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2月，曾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感冒住在北大医院。妻子潘素看着丈夫挤在八人间里，想给他换个单间。没想到被医院拒绝道：住单间，级别不够呀。
几天后，潘素求爷爷告奶奶，终于能给张伯驹换个好一点的单间了，他却没能撑到这一天。
张伯驹过世后，有人在北大医院门口大喊：“你们知道他是谁吗？他捐给国家的书画，够买好几个你们医院了，你们凭什么说他级别不够……”
张伯驹是河南人，父亲是清朝最后一个直隶总督，家境优渥。袁世凯是他表叔，可以说有这样的家庭背景，张伯驹为官从政都没有什么障碍。
张伯驹志不在此，7岁入学私塾，两年后就能出口成章，被人称为“神童”。
良好的家境也让张伯驹有逍遥度日的资本，他没有任何恶习，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博。常年一身长衫，对汽车的要求仅限于“有四个轮子，能跑就行。”
张伯驹喜爱字画，对此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鉴赏分辨。自从30岁那年收入自己的第一幅藏品，清康熙帝的《从碧山房》后，张伯驹从此便开启大笔买买买的生涯。
张伯驹收藏书画，刚开始可以说是因为自己喜爱，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乱象频起，大批珍贵书画被人廉价卖至境外。
张伯驹深感再如此下去，以后中国境内可能看不到前人的珍迹，他本着能救一幅是一幅的想法，竭尽所能去买入古迹。
现存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照夜白图》，极具收藏价值，南唐后主李煜，乾隆帝的印鉴都在上面。
当时是晚清贵族溥儒为了给自己二哥治丧，低价卖给古董商人叶叔重。
当张伯驹知道后，马上联系朋友，希望能阻止此画出境，没想到晚了一步。
得知这幅画已被辗转卖出国，张伯驹深感遗憾，当他得知溥儒手中还藏有一幅《平复帖》时，马上托人求购。
溥儒当时开出20万银元的高价，张伯驹被婉拒，他并没有死心，后来又请张大千为中间人，希望能以6万银元买入，溥儒仍旧没有答应。
张伯驹最终还是用4万银元买到《平复帖》，溥儒为母亲治丧急需用钱，张伯驹托请民国前教育总长，大收藏家傅增湘从中说和，才让这幅“百帖之祖”免于流落海外。
因为珍藏了这幅帖子，张伯驹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收藏家，很多人觊觎他手中的书画。
正规手段得不到，就走旁门左道，有人联合绑匪绑架张伯驹，并开出天价赎金，按照张家当时的家境，如果不变卖藏品，根本不可能凑齐这笔赎金。
张伯驹在给妻子潘素的传信中，一再叮嘱，万万不可卖他任何一件藏品，如果为赎他卖掉书画，他宁愿死在绑匪手中。
双方僵持了很久。后来绑匪眼看不能达到目的，只得降低赎金，潘素四处借债，才凑齐所需赎金，最终张伯驹平安回家。
历经绑架，借债赎人，张伯驹也从来没有放弃过收藏，正因为这样，他被当时的人叫“败家子”，家产再多，也经不起这样折腾。
为凑齐买《游春图》的银两，张伯驹甚至卖掉了占地15亩的北京四合院。
《游春图》是隋朝画家展子虔的一幅山水画，现存于世最早的一幅山水画，其价值可想而知。
张伯驹当时正担任故宫专门委员，得知《游春图》出现在长春时，马上报告给故宫，希望故宫能出手拿下这幅画。
当时国民政府没有钱，也没有心力去做这件事。张伯驹只能想办法自己筹钱。
张伯驹怕持有者被威逼利诱卖掉，雇人在书画一条街叫喊“《游春图》是国家民族的珍宝，谁为了钱卖给外国人，谁就是民族的罪人。”
最终，张伯驹筹集200万两，买下这幅《游春图》，据说当时卖家以他给的银子不纯为由，临时加价20万两。
张伯驹这么多年的只收不卖，经济早已不复从前，只得卖掉北京的四合院，潘素甚至变卖自己的首饰，才凑齐所需银两。
为保住这些来之不易的古迹，张伯驹夫妇在逃亡路上，把它们缝在被子里，一路带着，才让这些古迹完整保留下来。
就是这样一位收藏家，建国后把自己所有的藏品，都无偿捐赠给国家，有人曾估算过这些书画的价值，约在1300多亿。
张伯驹的女儿曾打趣道：“爸爸，你的那些书画，随便留一张下来，也够我们吃一辈子了。”
张伯驹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贡献而居功自傲，觉得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十年浩劫期间，他被迫害，后来陈毅元帅施以援手，日子才好过一点。
这位名动民国的收藏家，是一位真正的爱国英雄，为我们保留住真正的民族瑰宝。
晚年，张伯驹病重之际，未能住进高级病房，那是对不起老人家，也是院方和上级部门的失职，令人无比痛心。
如今在故宫欣赏《游春图》等珍贵文物时，也要真切感谢张伯驹为中国文物的保留和传承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