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微信号 ：tyzz1996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4年第3期小说栏目“新人工作间”里，隆重推出陈清泓和占巴两位新人各两篇作品。这两位作者，都是编辑在邮箱来稿中挖掘出来的。
在《红手白手》和《过火焰山》的细节间隙中，情感浪奔潮涌，陈清泓深谙女性心理，共情女性命运，文字鞭辟入里；来自藏区的占巴，则借助《草原上的黑白电影》和《冬风》，绘就浓墨重彩的藏地风景画，画中人的逃离和归来令人唏嘘不已。
我们延续新人互评的做法，邀请两位作者互相阅读并评论对方发表在《天涯》2024年第3期的小说。
今天，我们推出“新人工作间”里“陈清泓小说专辑”的两篇小说、作者自叙，以及同期“新人工作间”作者占巴专门为这两篇小说写的短评。
陈清泓自叙
初学写小说
我写小说是边写边学。我先要模仿，有时是被作者故事中的细节打动，产生了联想，有时是被作者的语言风格吸引，模仿其遣词造句。
我甚至觉得，开始模仿都是走入第二个阶段了，起初最难跨越的是个人的倾诉欲，也就是不再写自己的事，转而选取别人的故事。
这实在太难了，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写小说的目的，原本我写小说是为了倾诉，可我现在不能倾诉了，我必须将情感包在心里，隐藏在文字的深处。“写自己”很容易过早地陷入情绪中，会比读者更早动容，那故事就成了一个情绪失控的人在自言自语，陶醉地讲那些童年回忆、个人经历和家庭生活，激不起半点儿共鸣。当我终于脱离对个人经历的自恋，旁观我“写自己”的小说，发现原来对作者来说天大的事，放在小说中无足轻重。我开始放下自己，等写完《过火焰山》，我才真正学会写小说。
我接着遇到了第三个难关——如何了解自己以外的人。最开始，我很难写一个完全虚构的人物，我需要找一些“参照”，为避免选取生活中身边的人物，我选择传言中遥远的人，他们的性格的碎片，人生的结局，再去想象这个人的全貌，然后将人物的整体补全，有了人物，就有了经历，进而又有了故事。
没过多久，我几篇小说的主要人物，用尽了素材，我要开始独立创造全新的人了，以前我是隔着薄纸描画，现在我要把无变为有。我先把完全虚构的人塞在故事的角落里，让他们做配角，后来，我能让他们做主角了，至少能这样写出一两个来，譬如《红手白手》中的柳若云和沈大姐，当我不再执着她们与现实的关联时，她们反而更像真实的人物。
最后，我磕磕绊绊写完几篇小说，开始了漫长的修改，我认为这能使语言更简洁，简洁才能传达出诗意。我上学时写作文，总是先写全文，最后写标题，十几年后，我也没太大长进，《红手白手》我原本写了十几万字，写到结尾才发现主题，再缩成一万字，就是现在的样子。我像个“笨小孩”，独自在写小说的弯路上走着，又慢又吃力，也算在前进。
作者简介
陈清泓，女，1995年11月生，现居济南。在《三联生活周刊》发表作品若干，此为作者首次发表小说。
占巴评陈清泓小说
北方的云线
——读陈清泓小说《红手白手》《过火焰山》
收到《天涯》编辑发来的微信消息时，我正从海拔四千八百米的高度往下撤退，气压急速变化使得耳朵疼痛堵塞，整个人都有点像醉酒了似的。在颠簸的越野车上，我一边应付因在晴天看到岷山之宗雪宝顶而兴奋不已的客人们，一边在手机里打字，思索如何回复编辑。说到给同为新人的陈清泓两篇小说写短评，我即激动又觉压力倍增。激动是因为《天涯》这样久负盛名的纯文学刊物如此重视新人，有压力是怕自己写不好，让陈清泓误解我没有认真理解她作品的深意。
如今的文坛文学刊物文学作品多如繁星，不管是有名的还是无名的作家，个别作品我读不到几行就会昏昏欲睡。初看到《天涯》2024年第3期目录时，我就对《红手白手》《过火焰山》这两个奇怪的题目感到怀疑，害怕是那种现下流行的哗众取宠、故作高深的文章。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细细品读一遍后，近两个小时不知不觉一晃而过，窗外的鸟鸣声把思维从小说中拔出来。我被她细腻的文字，异常真实的叙述，以及超乎常人的敏锐震惊了。这样的文字功底和对作品真实度的把握，耐人寻味又叫人心生敬意。
《红手白手》讲的是中学教师柳若云和护工梅姐的故事。柳若云生孩子时，明知丈夫出轨，却在丈夫意外卧床后，拿出工资，请护工来照顾他；梅姐无法生育，常受丈夫家暴，领养儿子康康后，丈夫虽去世，但她苦心培养儿子，不惜让儿子认雇主柳若云为干妈，为的是解决儿子上重点中学的问题。两个女人看起来无心却又各怀目的，无法摆脱天性中的自私、猜忌、多疑，但她们身上又保存着为人母善良的部分。在时间无情的推进中，柳若云的丈夫死了，梅姐的儿子卷进了水里，困扰她们的云雾散开后，两人最终又相互安慰起来。毕竟活着的还要是要把日子过下去。作者以两个不同女人的手为切入点，找准了造成一切的根源。
《过火焰山》这个题目则取的更为直观，甚至纵观全文，有点映射那些在钱和性中纠葛的所有人群。小说以儿子的视角，写出了父亲林厂长和母亲春柳几十年的创业史，以及父亲林厂长在遇到风情万种的黄珍珍后，一点点抛弃母亲，远离家庭，最后闹得妻离子散，疯疯癫癫的煎熬过程。作者写得非常含蓄、精炼，特别是在父亲林厂长对钱财对黄珍珍的贪恋上，母亲春柳的上吊中，没有过多笔墨，或参杂个人情感，没有去套老掉牙的“夫妻能同吃苦，无法同享福”的老调调。她的真白书写或许就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品判。单凭这点就难能可贵。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这样的人和事每天都在上演，每一个人都像神话中的妙真一样在渡劫，在火焰山里炙烤，直到皮肉绽裂，鲜血淋漓，才最终明白生活的真谛……
送客人到九寨沟返程时，在岷江源头的弓杠岭，我看见了棋盘山。南北朝时期著名数学家祖冲之在《述异记》中，曾记载了一则玄妙故事：一位樵夫上山砍柴，在棋盘山遇两位老人下棋，他兴致勃勃地观棋局直到太阳下山，当他准备回村时，竟发现自己斧子的木柄都已腐朽，世上已过了百年。我在车里默默回味这个故事，远处的雪山上一架肉眼很难捕捉的飞机，在蔚蓝的天际北方拉出一条云线，这时我就想到了《天涯》的那句宣传语：天有际，思无涯。就拿此话与陈清泓共勉，遥祝她文学之路越走越远，在《天涯》上开花结果。
2024年5月13日 松潘
作者简介
占巴，男，藏族，1991年10月生，现居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松潘县。曾发表作品若干。
陈清泓小说专辑
红手白手
- 陈清泓 -
梅姐是老黄的护工，老黄因为她生，也因为她死。其实往前追溯，老黄活着时，已经不被人在意。
去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老黄走在回家的路上，碎裂的冰凌从屋檐坠落，穿透了他的大脑，待老黄苏醒，天气已经转暖，他躺在汾县医院的三一三病房，四肢不能动弹。柳若云来医院伺候过他两天，之后全交给了梅姐，直到第二个冬天，冰凌再次冻在屋檐上，柳若云只露过一次面。
腊月二十五的中午，柳若云立在三一三病房门口，扑面而来一股暖烘烘的酸臭。梅姐背对门口而坐，左手捧起一块白纸板，右手拉扯线，下针时，脸贴近，整个身体蜷成一团；出针时，身体展开，后背披着的长辫，随之滑落。
老黄出事后，柳若云做的第一件事是请护工，柳若云初见梅姐，见梅姐背后垂着一条不利落的长辫，缩着手脚，说话也轻，是个比自己年纪小的软绵的女人，就不太想用。梅姐瞧出柳若云的意思，露出一双红肿粗短的手，架起老黄，给他翻身擦洗，一米八的老黄像阴天的云，将瘦小的梅姐遮得严严实实，梅姐做得有条不紊。柳若云才定下的她。
病房里有男人在呕吐，柳若云憋住气，依旧能闻到酸臭味，她悄然走到梅姐身后，伸出一只细腻的白手，搁在梅姐肩上，弹灰一样轻拍两下，又抬臂越过，将饭盒放到床头柜上，看向躺在旁边的老黄。梅姐回头瞧一眼，立即丢开鞋垫，撤凳子站起来，差点踩住柳若云的脚，接着将床头柜上散落的橘子皮攥在手心，攥得红色的手发白。
柳若云回头瞧一眼鞋垫说：“绣的平安啊，手真巧。”
梅姐松开紧咬的嘴唇，嘴角轻轻一弯，衬出眉心那颗米粒大小的红痣，更添慈悲模样。
“没什么的，闷了绣着玩。”梅姐将没绣完的鞋垫塞进抽屉，又怯怯地垂下头。镜片后面，柳若云狭长的眼，闪闪烁烁。虽然护工不是柳若云的学生，但出于职业习惯，柳若云很容易分辨出真话假话。梅姐眼下有两团乌青，手指被澄黄的顶针箍得红肿发亮。若不是为挣些小钱，何必如此。
柳若云提着水壶，婷婷袅袅地出去。三一三房里，还有位姓沈的护工大姐，伺候隔壁床脑溢血的老太太，老太太入院后，两个儿子没露过面，结钱也不痛快。沈大姐听柳若云走远了，才冲梅姐努嘴说：“咱在这儿又不是坐牢，绣个鞋垫子还不成？那娘们长眼细鼻的，天生的刻薄样，嘁！”梅姐没搭腔，打开柳若云拿来的饭盒，饭盒里焖的鸡汤，烂熟的红枣、枸杞，粘在饭盒盖上。沈大姐弯腰拾起床底的脸盆，出门前又是她那专属的“漏气”声，仿佛特地押的韵脚，不嘁一声不成诗文：“嘁，你滥好心啊，还送她鞋垫，你看她念你的好吧？嘁！”
几个月前，梅姐曾送给柳若云三副鞋垫，柳若云的是“好运来”，柳若云女儿的是“平安”，老黄的是“踩小人”。柳若云说老黄用不上，梅姐要她一定收下，神神秘秘地说，老黄是被小人害了才会这样。梅姐说的“这样”，是老黄成了全瘫，她从不忍心直接说出这几个字。柳若云接过梅姐的鞋垫，并没低头仔细看，嘴上连连赞叹其手艺。至于梅姐说的，柳若云一字不信。哪有什么小人害老黄，该着他倒霉，或是报应。“报应”，这两个字在心里说，在牙上咬，被柳若云磨得细细的，不轻易吐露出来。
柳若云从水房出来，遇上抱着脸盆的沈大姐，沈大姐很客气地和她打招呼，叫她柳老师，一通地问：“学校最近忙吧？你家是个闺女还是儿来着？说对象了吗？”柳若云冷冷清清地答两句，又婷婷袅袅地走了，沈大姐响亮地“嘁”一声，一甩胳膊，绿色脸盆在水池里翻了个跟头，背面朝天，被灌下的水柱砸得震天响。
柳若云对身后的嘈杂不闻不问，她提着水壶，走过医院雪白的走廊，这里和一九九九年时并无不同，二十年前，她就住在楼下的病房，仰面看见天花板如雪般盖下来，只觉身下流的血冻成了冰，老黄才来。老黄来时，身后跟着表妹，披肩发，淡紫色的口红，看着二十岁出头，香喷喷的，让人头晕。
表妹放下一提鸡蛋，一包红糖，靠过来问：“嫂子，你怎么样了？”香味更浓了，浓得万紫千红。表妹脸上的香粉，落在柳若云的眼皮上，热且烫。表妹的嘴唇，沾着金屑，像被金黄的阳光穿透的云霞，混在一块，融在一起，如胶似漆。
柳若云与老黄曾同在汾县高中教书，她教历史，他教语文。结婚那年，流行掺着金屑的紫色口红，老黄也送过她一支。柳若云不爱紫色，那支口红，便渐渐消失了。起初，它从梳妆台，流落到床上，又从茶几上，漂泊到沙发缝隙处，离柳若云愈来愈远，直到有一天，它彻底失踪了。婚后第三年，柳若云怀孕，老黄被调到市中学教书，说是很巧，竟在学校碰上了老家的表妹。柳若云疼惜在异乡的老黄，老黄每周一从汾县往回赶，柳若云便早起给他包水饺。老黄尤其爱在学校吹嘘，他那盒热腾腾的“妻的水饺”，当众读情诗一般，在办公室打开来吃。有一周，水饺做得太咸，入口发苦，柳若云在电话里问老黄吃得怎么样，本想打趣开个玩笑，老黄却连忙说好吃。她挂了电话，突然想起自己和老黄在老家结婚时，不记得来过哪个表妹。
老黄凑近病床，摸摸柳若云的额头，说着他刚下火车，怎么生得这么快。柳若云看见他的嘴一张一合，露出牙齿后面深不见底的黑色，冒出一点儿紫色的舌尖，沾着金粉。柳若云的肚子剧烈地抽动，不可阻遏地反胃，如兔子刨洞，后脚掌蹬在她的小腹上，从狭长的食道里钻出来。柳若云垂死般耷拉在床沿上，不顾一切地呕吐起来。表妹拍着柳若云的背，慌乱地找盆，柳若云还是吐在了地上。老黄说，看你没吃东西，吐不出什么。柳若云分明看见自己吐出一只掌心般大小的兔子。它沾满血块，掉到地上，绕过几条裤腿，如一只圆圆胖胖的小红灯笼，滚了出去。柳若云用手背揩去嘴角的涎液，对老黄说，我的女儿，就叫灯灯吧。
自打老黄瘫痪，表妹从未出现过。柳若云不打算告诉梅姐这件事，本就没必要说。柳若云教书得来的工资，全付了护工费，她认为梅姐知道这个就行。
梅姐拿钱干事，也算尽心尽力。柳若云每次来，只管坐着看，看梅姐给老黄喂饭、洗碗筷，再从阳台收回晒干的衣物、床单。隔壁床的老太太的衣领上，整日沾满黄黑的饭渍，逐渐结成硬邦邦的铁块。老黄和她相比，更有几分尊严。老黄一年不穿鞋了，梅姐仍给他洗得整洁柔软。她还拿出鞋垫，塞进新鞋里，说等老黄能下地走路时穿上，第一时间踩踩小人。
梅姐如此笃信，全为她那个儿子。说来是今年秋天的事了，那天她跟柳若云请了半天假，说要去三孔桥。
三孔桥，在汾县的北边，紧贴着县医院。桥洞里坐着一堆摆摊算命的老头，面前皆铺开一张黄底黑字的介绍纸，用神签筒、金钱卦和收款码牌压住。有人抱孩乞讨，挨着算命摊跪着，用纸盒、饭盆做容器，盛一点儿过路人的好心。有的生意，靠着医院做最好。医学，算命，都是治愈，是人走到绝路时抓住的救命稻草，前者不一定有用，后者常常无用。在这群人中，梅姐算幸运的，她去三孔桥，只是为她那个在镇中学读书的儿子。
梅姐从三孔桥回来时，手里把弄一张黄符纸，忧心忡忡地问柳若云：“妹妹，你说康康以后真会走得远远的吗？”算命的老头说，她命里无子，孩子注定要远走高飞，除非烧掉他给的符纸，冲水喝下免灾。
柳若云不愿同她饶舌，佯作安慰几句，实际心中好不耐烦。
梅姐捏住符纸，望向栽在住院楼前的松树，自顾自地说：“妹妹，有件事，家里人都知道，你不知道。康康不是我亲生的。”
柳若云的嘴发干，沉默一会儿说：“这有什么的，不稀奇。”
梅姐和沈大姐借打火机，火苗蹿出一股焦味，愈发浓郁。梅姐往饭盒里倒温水，浮上一层打着圈的黑灰。三一三的人对此见怪不怪。隔壁的老太太，成天早上嘟嘟囔囔地念经，靠窗的老头，还组织了个唱诗班，都是觉得哪方有用拜哪方。
梅姐抬起碗，仰头喝水，蹙眉咂咂嘴。
“什么味？”柳若云咽一口唾沫问。
梅姐说不出话，直摆手。
隔壁的老太太在被子下面蠕动，伸出头，一道晶莹的涎液，顺着嘴角流进脖颈，她转一圈眼珠说：“梅啊，别剩渣子，剩了不灵。”
沈大姐边给老太太擦口水边骂道：“嘁！瘫了还管别人的事，瘫得还不够，该把舌头也瘫了。”老太太咕噜咽一声口水，鼓起的眼珠子抖了抖，好似没听到。
“剌嗓子。”梅姐又倒上一碗水。
梅姐嘴里包着一口水，捧碗在胸前，苦着脸，咕咚咽下去，这般姿势，静几秒，才睁开眼，舔着嘴唇，懵懵懂懂看看周遭。柳若云屏息看着，不自觉地也舔起嘴来。梅姐扑哧笑出声，笑纹还未消，放下碗，眼里又蓄满泪，她摸摸眉心上的红痣，叫声妹妹，向柳若云倾倒起了过去。
从前她男人在时，一起在老家坝上过年，腊月二十七，她在院中腌肉，男人们在堂屋喝酒，其中一个讥讽她男人结婚多年无后，是身上不行。八角花椒蜇手，她拿不住滑溜溜的肥肉，肥肉扑通掉在地上，滚了满身的土。婆婆看见，止不住地骂。那日白天，她男人拼酒吃肉，佯装无事，晚上，进了被窝，他用被子盖住女人，抬腿猛踹她的肚子。她听见男人的牙关咯吱作响，明白他这次是下了狠手，心中冒出一股莽劲，顶翻身上压着的肉山，爬起往屋外逃，又被扯住了一条腿，一头磕在床边的桌角上，昏死过去。
“说来也怪，当时没流血，就是淤在里头了。”梅姐伸手指着眉间那颗米粒大小的红痣，“你看，好几年没消印子，一直这样。”
红痣周边，延伸出几缕蛛网状的血丝，仿佛玉石上的花纹。梅姐的长相不出众，添上一粒鲜艳的红痣，反倒留住人的目光。柳若云想要是这样说，像是拿别人的不幸开玩笑，便没说出口。
病床上传来几声哼唧，梅姐咯吱咯吱摇起病床。直到柳若云的耳边响起陌生的咀嚼声，她才发觉他的存在——床上躺着的是一个人——她的丈夫。他常常昏睡，不能走，不说话，只有半只手能动，有时呜呜无意义地喊叫，像退化的人。柳若云没在意过他还是一个人。柳若云坐在一旁，听见咕噜噜的吞咽声，觉得他的吃饭声也很可恨。四周静下来，灰扑扑的，无人说话，空气几乎停滞。退化的老黄，吃完饭，又重返昏睡，像个痴呆的婴孩。梅姐洗了饭盒回来，接着刚才的故事讲下去。
梅姐第二天醒来，与男人商量，到坝上的福利院领养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康康。康康三岁时，男人醉酒去工地，从手脚架上摔下来，进了县医院，苦撑一个月，没来得及被拉回家就走了。男人走后，扔下一长串账单，梅姐继续留在县医院找活干。最饿的时候，沈大姐分过她半份盒饭，芹菜炒肉，土豆丝，再没吃过那么香的饭。
沈大姐竖着耳朵听，嘁一声说：“又提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也不嫌丢人。”
“这么多年，我没出过医院。不知道做姑娘时，城里十字街上的服装店，还开不开了。结婚前，我在那儿做过新褂子。”梅姐捻着衣服上的线头，垂下微红的脸，许久不再出声，那串大辫子，依偎着她的脸，像一张少女的旧相片。
柳若云与梅姐说起十字街，十字街上的服装店早开成了服装厂，厂子倒闭后，店主上吊死的。十字街上的小饭馆，修成了大酒楼，最有名的是锦豪酒店，县城人想要排场的都去那儿吃，只不过酒店老板的子女运不好，生下个痴子，去年也结婚了。梅姐听到这捂住嘴问：“怎么，也有女人愿意吗？”柳若云笑她天真，说，当然。梅姐又问：“县一中在哪儿，离那酒店近不？”柳若云说，很近，十字街上学生最多。
只见梅姐攥紧的拳头直晃，像决心做一大笔投资，说：“把康康送进一中，再供他念个大学，这辈子值了。”她沉一下，又缓缓松开拳头：“要是再住三年校，也见不了他几面……”
柳若云听梅姐说起过，康康寄宿在坝上的中学，若能考上县里的高中，她打工陪读，能算上团聚。她俩说着说着，见外面天突然黑了，柳若云从未在三一三留那么久，告辞时，她心里还有淡淡的愁绪。由秋转冬，梅姐眉间那颗红痣，依旧压在柳若云的心上，使愁绪如雨天云雾遮山，挥拨不开。
柳若云提着水壶回来，擦干净手，从兜里拿出一只红包，因着她总记起秋天时梅姐的诉苦，除去工资，又多加了一千块。梅姐的手缩在衣袖里，没伸出来接钱，一双眼躲躲闪闪，声音沙哑：“妹妹，你大姐这儿有个事，你看能不能给帮帮忙。”
柳若云在心里叹口气，知道这事是躲不过了。
重点高中录取学生，不单看成绩。梅姐困在医院里，却对外面的事很清楚，善于精打细算，不遗漏一点儿资源，一边做着护工，还能赚着鞋垫钱。柳若云心间的愁绪，顷刻减轻许多，一同褪去了怜悯，甚至有些后悔多加那一千块。柳若云答应梅姐，给尽力试试。梅姐的脸颊扑上薄粉，两泡眼泛起水花，声音也昂扬许多，紧跟着说今年没娘家可回，能不能带康康去柳若云家过年。
过年时，老黄是个麻烦，不能留他独自在医院，势必要拉回家，梅姐回乡下过年，柳若云就得一人拉扯他。任谁都看得出来，柳若云早对老黄很浅很淡了。柳若云知道，梅姐是在向自己笨拙地报恩。
梅姐喂老黄喝完鸡汤，接着拿起洗洁精和饭盒去水房。柳若云拉开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放着些零碎。一盒表皮褪色的擦脸油，一把梳子，一块碎镜子，其余的全是鞋垫花样和彩线。云山雾绕的愁绪，又笼上来。柳若云将红包放在那团彩线上，看向昏睡的老黄，他原先胖，如今整个人瘦得凹进去，黄色的皮像一层油腊纸，包在骨头上，两颊泛出骇人的青色。柳若云坐在床边，抱住两膝小声说，她可怜，我不比她更可怜？沈大姐端着绿脸盆回来，嘁一声。柳若云忙抬手蹭蹭两颊，避过脸去。梅姐甩着湿淋淋红通通的手回来，柳若云说今天的日头好，要回家晒晒衣服，梅姐忙递上洗得发亮的饭盒说：“难得冬天里这么好的日头，快回家忙去吧！”梅姐提高的声音，像亮给沈大姐听的。
过年前，柳若云接老黄回家。汾县的公交公司发不下工资来，司机们纷纷罢工。康康放寒假，从坝上骑自行车去县医院，再载上梅姐到柳若云家。柳若云家里的大门半敞着，母子俩一走进去，就叫阴沉昏暗盖了一脸。阳台上晒满衣物，婴儿服、口水巾、毛线衣和蜷皱的童鞋，白色、粉色、红色，云霞一样铺满，猫、兔子、小猪、毛茸茸的小鸡，活泼的花样随微风晃动。
柳若云听见客厅的响动，才从云堆般的衣物里冒出来，往屋内走，一路上，不断碰到垂下来的衣服，柔软的衣袖、裤脚，也轻抚她的脸，像依恋母亲的婴孩，舍不得她的离开。
屋内阴沉，却很暖和，在外面吹过冷风的康康，脸颊上遽然升起两坨紫红。柳若云招呼康康脱外套、换拖鞋，坐下吃水果，梅姐则直奔着老黄那屋去。老黄仍被安置在儿童房里。梅姐皱眉打量这间狭小的儿童房。儿童房的床太小，老黄的两只脚都伸出去了，瘦伶伶的，鸡爪子一样搭在床边，看着怪可怜的。
晚上，梅姐跟柳若云睡在主卧，康康睡在次卧。梅姐坐起来问柳若云：“灯灯啥时候来，我睡在沙发上也行。”
“不用，她今年不回。”柳若云说。
梅姐张着嘴，半晌愣愣地问：“不得回家过年吗？”
柳若云将被子盖到头顶，背过身去，不再说话。
黄绒绒的灯光里，床头柜上的相框中圈着个婴孩，头戴线帽，额间点了一颗圆润的红痣，脸颊擦着两团紫色的胭脂，身穿粉色毛线衣，胸前勾出一只雪白小兔，那兔子的尾巴做得最是传神，圆滚滚如一团雪球。婴孩坐在绿叶红花的棉被里，手中攥着兔子尾巴，像个年画娃娃。下面珍爱地描着字：灯灯一岁了，快乐成长。
梅姐拉上台灯，光熄灭，心在黑暗中轰然作响，这家里处处是灯灯，却没有灯灯长大的踪迹。
第二天中午，系着围裙的梅姐，轻轻推开卧室的门，伸头朝里望，柳若云正从被子里抬起脸，两个女人的视线一搭上，梅姐的眼底满是憨厚的讨好，柳若云愣一下，肿着眼泡，回应一个十分僵硬、闷倦的笑。拖到实在不能再拖，柳若云才走出卧室，扑面而来的八角味和肉香，热腾腾地填满整间屋子，梅姐高喊一声康康，康康从儿童房里出来，放下手中的书，先喊声柳阿姨，才去帮梅姐端鱼汤。
鱼汤挤上饭桌，浓白的汤，汤上漂着娇嫩的韭黄段，升起的热气熏得柳若云睁不开眼。梅姐夺过柳若云手里的碗，夹进一筷子肥嘟嘟的鱼肉，再淋两大勺鱼汤。一只白瓷碗变得拥挤。
梅姐拿湿淋淋的红手，拍拍柳若云柔软雪白的手背，说：“这块肉香刺少，快吃吧。”
吃完饭，柳若云去主卧，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团红色，梅姐正坐在沙发上剥无花果，将一颗颗粉红的果子排在瓷盘里，抬头对上目光，柳若云将那团红藏在身后。梅姐随即站起身，举起两只甜腻腻的手，用手肘去赶柳若云，嘴里哦嘘哦嘘地喊，像在乡下赶不听话的鸡鹅牛羊。柳若云同她在客厅绕着圈，也轻嚷几句，给孩子的。梅姐终于放下竖起的两臂，郑重地对康康说：“来给你柳阿姨磕个过年头。”
康康不扭捏，利落地撤腿跪倒，俯身下去。柳若云要躲开，被梅姐抓住，梅姐扯紧那条馨香柔弱的胳膊，又命令道：“叫声干妈。”柳若云挣脱不出，胳膊被束在前面，身子扭到后面，细长的白颈歪向一边，像只被拧住双翅的白鹅。木地板发出咯噔一声，康康结实地磕下一个头，规矩地喊：“干妈。”
晚上，老黄吃过米糊睡下，柳若云他们在客厅打牌，康康用日历纸的反面记分，一张牌一分，写着“柳 梅 康”，下面跟着歪歪斜斜的数字，数字记到日历纸的边缘处时，窗外响起烟花鞭炮声。柳若云细细听着，几年了，过年时既冷又黑，听不见鞭炮声，今年才知道热闹。
过年后，天气愈暖，老黄的情况看着也稳定，柳若云便没送他去医院。梅姐留在家里照顾老黄，晚饭渐渐做得潦草，柳若云给梅姐红包，梅姐没要。入六月，气温骤升，老黄发起连绵的低烧。柳若云不好意思在期末时请假，梅姐也为康康中考的事忙，只得先喂点儿药，让老黄挨一阵儿。
六月十九日，极热的一天，下午五点多的光景，柳若云抱着书往办公室走，梅姐给她打电话，说老黄突然犯了癫痫，现下在救护车上，浑身烧得滚烫。
柳若云向领导请假，话没说一半，教务主任便摆手让她快去。这是个有修养的男人，柳若云走后，他才将眉毛不耐烦地耷拉下来。久病床前，消磨的不单是亲情，无相关的同事更需要极力地忍耐。
医生说老黄肺部重度感染，从下午五点半到凌晨一点，柳若云一共签了三次病危通知书。梅姐蜷在医院走廊，眼睛哭得烂红，说：“都是我的罪，你怎么怨我都不为过。”
柳若云沉默地数着头顶的灯，一共十八盏，数着从座椅到抢救室门口的地板格，一共六格，数之前设想它们若是奇数，老黄一定不会死，结果正不是奇数。于是柳若云开始想，老黄是人，人都是会死的，所以老黄也要死。可是那些躺在床上等死的人，也会像老黄一样，在农村长大，长大后到县城工作，再找一个像她一样的女人谈恋爱结婚吗？柳若云想象不出来死的具体模样。
早上五点十分，医生让柳若云进室内看一眼。她进去远远地立着，不敢靠近，老黄喘不上气，说话十分清晰，像从没病过一样。他说：“若云呢，怎么不见若云？”再高喊一声：“妈妈啊！”接着像一个破布袋子，胀起来，在被褥里缓缓塌下去。
柳若云站在走廊，医生拿来死亡联单，她接过笔，对不准纸，笔尖一低下去，就滑向一边。她的手早抖得像风中的秋叶。医生说给她拿个印泥来。
走廊尽头突然传来一串霹雳女声：“你们到底来不来，最后一面了，这是你们的亲老娘啊！”柳若云没接住印泥，眼睁睁看那团红色滚向远处，停在那女人的脚下，还在嘁嘁地叱骂，竟是那位沈大姐。
沈大姐骂着骂着，猛然住声，扭脸看向电话，又将脸贴过去，她呆愣几秒，举高手机，蹲下身慢慢缩进墙角里。
柳若云摁下一点儿红，梅姐的怀抱接着堵过来。梅姐的眼泪也是滂沱的，带有温度的，没有距离感地落在别人的脖子上。柳若云闻见梅姐身上，有一股陌生的烧焦的苦味。沈大姐的哭声，也是嘁——嘁——，在雪白的走廊里，飘来荡去。柳若云搓搓手指上湿润的红，抽吸鼻子，再没有流泪的感觉。
学校派来几个同事，帮忙张罗丧礼。丧礼上柳若云哭得身子发沉，要沉到地底下去，梅姐被哭声吓住，站得远远的，柳若云也没想到自己今天会哭得很真，甚至比失去灯灯那天哭得还真。走出殡仪馆，要往饭店去，来的一群同事随过钱，说学校有事，结伴离开。几个亲戚去吃饭，带走一些烟酒。人走尽时，桌上堆着碎鸡骨头和瓜子皮，盘里剩下支离破碎的猪头，用热腾腾的鲜活的食欲，送走最冷的虚无的死，如此丧礼才结束了。
梅姐重新搀紧柳若云。上车回家时，天下起小雨，雨追着车跑，柳若云扒着车窗朝后看，看见一缕极细的烟在空中散去，总觉得老黄还在后面等着上车。可是不会再有老黄了。
老黄死后，她俩再见，是第二年的夏天，那全是一次偶然。
柳若云带的毕业班聚餐，定在县城的锦豪酒店。柳若云去得迟，学生们打电话来催促。她不是故意要来得迟，锦豪酒店原先开在十字街，她过去才看见酒店外半面墙被烧得漆黑，大门紧闭。学生跟柳若云说，锦豪酒店去年起过火，早搬到三孔桥了。柳若云急匆匆赶去新店，没想到一进门便碰到梅姐。梅姐的后肩上，少了那条长辫，手拿一只对讲机，利落地指挥几个服务员。若不是柳若云熟悉她的声音，几乎认不出她就是那个梅姐了。梅姐见着柳若云，也是一脸的错愕。
老黄是她们之间的帘幕。两个女人隔着帘幕说了很久的话，一时掀开，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学生跑来找柳若云，服务员也来找梅姐，她俩都做出一副很忙的样子，赶去各自的包厢。
柳若云喝了几杯酒，留下一张合影，适时告辞。她带着几分醉意出来，没见到梅姐，便溜出大厅，快走到车边时，听见身后有人喊自己的名字。柳若云转过头，梅姐正摆着手，朝这儿走过来。
梅姐剪了短发，变得洋气、干练，身上的西装也不显怪异，领边别着一枚小巧精致的金色胸牌，上面写着“大堂经理”。
她们聊了两句，话题逐渐干涸，便绕到共同的孩子身上。梅姐说康康能进一中，上重点班，多亏柳若云这个干妈。柳若云淡淡一笑，心里总觉得不似从前那般热情，又琢磨出自己与梅姐说话，竟像一般女人之间说话了。柳若云盯着那枚胸牌，想着：“她与我已无不同，甚至好过我了。”
日头打在梅姐脸上，照着她额头的一层细汗和斑驳的妆。
柳若云指着梅姐的眉间说：“这个痣看样子快消了。”
梅姐摸摸额头，笑褪得干净。“是看不大清了。”
“肯定是因为你现在过得越来越好。”柳若云轻轻说。
“哪叫过得好。”
“怎么？都成小领导了哇，锦豪酒店这么大的买卖。”
“总店起火，老板也受损失的。”梅姐的语气沉重起来。她总是这样，替自己的雇主着想。
“我叫火燎了一下……”梅姐又摸起自己的额头，出神地说。
柳若云凑近去看梅姐，怕她留下疤。
梅姐慌忙用手捂住前额，朝后避开。柳若云定住脚，也向后退。
梅姐手里的对讲机发出声音，等她转过身来，柳若云已经上车，降下车窗同她告别。梅姐抬手越过窗户，攥紧柳若云的手，摇晃着柳若云的手，今年的比去年更白，白得发青。梅姐换了副行头，仍丢不掉那双劳作的手，触目的紫红，更加粗粝，一串串血色裂口，像细针一样扎人。柳若云的心，又变得愁云惨淡。她问梅姐钱够不够用。梅姐说够用，除去在饭店，还兼职做别的，让她别担心自己。
离开时，从后视镜中，柳若云仍能看见梅姐的影子，在白色日光里融化成一个小点。闭上车窗，车内有一股廉价的香水味，也许是梅姐身上的。柳若云的脑子被一记白光击中，嘴里念叨着：怪不得我不知道，我哪能知道呢。
柳若云用手机搜索信息，从县城的贴吧里看到只言片语，锦豪酒店在浩大的世界中，只是细小的微尘。她切实体会出东郭先生的悲凉。在梅姐背着自己偷偷干兼职的时候，老黄就一个人躺在家里吗？十字街的锦豪酒店，离家不远，梅姐自以为顾得过来，没想到六月十九日，那边起火，这边高烧，她当上经理，老黄没了命。
恨在柳若云心里蠕动，像条钻果子的虫：梅姐该早知道老黄要死了，才赶着找新工作吧，这女人外表温良，内里凶狠，她那个儿子也是。柳若云不去对峙，只是沉默地恨上这对母子，连带恨曾经心软的自己。柳若云攥着恨，像风筝有了线，不再漫无目的飘在虚空里，往日垂下的头，也充满斗志地昂起来。邻居同事与她打照面，都以为她终于走出了丧夫之痛。
她常常透过办公室的窗，观察康康：他长高了，校服裤子短了一截，早起跑操时会露出脚腕，活该，冷风直往里钻吧。下午他边啃卷饼，边往教室走，别的同学都有家长来送饭，谁让他有一个钻进钱眼里的妈妈呢。她果然舍不得让他寄宿，这个孩子每天自己骑自行车回家，不知道住在哪？期末考试成绩排名不上不下，还有一门明显瘸腿的物理，上重点马马虎虎。开学又要交一笔不小的学杂费，家里负担不起吧？柳若云着了魔般，在学校的聊天群里、公告栏中，收集着坏的讯息，尽可能拼凑出这对母子糟糕的生活现状。
放暑假时，柳若云到学校开会，一个瘦高挑儿，穿着校服，推着一辆电动车越走越近。他看见柳若云，眼睛一闪，喊道：“干妈。”
柳若云先看向那辆崭新的电动车。车上覆着保护膜，蓝色的车壳熠熠发光，是最时兴的牌子，年轻人都喜欢的款式。康康又喊一声干妈，柳若云才看向他。康康新架上一副黑框眼镜，显得更呆板老实。车筐里放着书包，看样子是来学校上自习的。柳若云问起这辆新车。“我妈还和我说呢，现在家里最值钱的是它，”康康欢快地说，他攥紧车把手，接着指指眼镜说，“第二值钱的是它，哈哈。”
柳若云似笑非笑，催他快些回去。康康先在地上擦几下脚，再珍重地放到踏板上，绷直身体，骑车走远了。后来，康康蘸着金黄色晚霞的背影，无数次融进柳若云的梦里。在梦里，柳若云重复地对康康说：“你妈忘了和你说，再值钱的东西，也不比你的命值钱。”她醒来后想，梅姐一定也会做这样的梦。
人反复地经历错误衡量自身价值的阶段。幼时，摔坏杯子，丢了父母新买的笔盒，便觉得大祸临头。闯入社会后，消耗只有一个的自己，换人人都要有的东西。等到临终时，才知道万贯钱财，也买不了光阴和生命。
越是懂得生活不易的孩子，越会错误衡量自己价值。他们把自己看得太低，低到危险来临时，忘记先保护自己。
那辆蓝色的电动车，从淤泥里被挖出来时，还覆着保护膜，冲掉淤泥，崭新发光。
县城里不上班的闲人，早聚在湖边观看，看警察来了又走，消防车开到湖边，抽走湖水，剩下一片淤泥，露出一辆电动车、一只书包和一个裹着雨衣的脸色青白的男孩。天气很好，很久没见这么好的太阳，八月里下过几场暴雨，第一场雨，便卷走了人工湖边的下水道栅栏。听说被冲走的男孩在一中重点班读书，很是刻苦，暑假也去学校上自习，下大雨时，不舍得将新车撂在学校车棚里，也不舍得让新车泡在积水中，穿着雨披，推着车走回家，一脚踩空，被吸进下水道里，被挖出来时，依旧像活着那般，裹着雨披，紧紧攥住车把手。
当天柳若云没去湖边，只是听说。她不知道梅姐去没去。应该是没去。否则传闻里，还要有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
在余下的八月里，大家依旧流连这段凄惨的传闻，这个男孩有一个在饭店打工的养母，母子俩相依为命，失去孩子的母亲，投过两次湖，都被拦下了，她跪在岸边狂热地望着黑冷的湖水，即便她的孩子，早已离开那里。
柳若云试着给梅姐发信息，询问她的住址，没想到梅姐回复得很快。柳若云认为传闻只是传闻，梅姐伤心，却不像传闻里那么伤心。
柳若云去时，见到梅姐，更认定自己的想法。梅姐住在城郊的老楼，这里原先也不算城里，只是县城越长越大，才将它们也包进胃里。老楼的墙体粉刷过，挡不住墙皮再次皲裂，一簇簇地张开，连绵不断，像雨后长出的菌菇。柳若云顺着楼号找过去，看见楼前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树干上骑着个短发女人，那正是梅姐。她拨开小蒲扇般的树叶，用指甲掐断熟透的无花果，将果子扔进套在手腕间的塑料袋里，袋子沉甸甸地垂落到手肘处。柳若云站在树下喊她，梅姐笑眯眯地扔下来一只无花果，说，尝一尝，可甜了。
无花果掉在柳若云怀里，熟得发黄，头上裂开粉嘟嘟的口子，根部渗出乳白色的汁液，闻着很香甜。
树下搁着那辆电动车，车筐里放着一只灰扑扑的书包，静谧的下午，楼间传来煮粥的香气，柳若云几乎以为自己只是来做客的，而康康已经回家了。
梅姐攥紧一袋无花果爬下来，问柳若云见没见过这么大的无花果树，说这是房东栽的，康康最爱吃无花果，要不是为这棵树，她本来不想租一楼的。
柳若云跟着进屋，云山雾罩的愁绪，又压在心上。入门是一条狭窄的阳台，挂着酒店西装。往里走，走廊靠墙处有一张小床，白天进门要从床边过，晚上闭门后是一方独立的空间，床边放着一把凳子，堆着乱糟糟的针线筐。唯一的卧室是康康的。卧室里有空调、双人床、衣柜和一面摞满试卷、书本的书桌，书桌前贴着 “天道酬勤 宁静致远”的标语，书桌上盖一层桌布，细心地包住桌角。康康对一张旧桌子，都用得很在意。卧室正对的就是客厅，客厅里放进一张茶几、两张老式沙发，已是满满当当，客厅以外的厨房和厕所只能容一人周转。
梅姐倒水，招呼柳若云坐下，柳若云一坐在沙发上，右半身就沉下去，她便歪着身子，不敢坐实。
相同的丧子之痛，相同的一无所有，犹如一张新的帘幕，在两个女人之间相隔，使她们能重新说些话。
“你怎么不留辫子了？”柳若云避开老黄或者康康，尽力说着平常事，停顿半晌又说，“其实这样也好看。”
“他因我……这是我应得的，那天我就知道全完了，你哭得那么伤心。”梅姐木着一张脸，无悲无喜，无知无觉，便什么都不怕，偏要迎头赶上。
柳若云慌乱地垂下头，用湿淋淋的手，摩挲身上的裙子，最后粘在一双膝盖上，说：“我那天想灯灯才两岁多一点儿，也躺在那冷冷的地方。”
梅姐又木住了，不再讲话，整个房间无比寂静，柳若云却听见嘶叫声被掐死在喉咙里，窗外夕阳如金，她们坐在一起，被大雨淋透了。
第二天，柳若云又来了，第三天，依旧是，柳若云推门而入，手里捏着根红通通的枝条，她带着些喘气说：“他们讲九月容易扦插，你说把它插土里能不能活？”
梅姐正跪在地上，铺整康康留下的书本，不答话只摇头，一心抚平翘起的书角。
柳若云转一下枝条，冷声说：“它要是不活，谁给康康送无花果吃，指望我？”梅姐抬起头，看见墨绿的无花果叶，在柳若云的脸上投下曲折的影子。
半晌，梅姐拿出把剪刀，咔嚓一声，在枝条尾端剪下一个斜口。
“能活。”梅姐说。
十月，空气干燥，秋才真来了。柳若云将车停在汾山下，望向车镜子里自己的脸，嘴角下耷，两边皲起白皮。她想明白干燥其实是也是一种老。她从后备箱里拿出一把铁锹，提着一只包袱，朝山上走。灯灯的坟很好认，紧紧靠着柳若云的父亲，远看一大一小，不过坟都是一样的老。
灯灯早已走多年了。柳若云在越过半人高的野草时，终于敢想这件事。
今年，那两座旧坟后，立起一座新坟。梅姐正蹲在坟前仔细剥着什么，一层一层，将剥下的保鲜膜压在脚底，剥出一株鲜绿的新苗。柳若云晃着手里的铁锹，挖开坑，又压上土。柳若云轻轻一点那株立起的新苗，说：“康康，要不是你，干妈都忘记怎么用铁锹了。”
小小的无花果树苗，刚长出晶莹剔透的叶子，轻轻摇摆，扫着柳若云的手。柳若云的眼一下潮了。她眨眨眼朝远处看，几个年轻人也上山来，绕着旧坟转圈，似乎是辨认不出家中的老坟，最后跪在野草堆里，朝东边磕了几个头。
东边升起白烟，烧的是小女孩的衣物，那件粉色的毛线衣，应是最受喜爱，燃起的火很旺，很猛，勾在线衣胸口处的小白兔，圆胖如灯笼，在橘色的火里经久不息地翻腾、跳跃，灰烬飘向空中，久久地，久久地看着地上的两个女人。
过火焰山
- 陈清泓 -
据黄珍珍说，我的父亲是和两只哈密瓜一起消失的。
那是三天前，九月十一日的晚上。父亲吃过晚饭，套上一件运动服，趿拉着掉底凉鞋出了门。在监控中，他怀抱两轮明月般的黄河蜜，走出水果店，如盐入水，融进浓浓夜色里。
他失踪前穿的运动服，是二十年前县城柳林服装厂的明星产品。当初建厂取名时，将母亲的名字，父亲的姓氏，合在了一起。父亲穿走那件衣服，也许有怀念前妻的意味，可他抱着的两只黄河蜜，又是黄珍珍最生动的注脚。我也被父亲搞糊涂了。他这一生，究竟更爱哪个女人？
黄珍珍在电话里的声音惊慌失措，仿佛笃定灾祸已至，使我嗅到阴谋的气息。我开车赶回老家汾县，交费，下高速，灰色的山迎面而来。它的姓名，缘于它的样貌，山体上粗下细，顶面平缓，犹如一只倒立的马蹄，便叫马蹄山。我刚上小学时，曾去过一次山上，算来是二十多年前的夏天，那时父亲仍是柳林服装厂的厂长，而黄珍珍刚入厂工作。
黄珍珍在柳林很有名，有个外号叫“串串”，说她是混血儿。她会说英语，一双瞳仁浅得出奇，甜美的淡淡的黄，看人时直白袒露，一下望到最深处。我见她第一面，也叫她 “串串”，挨了父亲狠狠一巴掌，才改口喊的黄阿姨。她给父亲做翻译，闲暇时辅导我学英语。那年暑假结束时，父亲换了一辆崭新的皇冠车，载着我和黄珍珍去马蹄山玩。
去马蹄山的路上，车内弥漫着令人晕眩的皮革味。我蜷在后排，看见黄珍珍茂密的黑发，轻柔地披泻在副驾驶的靠背上，一旁的父亲，歪斜着身子，不住地细数马蹄山的典故，说得嘴角堆起细密的白沫。典故从南宋抗金英雄杨妙真说起，说这个女将军，曾被敌人追击至马蹄山，在山顶上练兵，致使对方久攻不下……
我在父亲广阔无垠的讲解中睡去，又从黄珍珍卖力的夸奖声中醒来，她亲热地喊道：我们到啦。少时的我，在睡眼朦胧中，看见前方那只苍翠的马蹄，正踏在黄珍珍粉色的脸颊上。
这一幕的黄珍珍，后来常常盘旋在我的梦里。梦里还有一个灰色的人影，死的人是灰色的，所以那应该是我的母亲。母亲死后，我读过她写的日记，她的死也与黄珍珍有关。当然，我要很久以后才能讲到她的死，在那之前，我要先从她年轻时说起。
汾县十字街招待所的一个小服务员，每次路过布料店，都痴痴地朝里望，次次都对上店里小工的眼睛。小工的眼睛，像两块烧着的黑煤块，盯住在门外驻足不前、伸手绞着两条细辫子的姑娘。
时间久了，小工才知道，这个姑娘是被店里那块鹅黄色的缎子绊住了脚。
小工预支一个月的工钱，买下缎子送给小服务员，她拿来做了条裙子，鹅黄的底，绣着细长绿柳，包裹住削肩细腰，仿佛将满园春色穿在了身上。
她穿着这身裙子，嫁给了小工，小工借了些钱，又用了她的彩礼和嫁妆，在十字街上，开了家服装店。
小工成了老板，买下一辆面包车，拉老板娘去市里的批发市场进货。她的手，一摸上衣服，几分棉，几分涤纶，心中便明了。小面包车从市场里开出来，车厢里满满当当，她靠着他，靠到日暮，回店后，夫妻俩卸货、打价签，摆货，忙至深夜。
十字街的服装店越开越大。夫妻俩买下来老服装厂的生产线，办起了工厂。
厂名取女人姓名中的一字，取男人姓名中的一字，叫做柳林服装厂，仿佛心心相印的爱的结晶。
男人跑生意，女人管财务，生意高歌猛进，外地人不知汾县和马蹄山，却知道柳林服装厂的运动服。
几年后，女人暂放大权，闷在家中做婴儿的衣物，生下一个男孩。男孩上学后，她得以解放，去看日思夜想的服装厂。柳林是被她撇下的女儿，短短几年，上了新机器，用了新布料，出落成陌生的大姑娘了。她近乡情怯，怕是捡起柳林，又要撇下没长大的男孩。
她不敢再出门。
她便趴在窗户上，张望着代替她走在外面的男人，她的男人除了上班，还要出去两次：清早去早餐店买豆浆、油条，黄昏去巷口买馒头。他乐意穿戴整齐地走在饮食俗气里，听小商小贩叫他林厂长，再给他让一星半点儿的斤两。一把小葱，几枚鸡蛋，都是权力的象征。儿子出生后，他还会驮着小男孩出街，将孩子的两只小脚，搭在自己胸前。他哪怕驮着儿子做一分钟的巡游，也是慈父的底色，会被职工们浓墨重彩地夸赞。所以等男孩渐渐长大了，男人依旧吃力地驮着。
这个男人是我的父亲，女人是我的母亲，男孩是我。在黄珍珍出现之前，母亲的日记和我的记忆，都还算幸福。
母亲写黄珍珍的出现，写得极具诗意。她说：“林洪涛在认出黄珍珍之前，他们相遇了两回。”也是从这里开始，母亲不再称父亲为 “林”，而是全名了。
那天早上，命运派来一个骑三轮车的小贩，小贩拉了一车的黄河蜜，停在服装厂家属院的门口，车斗里黄澄澄的，像河滩上的日出。黄珍珍提着盒饭，蹲在摊前挑瓜，拍拍这个，摸摸那个，简直爱不释手。当时，我骑在父亲背上，抱住他的脖颈，挂着一袋油条，从她身后经过。
黄昏时，职工们下了班，买瓜的，卖饼的，拌凉菜的，接孩子的，配钥匙的，在街上挤成一团。我捧着一袋馒头，父亲驮着我，在众人的问候和夸赞声里漫步，犹如出巡，好不得意。我们经过水果摊时，黄珍珍又蹲在摊前。她提着一篮子衣服，赤脚踩一双红拖鞋，踮脚热切地张望最后几只黄河蜜。父亲忍不住像个长辈般打趣她：“又来啦？”黄珍珍哈哈一笑，回敬道：“您也——又来啦？”
黄珍珍的眼睛像蜂蜜一样黏稠，发尾还在滴水。我在父亲的头顶上叫了一句：串串。
回去的路上，父亲的步子迈得很豪迈，肩膀一耸一耸的，将我颠起来，他很久不能做到这样了。他说：“刚才那个女工是厂里剪线头的，昨天流水线出了故障，她能看懂机器上的英语。你也要学好英语，不能再叫人串串了啊。”
第二天，父亲提着两只黄河蜜，带上我，叩响了黄珍珍的宿舍门。黄珍珍先教我学英语国际音标。我每学会一个音标，能得到些糖块和饼干，每学满五个便能吃到黄河蜜。我将它们带回家，向母亲炫耀战利品。
滚圆丰润、外皮摸着有些凉意的哈密瓜，成了黄珍珍含蓄的注脚。母亲却像对此物过敏，无声地拒之于千里之外。后来我翻母亲的日记，她在那个夏天，写满了对幼小的我的恨意。我知道这是难免的。
暑假将近时，我们从马蹄山游玩回来，父亲径直去了服装厂，黄珍珍护送我至家属院。在厂长小楼前，她拂去我头上粘的草屑，塞过来一大包零食和水果，才掉头往回走。
我推开家门，轻手轻脚地溜上二楼。从楼梯拐角处，倏然飘出一个人影，蛰伏多时的母亲，顶着一张平铺直叙的僵冷的脸，如料峭寒风般扑来。接着，窗户发出吱咯声，狠狠地撞上一旁的窗框。
黄珍珍这时正走到楼拐角处，那只黄河蜜自二楼而下，从她头顶擦过，抱着粉身碎骨之志，猛烈撞地，弹起，在半空裂开，落入下水道口，迸出甜蜜的鲜血。我急忙站起来，探出身，伸长脖子，脸上粘满的泪水、鼻涕，快要滴到窗下黄珍珍的身上。只见她冲我嘘了一声，伸指轻点窗内，抬手比拟老虎发怒样，又做了个鬼脸。我噗嗤笑了，冒出一颗圆圆的鼻涕泡。
过了一会儿，我扒着窗户向外看，黄珍珍走了。花花绿绿的零食，孤独地躺在地上。前面的服装厂宿舍，一排排的窗户，热闹地亮满了灯。
服装厂宿舍楼共五层，从前住得满，盖起家属楼后，分到房的都搬走了，只剩一些单身男女。我数着楼层，想找属于黄珍珍的那扇窗户。
发作过的母亲，将厨房搅得铿锵作响，屋里聚起沉重的饭香。我并不理解她的愤怒，只想像黄珍珍一样，冲她做一个鬼脸。我背着母亲出了家门，往宿舍楼去，一路上只恨自己的脚太慢，心先一步飞过了宿舍三楼狭长的走廊。
三一三的门半开着，阳台上挂着几条宽大的内裤，吧嗒吧嗒滴水。桌上放着小学英语课本和几瓣切好的哈密瓜，苍蝇在水果刀上试探。摇晃的风扇，吹开雪白的蚊帐，露出搭在床架上的四条圆润的腿。
黄珍珍显然没想到我会来。她跳下床，光脚走过来，微微躬下腰端详着：“哎呀，这是怎么了？”
白色蚊帐又被掀开了，钻出来一个与黄珍珍差不多大的女孩，说的是汾县的方言，问谁来了。
黄珍珍坐回床上，揽过女孩，半掩住嘴低声说话，一双蜜色的眼，弯成了一对月牙。被她揽住的女孩，也冒出一丝丝笑意，如细雨落在湖面，徐徐地展开涟漪，等我带着困惑盯住她们时，两人的笑意忽成了急雨，大笑、颤抖、打着滚，捶得床板震响。黄珍珍红着脸清嗓子。屋内的笑声戛然而止。寂静几秒，她们又噗嗤地笑起来。不能尽兴地笑，遮遮掩掩地笑，显得这件事更神秘了。
女孩瞟一眼黄珍珍，对完全愣住的我说：“你以后可得对你这个姐姐好啊，她连内裤都给你们洗——”
黄珍珍瞪住女孩，将我放置在椅子上，推过来两瓣哈密瓜。豆绿的苍蝇停在瓜沿上，还要再往上爬。
黄珍珍在桌边蹲下身，指着我的脚问，怎么了？我低头一看，断开的棕色凉鞋带子，垂在地上，沾了满身的布屑、尘土。
“明天让你爸给你买双新的。”黄珍珍拿来抹布，给我擦凉鞋。蜷曲的发，遮住了她大半张粉色的脸，只有一张殷红的嘴唇，在其中若隐若现。
我晃晃脚，朝阳台看去，挂着的内裤不再滴水了，其中带着格纹的、边缘绣着绿鳄鱼的内裤，父亲也有一条。
夏天过后，黄珍珍很快接了母亲在柳林的班。母亲不止一次向我强调，黄珍珍别有居心，教不好英语，更不会管财务。
有时，女人的嗅觉是灵敏的，尤其是对自己的天敌。
父亲并不理会女人们的口角，他醉心于搭建仁厚的企业家的形象。朋友来借钱，他无有不应，还将高档成衣，如送鲜花、水果般赠予来参观的汾县领导和同行。
厂长的慷慨，很快感染了柳林职工。
机器轰鸣的白天，几个职工蹲守在家属院的墙根处，等侯从厂仓库抛出来的布匹。那些流光溢彩的、光滑的、有韧劲的、被高价买来的布匹，跌进小偷们的怀中，被拖着、搂住，堆在三轮车上，拉到隐秘的角落里贱卖。我放学时遇到过两次。他们不自然地笑笑，同我打招呼。我绕开他们，继续往后面的厂长小楼走，留他们在原地，相互挤眉弄眼。
母亲也看到过，只是不痛不痒地对父亲说了几句。毕竟那群人里，也有她介绍进厂的亲戚，比如我的小姨。
我上初一时，黄珍珍搬进了马蹄山旁新建的联排别墅，服装厂机器的轰鸣声，像去而不返的鸟群，难觅踪迹。家属院门口贴了一张名单，上面列明了服装厂职工的遣散费，有多有少，都算不上丰厚。那天我放学回家，大门口挤满了人，好似节日庆典，我拨开挤成一团的手脚，艰难地穿过压抑的人群。
直到我撞上人群中一个矮胖的男人。那男人仰头看着名单，脸膛越来越黑，嘴唇蠕动不停，瞥见我，才狠啐一口，骂出了声，骂得很响亮。我认出了他，他的老婆在街头卖馒头，他有时下了班，也去帮忙，常送给我红糖三角吃。
四周嗡嗡的议论声，骤然飞到我的耳边。那些话，不同于我骑在父亲的肩上听到的赞美之声。
父亲从厂长的位子上下来，人变得比往日还要温暾宽厚。他很少出门，更不踏足水果店。源源不断的黄河蜜，从他的生活里戛然灭绝了。
母亲的面貌倒是焕然一新。她铆足劲攒了爿店，挂名“柳林服装厂服装店”，卖厂里积压的衣物。那些衣服，譬如将死之人，而母亲像绝不放弃救治的家属。她独自埋头理货架、贴价签，笃定自己能延续柳林服装厂的生命。母亲的日记，从此变成了服装店的记事本，写满进货出货的数目，不再有伤春悲秋的语句。
如抽芽般长个子的我，长手长脚，平静地走在柳林职工失业的阴影里。从前，楼前楼后的邻居，见了我都远远地挂上笑，走近了热烘烘地问学习、问身体；院里的孩子们，亲热地揽着我，玩游戏时，将我拱在最前头。一夜之间，温情全都风流云散。
家属院里的哨子，曾是我最好的朋友。哨子的父母都在生产线，厂里赶订单时，母亲总喊哨子来家里吃饭。时间久了，哨子蹲在楼下，抽两声鼻子，就能说出我家今天吃什么菜。
哨子的大名不叫哨子，可他乐意别人喊他哨子。他和我同级，在班上当体委，体育老师给了他一只哨子，他用毛线穿了挂在脖子上。哨声就是他的语言。他高兴时，要欢快地吹哨子，激动时，则吹得很急促，有大事宣布时，吹出来三长两短，很有规律。
有一天，他在厂长小楼下吹出了十次三长两短，向我宣布他以后想参军做飞行员，并和我源源不断地解说不同型号的飞机。我听得很入神。
母亲趴在窗户上看我们，说我像个闷葫芦，哨子像个噪鹃，我们两个人成日凑在一起，谁见了都说绝配。
我上楼后，母亲挪揄道，哨子长着一张三角脸，眯眯眼，走起路来两条腿还一摆一摆的，这样的形象，恐怕当不上飞行员。我红着脸维护哨子，好像当飞行员的梦想不仅是哨子的。从那之后，要上学时，他都站在厂长小楼下，先吹两声哨子，再喊道：“林一兆同学，林一兆同学，归队！”
如今，他的哨子声，再也不会引我去上学了。
生活也同友谊般，不再轻易地持续。哨子父亲原先常提着礼品酒和羊腿回家，夫妻俩失业后，他的车筐装上大半个月的青菜，才有一两次的红肉，有时载一些便宜的散装酒。他喝完了酒，会绕着厂长小楼嚷骂，踹几下我们家的大门，才回家去。夜里，家中又传出女人的哭嚎。
我们家的大门，渐渐多了好几处坑洼，开合起来，咯吱作响。我进出很小心，只从留出的一条缝隙间钻出去，要是一不小心碰到，发出了声响，我就像被火燎到一样，跳出去老远。在这种刻意的死寂中，我仍竖着耳朵，渴望听见哨子的心声。可是他永远地哑下去了。
中考前的一个雨天，我在家属院旁的小卖部里，见到了哨子。哨子染着半黄不绿的头发，瘦得像根蒜苔，斜靠着柜台，将手里那张五块钱叠成香烟状，夹在指间，冲小卖部老板挥了挥。
坐在柜台深处的老板，眼皮一翻，并不用侧身，一只手伸到后背的玻璃柜里，再一摆胳膊，丢出去一团红色。哨子夹臂张开双手接住，吹起轻飘飘的口哨，插着裤兜，晃晃荡荡地往外走。他的脖子上，挂了两条指头粗的铁链，一路坠到胸口处。
我站在门口低下头，不再敢看他，他也无声地绕开了我。
咯吱作响的风扇，鼓动着哨子留下的五块钱，让它滑向柜台的边缘。老板拉开抽屉，将钱扫进去。
我出来时，哨子正蹲在小卖部的屋檐下抽烟。头顶的雨珠，摔下来，碎在他五彩缤纷的脸上。烟雾中，水汽里，哨子的嘴角乌青，右眼红肿膨胀，只留下一条细黑的缝。
哨子用两根指头夹着烟，拿橘红色的过滤嘴，冲我抖了抖。
我只好住了脚，像往日般随口说些学校的琐事，又小心地明知故问：怎么上学时总遇不上你了？
哨子木然地叼住烟，松松垮垮地站起来，提一把快掉到屁股沟的铅笔裤。他隔着白雾，盯住我说他要去上职高了。没等我开口，哨子便弓起了背，头缩进撑起的汗衫中，两条被黄色裤子包裹的竹竿腿，一摆一摆，渐渐融化在雨雾里。
哨子走后，雨就停了，我看见一辆被洗得发亮的皇冠车，开出了小楼。
几天后，父亲提着一兜黄河蜜和一袋剩菜，走回了家。他站在客厅中央宣布，自己卖了车，要入股黄珍珍的生意。母亲正趴在茶几上，精打细算服装店的开支，听到父亲一番要东山再起的豪语，手中的硬皮笔记本便如翩飞的蝴蝶，扑到他的脸上。
那一晚，浓汤赤酱、拖着黏液的瓜籽和晶莹的玻璃碎片，涂抹了整个家。我翻动母亲的日记时，还能看到当时战火的痕迹。
我做了母亲的探子，跟着父亲去看黄珍珍的生意。黄珍珍所谓的生意，也是做服装。她租了间平房，塞进两排机器，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说来也巧，用的工人和布匹原料，都似曾相识，像是直接从柳林服装厂里拉来的。父亲跟着黄珍珍，在平房里转了一圈，便懂了半分。
剪线头的工人，抬头看见父亲，还是喊“林厂长”，使父亲几乎掉下泪来。
这一切多么熟悉啊，他的工厂，从一间平房开始，结局又回到一间平房里。父亲萌发出贤妻良母才有的死心塌地之情。白日里，他与黄珍珍如两只麻雀，捡食着县城周边细碎的业务。夜里，在昏暗的平房中，伴随连绵的机器声，一对倦鸟相依着沉沉睡去。他也许觉得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吧，旁边的女人，一会儿是黄珍珍，一会儿是年轻时的母亲。
网购开始兴起，为买一件衣服，专程来店里摸一摸料子的人越来越少。母亲不得已，也购进几批样式新颖、材质低廉的衣服，挂在柳林服装店。说不准，这些衣服就是从黄珍珍那间昏暗的平房里做出来的呢。
两边勉力支撑，又过去三年光景。
我高考后，被一所千里之外的大学录取。父亲在汾县最贵的酒店办升学宴。到场的人当面喝酒奉承，背着他骂人，场面也算和谐。
黄珍珍也来了。她染着红发，灿若一朵火烧云，飘进包厢，热烘烘地安排入座、催菜、递名片，全然不顾另一个坠入冰窟的女人。
吃饱的宾客走了一半，黄珍珍才翩然落座。她褪去往日那张温柔缱绻的桃花面，双颊瘪陷，颧骨高耸，一抖落身上的衬衣西裤，露出麦色的小臂和硬邦邦的小腿。她挤出一脸的笑纹，目光黏稠，将红包递到我眼前。桌布动了一下，母亲放下筷子，发出熟悉的鼻哧声。
我欠身夹菜，蹭掉了黄珍珍的红包。红包落在碗碟旁。母亲一甩手，自然地将红包扫到地下。父亲马上探出身，垂下手一勾，两下拢好了散在地上的钱。他将钱塞回黄珍珍手里，不断地张望四周，小声念叨着，好了好了，你先收着，你先收着。黄珍珍没有接。父亲徒劳地斡旋，又悻悻地叹气。母亲则高昂着头，挂上一抹胜利的讥笑。
母亲为这件事，在日记里写了满满一页。她说那一刻才觉得我长大了。
原来当夫妻宣战时，儿子懂事与否，要看他做哪方的先锋军。这件事，我在读母亲的日记以前，就深深地领悟过。
我很快飞去最南端的城市上大学，毕业后，入职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轻柔地向北挪了一寸，但绝不跨过秦岭淮河，仿佛它是我的战壕，用以躲避家中无休的战火。
第二年夏天，我加了两个通宵的班后，被公司优化，拖着一把自购的人体工学椅，憔悴地走回了出租屋。出租屋逼仄，桌子连着床，塞不进一把椅子，我只得先将椅子压在桌上，倒头睡去。日夜颠倒时，光怪陆离的梦连成了一串，在最后一个梦里，我独自站在马蹄山上。
一只灰色的兔子，从草丛中蹦出来，它立起后肢，匍匐向前，头拱着草丛，朝我拜了三次。三瓣嘴一张一合，冒出黑烟，它说自己本是女将军妙真，成仙前历劫，错投胎入火焰山，如今通体被烧，求我救她出去，事后一定报答。
我后退几步，慌忙寻找父亲。我记得今天父亲带我们来山上玩，还采了硕大的桑葚。黄珍珍的包里，装着汽水和切好的哈密瓜，这一会儿，我正渴了。
只见那只兔子的红眼三瓣嘴，幻化为了母亲的脸，拧成一团嘶叫道：“你不救我！”
梦到此处，山体崩裂，耳边轰隆作响，心如重锤擂鼓，我睁开眼，手机正在被子底下疯狂抖振，身上仿佛被蒸笼焖熟了，衣服浸透了汗，紧紧粘在背上。那把椅子也倒栽在床上，四脚朝天，模样着实怪异。
第二日，我回老家奔丧，出站后直奔汾县火葬场，路上的消防车、警车连成一片，如穿梭的鱼群。马蹄山的大火，烧了两天三夜，火光照亮了南面的天空，我在火葬场仰头看天，天上烟云缭绕，分不出哪一缕是树的亡魂，哪一缕是母亲的。
山火烧尽了草木鸟禽，我捧回母亲温热的骨灰，觉得那一天的汾县，那个梦，成了我心中的大火，使我再也翻不过烧焦了的马蹄山，我只是一个抛弃了母亲，又被母亲抛弃的孩子，就像小时候脚上的那双凉鞋，走着走着，鞋带断了，脚还在走，鞋却留在了原地，空落落的。
母亲死在那爿小服装店里。她用一条裙子的腰带，系在压满衣物的货架上，将自己轻易地了结了。
我的小姨在另一条街上的菜市场开水产铺子。那个周日的早上，汾县人都在讨论昨夜马蹄山的大火。摊主们流窜在各个摊子，三三两两聚在一块交换讯息，逛市场的人，也心不在焉，拿起一捆菜又放下，两手空空地离开。到了中午，小姨夫提来两瓷碗饺子，说是老母亲包多了，要给大姐送来一点儿。小姨没分上家属楼的房子，对我们一家颇有意见，厂子倒闭后，更是不愿理睬。小姨夫看了看她的脸色，悄声骑上车，往十字街去了。
母亲的店，迁了两次，伸向十字街的深处。她拖着那些过时的衣服，驻在无人之地，像有意放逐自己。中午，服装店的卷帘门半开着，小姨夫伸头喊了一声大姐，无人回应。
母亲在柜台后，扯了张棉布做帘子，隔出了储物间。从外往里看去，那张薄薄的棉布中间，打上了一条垂着的黑影。
小姨夫跑出来喊人，一起将僵硬的母亲放下来，像放倒一捆布匹，放在堆积的有霉味的灯芯绒或棉布衣服上。
等我到了家，开始办葬礼，火化，归拢遗物，亲戚们跟着，一块抖落得干净利索。还剩下一家服装店，我说要自己收拾，亲戚们松了一口气。
活着的人，各有各的忙。小姨得去料理水产摊，舅舅要去辅导班接孙子，父亲一只脚已经迈进了车里。他们三人寒暄两句，匆匆散开。
父亲的车驶到街口的馒头摊，小贩从车窗外递进一袋馒头，他付了钱，车继续往前开。舅舅的自行车车把上，拴着一大瓶丧宴上没开封的雪碧，绿莹莹的，摇摇晃晃地远去了。刚刚嚎哭过的小姨，歪坐在小姨夫的摩托车后座上，一手扶着货筐，一手拎着打包的饭菜，消失在了街拐角。
我目送他们离开，找来几个工人，拉走堆积的旧货。发霉的衣服，从储物间里被运出来，堆在门口。门口的云飘走了，太阳像火一样，晃动着燃烧，使有的衣服依旧鲜亮着，碎花的，带贴片的，绣着小动物的，积成了一座山。其中最多的是红色的运动服，贴着“柳林1999”的金黄图标，从小山中冒出来。母亲就是被这些东西绊住了脚。
两个月后，父亲挂着一脸淤青，同黄珍珍举行了婚礼。
母亲自缢的消息，在十字街流传了一阵，也平息了。小姨说，有时父亲和黄珍珍吃过晚饭后出来散步，一时忘了，还会走到十字街上。
母亲没有遗书，日记的最后一页，写的是她隔天要去进新衣服。
柳林的旧货卖不动，赚的钱付不起房租水电。她有时也琢磨着，进些好卖的新货，填补亏空。偶然进的几条碎花长裙，成了附近小区中年女人们的消遣。她们逛完菜市场，夹杂着大葱、芹菜和海鲜味，相约来店里试一试。
母亲替她们拉上储物间的帘子。女人们在帘子内扭动，走出来照镜子，草草看一眼，说舒服就行，又忍不住微微偏头，打量陌生人般，看着镜中的女人。收腹，挺胸，直起腰。无形的手，贪恋地、痛惜地抚过自己的身体，仿佛在细数失去的、获得的。
大不一样了，真是。有的女人念出了声。
那裙子卖出去几件，母亲拿手机拍了花样，再去看牌子，打算明天去进一批。
面料摸着有些硬，没有吊牌，没有合格证，来路不明，一路摸到衣领处，看到缝得粗糙的标签：珍林。
取女人姓名中的一字，取男人姓名中的一字，仿佛心心相印的爱的结晶。
她伸手摸了摸那名字。
我要说的是，我父亲重见天日的那一幕。这一幕不是我亲眼见到的，是两个工人七嘴八舌向我转述的。他们先说自三年前的山火后，汾县便封山育林了，无人再登马蹄山。我说，不妨碍，是他自己要爬的。他们才放心地说下去。
九月十五日的清早，马蹄山上一片阒寂。两个补种树苗的工人，在半山腰处，望见黑黢黢的山影里闪过一团红色。工人眨眨眼，才看清那是个人影，怕是来跳崖的，便跟了上去。他们看那人的背影，估摸着是个五六十岁的男人，身穿窄小的红色运动服，衣服紧紧包住赘肉，断成一截截的红香肠，衣服后背金黄色的“柳林1999”，也被撑得鼓了起来，醒目如猪皮上的检疫章。
男人只穿了一只掉底凉鞋，右脚微跛，却走得气势如虹。他爬上了一块更高的石头，突然转过身来。
两个工人顿觉全身觳觫。男人的脸，青白似死肉，一双眼睛，却迸射出无限激情。他抬起一只手，仿佛面前有浩荡的人群，他冲着虚空摆臂，像在指挥一场盛大的交响乐，高昂、铿锵，催人泪下：“柳林服装厂的昨天，是家喻户晓的十字街服装店，咳咳，柳林服装厂的明天，必将更加声名赫赫，我们要让每一个汾县人，都穿上柳林的运动服！”
凉风拂面，热血奔涌的男人，举起双臂，直插向天空，台下坐着的职工们为这段话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比山谷中随风摇晃的野草还整齐。他想，昨夜自己翻报纸，春柳查字典，两人好一顿忙活，攒出的这开业致辞，真是佳句啊。
就是如此。我的父亲带着哈密瓜，爬上了马蹄山，又冲着枯山杂草，做了三天四夜的演讲。除了两个种苗的工人，再没第三个听众了。
父亲被我送去了医院。黄珍珍来探望时，父亲还挤出一抹羞赧的笑，在病房中乱翻，嘴里咦咦地叫着，最后抓抓额头说：“这次忘记给你买黄河蜜了，下次一定记得。”
有时，他冲着来送药的护士喊：“春柳，今天做什么菜？饿了！”
他的记忆，以二十年前的那个夏天为起点，无限地倒退，反复咀嚼光辉岁月，再也无法向前，仿佛被困在了环山之中。因为父亲，我才慢慢理解了三年前母亲的死。像父亲一样的男人记得荣耀，像母亲一样的女人记得爱情，当荣耀难以为继，便去征服女人继续自己的荣耀，只不过在这之中，偶尔流露出一点儿诗意，譬如三十年前那个小工灼热的眼睛，一条鹅黄色的裙子，一家爱的结晶的服装厂……母亲将最短暂的，当成最永恒的去追寻，岂不是要日日身处火焰山中被炙烤？我没有机会，再将这些细细说给过去的母亲听，只希望现在的她已经寻到了一处清凉之地。
我从汾县走前，去给母亲扫墓。
母亲离开乡村已久，老家的坟地太拥挤，她像许多新死去的汾县人一样，被安放在马蹄山公墓中。盘旋的棺材鸟，扑扑扑落在墓碑上，留下星星白点，又飞走了。母亲的墓碑，三年无人料理，却很洁净。墓碑前，留下一小圈烧纸的黑色印记，供了两只鲜艳的红苹果。想是中元节时，亲戚们来祭拜过吧。墓碑旁，新栽的细细的小松柏，刚长到我的肩头，我伸手轻抚着它。
粗哑的哨声响起，几只棺材鸟从墓碑间扑扑扑飞出，在沉默坚硬的黑色墓群中，渐渐浮出一个如小鸡仔般毛茸茸的脑袋。等离得再近些，能看清那头明显凹进去了一块。
来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身穿保安服，臂下夹着把稀疏的扫帚，手里拿着块灰扑扑的抹布。他看见我，再看一眼母亲的墓碑，朝我点一点头。
男人说话，一字一顿。“我在这里，看大门，”他接着指了指自己的头，牙关崩得咯吱咯吱响，好像着急不知如何形容，“我……我脑子……打，我爸——”
又一只鸟飞到母亲的墓碑上。男人停下来，拿起脖上挂着的口哨，急促地吹起来：嘘呜——嘘呜——
鸟飞走了。那个男人的两条细腿一摆一摆，消失在墓群间。我跟上去，急追了几步，却寻不到那人的踪迹，只看得见连绵的墓碑。
我从墓地出发，沿着来时的路回南方。
出汾县的路上，风中充满湿淋淋的雾气。过马蹄山时，天色浓黑，闷雷滚动，顷刻灌下沉重的雨。我降下车窗，土腥味的雨飞到我的脸上。涓涓细流浇灭了凶猛的烈火，在潮湿的水雾里，烧焦的马蹄山，由墨黑化为淡青色，一身血红的女子，紧握银色长枪，脚尖轻轻一蹬，如梨花摇摆，旋而上天，钻进那无边无际的雨雾里。
*本次推送封面图为《送我上青云》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