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仁玕的《资政新篇》，阻力最小的一项政策就是其外交政策。除了太平天国领导层对外交漠不关心外，其中还有洪仁玕为挽救太平天国岌岌可危的局势的努力，即“东进战略”。
“围魏救赵”的东进战略
需要指出的是，洪仁玕的新外交政策之所以能被洪秀全采纳，并在太平天国上下得以推行，主要得益于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构想，而外交正是其中十分关键的一个环节。
洪仁玕来到天京之初，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天京仍处在清江南大营的团团围困之中，仅赖北岸浦口一线接济军需；安庆外围也处在湘军的步步紧逼之下。为了解救燃眉之急，打破敌江南大营对天京的围困，洪仁玕与忠王李秀成三次会商对策，最后由干王拟定了“围魏救赵”的计略。
咸丰十年（1860年）2月，太平军依计而行，先由忠王率部轻骑奔袭杭州，后又迅速回师皖南，会同其他主力分路进袭江南大营的外围据点，迫使对方疲于奔命，顾此失彼。
5月初，太平军发起总攻，一举击溃江南大营。天京解围后，群臣登朝庆贺，并商议下一步的作战部署。
英王陈玉成力主解安庆之围，侍王李世贤建议攻取闽浙，唯独忠王李秀成从洪仁玕所议，主张东征苏州、上海。这一构想得到了洪秀全旨准。东进战略由此进入了实施阶段。
东进战略的作战意图是控制富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其要点是进占上海，利用该埠财源和地理之便购置火轮船，组建一支强大的水师。这是洪仁玕全盘战略计划的先导。
按照这一计划，太平军先乘胜东征，经略长江三角洲，然后水陆并进攻取湖北，底定南方，最后再徐图北伐，完成光复大业。洪仁玕以一介书生运筹帷幄，反映了他清晰的思路和独特的韬略，尤其是对占有口岸的重视和购置火轮船的设想，更体现出他在眼光和见识上的过人之处。
东进战略的作战意图能否顺利实现，关键取决于能否顺利地占领上海，而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至此已有十余年的历史，早已是华洋杂处之地，太平军若想在不引起洋人敌意的前提下占领上海，就不得不主动与对方打交道，不得不通过外交途径来谋求妥善解决。
以往与洋人交往的经历，洪仁玕的晓以利害，均使洪秀全等人意识到照搬从前的那一套于事无补。于是，洪仁玕的新外交政策便自然而然地占了上风，得到天王的认可和李秀成等军中将领的拥护。也就是说，新外交政策已成为东进战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同年5月15日，在其他主力的策应下，李秀成率部自天京进击敌江南大营残部所据守的丹阳，正式发起东征战役。
5月19日，太平军攻克丹阳，接着连下常州、无锡，6月2日占领清江苏省会苏州；至7月1日，又相继攻克昆山、新阳、太仓、嘉定、青浦、松江，兵临上海外围，形成三面进逼上海的态势。
至此，太平军距全面实现东进战略的作战意图仅有一步之遥，一旦在进占上海一事上赢得西方国家的合作，一切便可大功告成。
于是，太平军能否顺利地占领上海便成为检验洪仁玕的新外交政策能否奏效的一个最直接的印证。
事态的发展究竟如何呢？
洋人的新认识
太平军以苏州为中心建立苏福省后，很快便有洋人主动来访。
不过，与前期情形不同的是，络绎来访的并不是外国驻华使节，而是非官方身份的传教士、商人等。
美国南方浸信会的高第丕、花雅各和海雅西是首批来访的传教士，前者是洪仁玕的旧友，后两人则是新近来华。咸丰十年（1860年）6月19日，他们3人从上海出发，21日中午行抵昆山城下。
高第丕牧师手持一部《新约全书》站在船头，向守城的太平军士兵喊道：“我们是兄弟！兄弟！”然后3人齐声说道：“和平！和平！我们专为和平而来，我们是耶稣教义的传播者。”
略作盘问后，城防指挥官亲自接见了高第丕一行，表示愿派人护送他们去苏州，并应请写了一封给忠王的信。一些下级军官还带着鸡和水果来到船上与传教士聊天。
23日，3人抵达苏州葑门外，在递上信件和各自的英文名片后被迎入城内，受到太平军的盛情款待。话题主要围绕太平军进占上海一事而展开，他急切地询问洋人对太平天国的态度，守卫上海的清军的兵力，当太平军进攻上海时外国方面是否会干预，是否可以与洋人在上海划立一界线，太平军攻城时保证不逾界，倘若因越界而造成损失则予以赔偿，等等。传教士一一作答，相告太平军通常被西方人看成是“强盗”或“杀人犯”，外国方面已决定保护该商埠等。
传教士所关心的问题也得到了答复，他们被告知目前城内尚未完全恢复秩序，不适宜传教士居住，但天朝非常欢迎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前来。该首领强调说：“我们对外国人没有任何敌意，相反，我们十分希望能与他们确立友谊。”
次日，双方再次会晤，高第丕被委托将忠王写在黄缎上的信转递给上海的英、法、美三国公使。当晚，传教士离开苏州，3天后平安地返回上海。他们都感到不虚此行，认为太平天国宗教在不少地方与正统基督教相符，太平军也在许多方面优于清军，并显示出能最终战胜对手的征兆。
海雅西牧师便在《北华捷报》上刊文说：“我们此行归来，对太平天国全部运动有了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好的印象。……上帝能够并且会使这次叛乱产生好处。我们将为此欢呼。”
高第丕一行的观感使传教士们对太平天国的兴趣又死灰复燃。紧接着，第二批传教士——以艾约瑟、杨笃信等英国传教士为主的一行5人，于6月底到7月6日间也访问了苏州。他们发觉美国传教士的报道是客观真实的，并对太平天国又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
英国传教士此行的收获之一是了解到洪仁玕投奔天京后的情况。在与太平军官兵交谈时，艾约瑟问起旧友洪仁玕的近况，这才知道他已被封为干王，在太平天国位居第二位。为了尽快与洪仁玕取得联系，艾约瑟在苏州给洪仁玕写了一封信。该信随即被送往天京。
出于此行对太平军所产生的好感，艾约瑟等人呼吁道：“当叛军抵沪时，若是碰到外国兵驻在徐家汇，或是租界外任何其他地点，我们衷心希望：我方不要违反中立法，也不要采取任何会使太平军寒心的敌对行动，因为他们目前的态度对我们确实是友好的。”
英国传教士的报道在《北华捷报》上刊发后，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兴趣又进一步升温。不久，各新教差会在上海联合举行了一次会议，与会者异常踊跃，包括传教士的眷属在内。会议的议题原先定为“我们是否承认南京叛党为基督兄弟？”后来改作“我们如何对待南京叛党？目前我们对他们的责任是什么？”
洪仁玕
与会者意见不一，但总体上抱乐观态度，认为传教士应接受邀请到太平军中间去，以纠正他们教义上的错误，并认为这些错误主要是由已故的东王杨秀清一手造成的，而现今洪仁玕地位显要，他大有可能着手纠正太平天国宗教中的错误。
列强的傲慢与偏见
但是，对于太平天国的新外交政策，西方朝野反应不一。与传教士等在野人士迅速作出积极回应形成反差的是，左右对华政策的各国公使始终淡然处之，不为所动。
假如太平天国在定都初期便作出攻取上海的决策，并以目前的姿态与列强交接，那么，他们极有可能顺利地进占上海。然而，在双方经历了最初的交往后，随着时过境迁，列强对华政策的重心已经发生了偏移。他们无心再与太平天国打交道，而是专注于与清政府交涉，外交与军事双管齐下，以逼迫清政府就范。在通过《天津条约》获得了许多既得利益后，列强不以太平天国为外交对手的倾向更加强烈。
基于这一态度，加之对太平军进军上海给对华贸易所可能造成的损害作了过分估计，早在太平军尚未占领苏州之前，列强便已作出了用武力保护上海的决定。
咸丰十年（1860年）5月26日，英国公使普鲁斯和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各自发布了一份内容相同的通告，内称：“一旦上海遭受攻击并沦为内战战场，商业必将遭到严重打击，凡愿安居乐业而从事和平职业者，不论中外，俱将蒙受重大损失”；宣布将由英法军队保卫上海，以“抵抗任何攻击”。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还未及发出友好的信号，列强便已主动关上了谈判的大门。
于是，一个颇为奇异的现象也随之出现：在北方，英法联军正集结待命，欲雪去年大沽败北之耻，并逼迫清政府出让更多的权益；而在南方，英法军队却与清地方当局携手合作，共同阻止太平军进占上海。
高第丕一行携函离苏返沪后，忠王曾就洋人来访一事具本禀报天王并函告洪仁玕。
7月1日，太平军攻克松江。在此前后，眼见离上海越来越近，忠王又特令称天豫刘义晖火速赶回天京请命。
而洪仁玕在接到忠王来信后，当即奏请亲赴苏州办理与洋人谈判事宜，天王旨准。洪仁玕遂修书忠王告知此事，准备不日启程赴苏。7月10日，为敦促对方撤走松江之洋船和助守上海之兵勇事，李秀成再次致函三国公使，信中提到：昨日接干王来书，“据云与贵国诸大臣素有交情，奏请来苏，候驾面叙一切，已蒙真圣主恩准，着本藩速即修函敦请，当已一一投阅矣”；重申太平军到上海后，“自当严谕不准侵犯贵国丝毫”，吁请各国公使及早来苏洽谈通商联和事宜，不必迟疑不信，致启嫌隙。
然而，对于忠王再次发出的邀请，三国公使仍然未予理睬。
没有结果的外交努力
约在7月中旬，洪仁玕行抵苏州，亲自为上海问题进行外交努力。
7月21日，他致函艾约瑟牧师，邀其来苏州“面倾一切”。接着，他分别致书英国领事密迪乐、美国领事史密斯和法国领事爱棠，稍后另单独致函密迪乐，全力进行外交斡旋。
洪仁玕
这两拨信各于7月27日和8月6日送抵上海，其中，首批致三国领事书是洪仁玕委托来苏州考察贸易前景的美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詹金斯（B.Jenkins）转递的。
对于洪仁玕的邀请，传教士很快就作出了回应。7月30日，即首访苏州的一个月后，艾约瑟、杨笃信等一行5人再次动身赴苏。杨笃信牧师后来就此解释说：“我们认为，作为基督教的传教士，除了行动起来外别无选择。”
各国领事则与公使态度一致，对此邀请置若罔闻。
7月27日，英国驻沪领事密迪乐函告普鲁斯公使，称有人送来一件用外文书写封套的信函，拆开后发现里面装有洪仁玕从苏州发出的中文公函，上面注明写给美国领事史密斯、法国领事爱棠和英国领事密迪乐，请示应如何处置。密迪乐还补充说：“香港和上海的新教传教士对刚刚送到的此函的作者洪仁玕十分熟悉，他曾作为一名基督徒生活在他们中间，数年后为参加南京的太平军才离他们而去。”
在7月31日的复函中，普鲁斯断然表示与苏州叛军保持书信往来既不明智也不可取，授意密迪乐对此函不予理会，今后对来文也一概拒收。于是，当8月6日、11日干王和忠王的专函再次送抵上海时，密迪乐均没有接受。
在行前写给李秀成的信中，洪仁玕自云与外国诸大臣素有交情。此语虽言过其实，但也绝非全无踪影。至少可以肯定，洪仁玕与密迪乐领事和英国驻华使馆汉务参赞威妥玛有过接触。
资政新篇
其中，密迪乐一直对太平天国抱有同情，并与洪仁玕互有好感，关系较密，故而被洪仁玕列入《资政新篇》所开列的与他关系相善之洋人的名单内。这也正是洪仁玕先后两次致函密迪乐的缘由。显然，他对后者促成苏州会晤一事寄予了很大希望。但是，密迪乐毕竟人微言轻，更何况他断无可能出于私人感情而牺牲所谓的“国家利益”。这就决定了洪仁玕的期望只能是镜花水月。
传教士是洪仁玕试图借助的另一种力量。然而，传教士主要抱着布道的目的而来，试图通过洪仁玕来影响洪秀全，进而将太平天国宗教纳入正统基督教的轨道；而洪仁玕则试图借助传教士之力与列强沟通或施加影响，以谋求上海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宗教是洪秀全的禁脔，非洪仁玕能够随意染指。同样，西方国家的对华政策均由各国公使操纵，非传教士所能左右，更何况艾约瑟在行前已受到过普鲁斯公使的告诫。7月28日上午，艾约瑟曾去拜访普鲁斯，相告不日将再访苏州，并说太平天国近来甚盼同外国交往，与“过去的傲慢语气”有了很大不同。
苏州会晤的失败
在上述背景下，洪仁玕的苏州之行从一开始便蒙上了一层阴影。
西方传教士抵苏当天，洪仁玕便屏退左右，与来客进行了长达三四个小时的无拘束的交谈，后又共进晚餐，并在餐前一同唱赞美诗、做祈祷。洪仁玕在会谈中有意淡化上帝教与基督教相冲突的内容，并明确表示将逐步修正这些错误。
干王之所以这么做，既是为其个人的宗教态度所驱使，同时也是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即希望以此赢得西方人的好感，冲淡对方对太平天国的反感和敌意，从而改善彼此之间的关系，促成上海问题的和平解决。
不过，谈论宗教毕竟不是洪仁玕请传教士来苏州的主要目的，但由于事先受到过普鲁斯公使的告诫，加之自身的兴趣所在，艾约瑟等人一直在有意回避有关上海的话题。
洪仁玕
洪仁玕实在按捺不住，曾在会谈中单刀直入地向对方询问有关上海方面的情况。传教士只好据实相告，表示上海县城同外国租界一样，已由英、法两国军队防守，将来仍将如此；并反过来劝说洪仁玕，要他运用自己的影响阻止太平军发兵上海，以避免发生冲突。
洪仁玕最终意识到上海问题毫无转机是在传教士来苏后的第二天。
8月3日，他从来自上海的一位外国商人处了解到事情的真相，得知各国驻沪领事馆拒绝收阅他托人送来的信件，而且英法军队确实在协防上海县城。洪仁玕对此深感震惊，故而情绪激动，直到艾约瑟一行前来造访时仍未恢复平静。干王愤愤不平地指出，前一种行为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后者则直接违反了外国人在两个交战团体之间所应采取的中立原则。
至此，洪仁玕亲临苏州所进行的外交斡旋正式宣告失败。
洪仁玕苏州之行的唯一收获是暂时赢得了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好感。艾约瑟一行返沪后不久，花雅各牧师便往访天京，成为自咸丰四年（1854年）以后第一位访问天京的传教士，并由此揭开了西教士频繁访问太平天国都城的序幕。然而，正如杨笃信所云，传教士在外交事务上根本无能为力，最多只能在舆论导向方面产生一些影响，对事态的发展并无实质性的帮助。就此而言，洪仁玕远未达到预期的目的。
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在交往时互有误解，兴趣各异，而传教士纯粹抱着让太平天国认同基督教的幻想而来，这就为双方的关系最终走向破裂埋下了伏笔。
洪仁玕
洪仁玕为顺利解决上海问题所作的种种努力，诸如力邀外国驻华使节来苏会晤，对贸易的承诺，对传教士的款待和表态等等，均表明他是一个拥有近代外交知识并且了解中西关系全局的人。但是，西方列强从一开始就抱定利用中国内战进行外交投机的政策，他们与太平天国之间的关系完全视其在华利益而定，并不取决于后者是否更新了国际观念。这就注定了洪仁玕的新外交政策并不能促成上海问题的解决。
兵戎相见
太平天国对上海是志在必得，而英、法两国则执意用武力阻止太平军进入上海，并拒绝就此与太平天国进行任何外交接触。这样，双方在上海问题上的冲突已是不可避免。
洪仁玕外交斡旋受挫后，李秀成开始考虑直接发兵上海。当时，上海驻有英法军队约1200人；另有清军万余人，但战斗力低下。此前，守城的部分清军（两粤汉兵）有意投诚，准备到时充当内应；一些来苏州倒卖军火或采购的洋商也曾向太平军发出来沪的邀请或暗示。这便使得李秀成对占领上海抱有侥幸心理。他并不知道汉兵内应一事已经败露，为首的余义政已于8月10日被杀。更为关键的是，他对列强用武力保护上海的强硬态度明显估计不足。
8月16日，李秀成率部自青浦、松江进发，占领上海西南的泗泾镇。18日，忠王在徐家汇致书各国公使，声明太平军到上海后将保护洋人，不加侵扰，请对方悬挂黄旗以便识别，并表示其他要事待入城后再行磋商。
可见忠王仍然严格遵循了洪仁玕的外交思想，无意因攻城而与列强发生冲突。19日，太平军击溃城外的清军，直逼毗邻法租界的上海西、南两门。然而，忠王所期待的洋人来引、汉兵内应的局面并未出现，迎接太平军的却是英法军队的枪炮。西门外的太平军挥手示意对方停火，希望进行谈判，但得到的回答依旧是疯狂的射击。太平军在伤亡约200人后被迫退却。南门外的情形与此类似。随后，法军纵火焚烧了东郊的大片民房，并肆意奸淫掳掠；英军则烧毁了南郊和西郊。
20日，太平军主力再次攻城，自西转北逼近英租界和跑马场，结果遭到英军的堵截；停泊在黄浦江上的两艘英舰也开炮助战。太平军伤亡惨重，忠王面颊也负了轻伤。
在仍然未予还击的情形下，太平军被迫后撤。21日，忠王在徐家汇致书英、美、葡等各国领事，谴责洋人尤其是法国人欺人太甚，并晓以贸易等利害关系，敦促对方悔愆和好。
至此，太平军占领上海的外交、军事手段先后受挫，东进战略的意图因此而未能全部实现。
在上海事件中，太平天国援引近代国际观念，抱着真诚友善的态度，以极具耐心甚至委曲求全的方式，全力与西方国家进行交涉，一心想赢得对方的友谊和合作。然而，这些来自所谓“文明”国度的文明人却置国际公法和严守中立的承诺于不顾，以极其野蛮的暴行作为回报。读史至此，不禁令人嘘唏不已。
今天，当西方的一些政客大肆攻击中国的人权现状时，他们是否淡忘了自己的祖辈曾在中国的土地上演过一段又一段肆意践踏人权的血腥历史？同时，这些政客们也应当扪心自问，当他们总喜欢对别国内政说三道四指手画脚的时候，是否意识到自己的身上有一种阴魂不散的殖民主义心态在作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