党委领导。党委领导接到反馈后，立马向他解释：“现在国家困难，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餐桌上都没有肉，他们吃的也是最便宜的素菜。政协礼堂餐厅是为了照顾民主人士和统战对象才设立的，与其他单位不同。”
党委领导百般解释，让他不要有思想负担。这虽然是一个误会，但党委领导看得出，陈掖贤心里装了百姓，所以才会如此。党委领导为了安慰他，还和诗一首，最后一句是“过市何须帽遮颜”。
尽管如此，陈掖贤心中还是苦恼，没有想明白。这件事，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和工作。
1961年春天，学校党委观察到陈掖贤的情绪，一直都非常低落，常常忘东忘西。学校领导担心他的精神状况，让同事陪他去安定医院检查身体。医生说，陈掖贤可能患上了抑郁症。
医生决定让陈掖贤住院，接受治疗。陈掖贤住院后，工资还是存在同事那里，几个月后，出院存到了200多元。这可能是陈掖贤工作以来存到的第一笔钱。
陈掖贤出院不久，心中还是挂念前妻，不久后便与张友莲复婚了。两人复婚后，同时将工资拿了出来，不再代为保管。不久后，张友莲再次怀孕，生下了小女儿，放在岳母家抚养。
1969年6月，北京工业学校解散，全体教职工下放成为了工人。陈掖贤由教师变成了工人，他的话不多，换了工作后有些不适应，每天埋头苦干，很少与人交谈。
张友莲身体不好，经常住院，生活开销更大了。1974年秋天，工友们发现陈掖贤已经有4-5天没有上班了。工厂组长带着一些同事来到陈掖贤家中，发现陈掖贤躺在床上奄奄一息。原来没钱，他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
同事们见陈掖贤气若游丝，连忙将他送去了医院。
1981年，北京机电研究院，也是陈掖贤工作的单位，建了员工宿舍，由于条件有限，只有少部分人可以住进去。陈掖贤被安排住进了一间采光很好的宿舍。这说明机电研究院的领导对他还是很照顾的。
1982年8月15日，同事又发现陈掖贤没有上班，再次来到他的家中看望，没想到陈掖贤已经自缢身亡了，年仅53岁。
陈掖贤就这样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他留下的只有母亲赵一曼抱着他的那张合影，还有母亲就义前留给他的遗书。
图|赵一曼与陈掖贤合照
据说，陈掖贤去世前，妻子张友莲因病去世了。陈掖贤的一生确实是一个悲剧，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更是时代、历史的悲剧。
陈掖贤出生在国家危难之际，国家内忧外患。爱国志士只能舍家弃子，共赴国难。多少革命志士家庭破碎，赵一曼烈士就是其中之一。
陈掖贤从小父母便不在身边，基本没有享受到母亲的关爱，与父亲也是很少交流。这些对陈掖贤的性格、心理和生活习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伴随着他的一生。
陈掖贤去世前，只给两个女儿留下了几句话：“我希望你们不要以烈士后代自居，不要享受国家给予的特殊待遇。你们想要更好的生活，就自己去争取，奶奶是奶奶，你们是你们，不要给国家添麻烦。这是我的要求，也是你们奶奶希望看到的。”
为了赵一曼烈士，也为了陈掖贤坎坷的一生，我们惋惜的同时，也应该深切悼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