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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简意文史
编辑|简意文史
所谓情景喜剧的“现实性”是指，包含内在根据的、合乎必然性的存在，它是客观事物和现象种种联系的综合。
情景喜剧作为一种电视节目类型，承载着传播讯息的功能。
而大多数情景喜剧的基本主旨在于“寓教于乐”，故于剧本而言，其担当的责任往往是原始性、复杂性的。
怎样在剧本中传递最贴近受众生活的主题，渗透具时代含义的文化内蕴、串联具符号性的真实存在是编剧首先应该思考的问题。
因为好的情景喜剧应是鲜活而通俗的，“零距离”是情景喜剧与观众间的联系枢纽。如果一部情景喜剧作品失去了反映生活的基本能力，无异于观众失去了笑的来源，那么，势必不能真正进入观众群体。
而情景喜剧的“文学性”是剧本由取材构思、主题立意、人物塑造、语言提炼到情感内蕴等内容创造与审美表达的构成与体现。
但凡优秀的艺术表演作品都不能离开文学性这一特有品质，没有文学性的艺术作品易流于粗俗，缺乏灵魂而味同嚼蜡。
于情景喜剧而言亦然，情景喜剧作为一门声画艺术，是编剧对现实世界的某种艺术化创作，它是通过直观的画面和声音冲击人的视听器官以传达观念的，其本质是一个建构过程。
若无文学性的充分参与，人物的塑造、语言的表达、情节的渲染、事理的逻辑、结构的编排等都将无从体现。
使得整部情景喜剧处于无组织、无线索、无主题、无情感的状态，失去应有的系统性、完整性和艺术性。
故情景喜剧多种元素的组合需要以文学性为准则，以尽可能地提升喜剧性为目的，达到“圆融”的表达及审美状态。
梁左在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的另一个创作特色便是现实性和文学性的巧妙结合。这是梁左个人创作倾向与情景喜剧这一电视类型的有机结合，也是中国情景喜剧本土化的成功范例。
这不仅使得《我爱我家》在主题内蕴上更符合时代特征，贴近观众的生活，形成“一呼百应”的观赏效果，更使得《我爱我家》在舞台表现上更具艺术性和震撼力。
而这种创作技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包含题材、语言、人物、审美韵味四个角度。
和所有的文学艺术一样，情景喜剧作为影视剧作品它的主题也具有一定的思想价值和社会意义。
这句话恰当地点明了主题对于一部影视作品的重要性，而主题的呈现依赖于编剧对题材的选取。
不同类型的题材具有不同的符号属性，但相同的是，主题的深刻与否与题材的表现形式有密切联系。
情景喜剧作为现实题材影视作品，最根本的特征是立足于客观现实，描写现实生活中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物，揭示其存在的客观规律和矛盾来源，表达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真切感受。
故情景喜剧讲究写实性和逼真性，编剧们以最大限度地反映广大民众的生存现状、精神面貌为基本追求。
当然这种基本追求还包括对“热点”题材的选择和把握，以引发群体对新问题、新情况的关注和共鸣，故又使得情景喜剧的主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由于在具体的舞台呈现上，情景喜剧不同于一般影视门类的拍摄方式，采用演员在舞台上演，观众在现场看的形式，具有表演的在场性和反馈的及时性的特点。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情景喜剧题材内容的生活化和通俗化，故在题材选取上往往以贴近民众生活的家庭题材为主。
在梁左此前的小说、相声创作中，反映下层市民的生活面貌是最基本的主题。故对于这一质的规定，梁左拿捏起来显得丝毫不费力气。
《我爱我家》就是一部家庭题材的情景喜剧，故事围绕着一家人的日常生活展开，展现了老、中、青三代的生活琐事、趣事。
这是一个普通民众都熟悉的家庭模式，也是一个极易找到情感共鸣的家庭氛围。整部剧主要围绕老傅的退休、圆圆的教育、家里的装修、老人的健康、小凡的爱情等等一系列话题展开叙述，集中体现了《我爱我家》题材选择的日常化和生活化。
梁左在相对固定的叙事模式和相对独立的单元片段中，将最常态、最普通的生活场景搬上荧幕，令观众从剧中看到生活的细枝末节、吵吵闹闹、欢声笑语，在真实中收获欢乐。
此外，《我爱我家》的家庭结构和叙事空间也强化了其主题的表达。
一般来说，一个家庭都由一些固定的人物组成，这些人物不会轻易改变或更换。这就满足了情景喜剧的家庭结构要求，保证了情景喜剧的稳定性。
与此同时，这种家庭结构具有开放性。总会与家庭外的人员进行来往互动，这就拓展了《我爱我家》的题材内容，故我们能在剧中看到老傅一家与邻里亲朋间的琐事。
稳定的家庭结构还需透过某个相对稳定的叙事空间作为场所，这部剧核心的叙事空间便是家里的客厅。
老傅一家人无论是闲话家常、休闲娱乐还是讨论事情都集中在这一空间里，而一些外访人员，例如邻居、亲戚，或者其他发生的意外、冲突也都在这个空间进行。
除了客厅以外，剧中还有卧房、厨房、餐厅等作为辅助空间，这些空间较之客厅更为隐秘，强化了家庭意识。因而可以说，这种以客厅为主要叙事空间，承载一家人生活片段的建构方式使家庭题材的表达更为直观和集中。
梁左从细致入微的生活小事入手，整部剧主要透过家庭里的小事、邻里朋友间的矛盾等表现主题，一点点地向观众展示普通百姓的真实生活。
这种平民化的叙事视角贴近广大观众的审美趣味，故易拉近电视情景喜剧与受众之间的距离。梁左以“家”为载体，将市民平淡的生活琐事以轻松诙谐的方式进行喜剧性的表达，宣扬了一种豁达超然的人生态度，亦使观众在“笑声”中体味或浓或淡的生活无奈与尴尬。
另一方面，《我爱我家》对生活的真实刻画并非机械的、简单的故事拼凑，其中还包括编剧主观认识和个人情感的加入。
它更多地是透过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生动描绘来呈现某种具时代含义的主题，故这种由家庭辐射整个社会的叙事模式具有强烈的时代性。
《我爱我家》从电视类型上看是一部极具幽默讽刺的情景喜剧，从反映的内容上看则是一部意味深长的“社会史”。老傅一家的生活面貌是特定时代环境下大多数人生活的真实写照，透过老傅一家嘴里说出来的台词往往隐含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如此，使得《我爱我家》的主题得以深刻地突现出来。
《我爱我家》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可以从细节上看到九十年代初的蛛丝马迹，而且每一个故事都与时代相呼应。
看似常态的一句话、一个情节在梁左笔下打上了时代的印记。剧中很多细节体现的是九十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例如申奥、日本天皇来华、邓小平南巡、张国荣《霸王别姬》大热等。下海经商、走穴卖艺、幸运抽奖等亦充满了改革开放的气息。
在中国传统文艺体裁中，不管是小说还是戏剧，都需要借助特定的喜剧人物以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娱乐成分。
情景喜剧作为一种直观化的喜剧形式，其本质就是要拒绝沉重，以追求幽默和娱乐为最高审美追求，而这种喜剧性往往依靠剧中人物的形象和行动来体现，故人物作为最基础的创作元素承担着重大的表现功能。
英国文艺理论家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根据性格将人物分为扁平人物和圆形人物两种。扁平人物即类型性人物和漫画人物，这类人物性格单一且无发展变化；圆形人物形象较为丰满，有多个侧面并且不断发展变化。
梁左在《我爱我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各个鲜明，带有漫画式人物的谐趣意味，又具有类型化、平民化的特点，且是一种十分模式化的市民形象。他们的性格平面、直观、单一，便于辨认，贯穿全剧的始终，不会轻易改变。
情景喜剧也正是通过这样简单化、脸谱化的形象追求某种生活常态性的滑稽，以引起普通受众的审美优越感和认同感。
《我爱我家》中的老傅是一位刚从一线退休的老革命、老干部。在工作岗位上勤勤恳恳了一辈子，退休下来之后，又在家继续担任“一家之主”，与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媳妇、孙女住在北京一个单位楼里。
从性格上看，老傅因为曾经参加过革命，又多年在领导职位，喜欢拿腔拿调，喜欢教育别人，喜欢听奉承话，脾气固执且好面子，希望受到别人的重视和尊敬。
因此，在家里他总是要召开家庭会议，还要求家里其他成员做会议记录和会议报告，基本上是一个讽刺性质却又不失可爱的喜剧人物。
大儿子志国老实憨厚，正统中带点幽默；小儿子志新游手好闲、油嘴滑舌、爱吹牛；儿媳妇和平孝顺明理、伶牙俐齿、市井味重；小孙女圆圆活泼机灵、爱搞怪。
这些人物身上没有拐弯抹角的性格痕迹，观众只看一小段就能把握人物性格，不需要费心思猜测和琢磨，因为每一个人物都“通俗易懂”又“似曾相识”。
与此同时他们又是符合生活情态的典型性人物，这里说的典型性不是“这一个”而是“这一类”。意指他们的性格从类型化这一群体中脱离出来，成为现实生活真实存在的某一类人的性格代表。
《我爱我家》中的人物形象虽然十分大众化，却是非常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几乎可以为剧情中出现的每一个角色找到一个现实中的翻版，各自代表着一个普通的社会群体。
例如老傅，其所代表的人群所普遍具有的迂腐守旧、官僚做派、爱上纲上线的性格特点在老傅这一人物身上集中体现。
而小儿子志新代表的是改革之初一批涉足商海却不肯踏实苦干，只想投机倒把的青年形象。他们追求新鲜事物，看不惯陈旧的传统规则，能说会道反应快，善于掌握前沿动向，没有固定工作，一心等待机会赚大钱。
除此之外，这种典型性还体现在和一般人一样，他们身上也或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各自的缺点，或者一些行为习惯上的怪癖，由此就更贴近现实生活中的“身边人”。
梁左既重视人物形象的类型化，使不至于偏离受众太远而无法感同身受，又注重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令受众在撕去这种“脸谱化”的标签后，还原一个真实可感的立体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