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害人寻求律师帮助维权，在洽谈时考虑是否委托的主要因素就是律师能否提供具有说服力、可行性的维权方案。而维权方案往往就需要建立在对案件事实充分了解的基础上，结合律师的过往办案经验，对被害人如何维权的通盘考虑。如不能提出让被害人信服的维权方案，案件委托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在陈某遭受集资诈骗控告维权一案中，陈某寻求律师帮助，与律师洽谈控告维权的委托。经被害人陈述了解到案件事实经过：陈某与冯某系朋友关系，冯某向陈某推荐一种外汇交易的投资方式。一个投资周期30至40天不等，可以盈利4%至5%左右。投资很安全，每一笔投资交易都要分仓1/3到保险仓作为风控措施，如亏损，投资人只需要等待1-3天理赔到位即可...... 陈某在一年内陆续投资了500万元。中间提现了一次2万“美金”。后陈某再想要提现时，平台账号只显示“提现成功”，但是资金并不到账。冯某以公司资金紧张、系统维护等原因，要求陈某等待。再后来，陈某就发现该投资平台被某市公安机关列为正在侦办的“特大组织、领导网络传销案”典型案例。
陈某才发现自己被朋友冯某骗了，于是寻求律师帮助进行控告维权，想办法挽回经济损失。本案被害人陈某刑事控告的难度不大，但是挽回损失的难度显然是极大的，甚至他是集资诈骗的被害人还是传销活动的参与人都存在变数。
其一，关于罪名定性对维权的影响。该案的投资平台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已经被某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但陈某所在地区的该投资平台分支机构并没有被刑事立案，相关业务人员也还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为陈某的维权留下一点空间，因为一旦被公安机关认定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的参与者，则其所有的投资款都属于传销组织的赃款赃物，应当予以没收，不会发还给陈某。
其二，关于维权的索赔对象。在投资活动中，与陈某对接的冯某个人，而平台公司是境外的公司，平台公司的幕后老板又是在境外的外国人。该平台公司及幕后老板在境内是没有资产的，陈某唯一能有效索赔的对象只有与其直接对接的冯某。
其三，关于民事诉讼维权的可行性。冯某自称是该境外投资平台的经纪人，发展下线、推广业务赚取佣金。陈某与冯某之间并没有建立任何民事法律关系，相关资金也并非有冯某本人收取，陈某没有向冯某主张退还向投资款的权利基础。因此，民事诉讼维权是难以实现的。
其四，关于刑事控告的人员人数。冯某 所 发展的下线有100多人，投资者都面临同样的损失，因此，陈某本想纠集更多的被害人一起控告维权。对刑事控告维权而言，被害人的人数增加，刑事控告的立案成功率无疑能大幅度增加。但是，冯某的资产是有限的，被害人数量增加、损失金额总数增加，陈某等被害人可能获得的赔付金额会越低，刑事控告的人员人数众多并不利于陈某本人的止损。
其五，关于刑事控告的时机。100多名被害人虽然还没有人向公安机关进行刑事控告，但是，他们在长时间无法提现、等待无果的情况下，采取刑事控告手段维权的概率是很高的。因此，陈某采取维权措施的时间是急迫的，如果不能在其他被害人采取维权措施之前进行有效维权，则陈某挽回损失的可能性将大幅度降低。
其六，关于冯某行为的定性。从投资过程看，陈某确实虚构了投资稳赚不赔、年度收益率80%到100%的高额回报，且声称随时可以出金提现，诱骗陈某参与投资，并将所有的资金都是直接转入冯某指定的众多自然人账户。后冯某在投资平台中只获得无法提现、一文不值的“数字货币”。因此，如果冯某及投资平台进行真实的外汇交易，则涉嫌非法经营罪；如果冯某及投资平台并未进行真实的外汇交易，则被害人可以认为其行为属于诈骗罪。
经过前述分析，我们帮陈某充分评估了其所有维权的方式及可能的维权效果。陈某已经无法通过平台的正常运转挽回所有损失的可能，那么就只剩下刑事手段进行维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