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的历史长河中，门阀制度曾是魏晋时期的一种显著社会现象。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到了唐朝，这一制度却逐渐走向衰落。曾经显赫一时的豪门大族，如同历史长河中的浪花，逐渐退去。但姓氏所带来的社会等级观念，依旧在民间深入人心。
唐太宗贞观年间，为了重塑皇家的权威，他下令重新修订氏族志。在修订过程中，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进忠贤，退悖德;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这背后，其实是他希望巩固李家的社会地位，将李家置于社会等级的最顶端。
然而，负责修订的高士廉等人并未完全领会太宗的意图，他们依旧按照过去的惯例，将山东崔氏排在首位，而李家仅列第五。太宗对此大为不满，他亲自介入，将李家置于首位，长孙氏紧随其后，崔氏则位列第三。尽管崔氏遭遇了小小的挫折，但其家族声誉依旧显赫，仅次于皇家。
在李唐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崔姓宰相的数量竟高达23人。据《隋唐史话》记载，唐中叶时期，太原王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以及清河博陵的崔氏等四姓五家，其家族声望极高，甚至“耻与他姓为婚”。这种傲慢的态度引起了高宗的不满，他下令禁止这些家族之间的通婚。即便皇家在选取儿媳或女婿时，这些家族也往往避之不及。唐文宗对此曾发出感叹：“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然而，历史的变迁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唐玄宗时期的安史之乱以及随后的藩镇割据，给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沉重打击了各地的豪门世族。门阀制度在这一系列动荡中彻底崩溃，姓氏的高低贵贱之序被完全打乱。这一变化在唐宪宗元和年间编撰的《元和姓纂》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在这部著作中，姓氏的排列不再依据过去的门第观念，而是按照它们在唐韵206部中的位置来排列。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
尽管在唐宋以后，姓氏门第观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但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相比，其影响力已经大大减弱。王实甫在元杂剧《西厢记》中，通过描写一个出身寒门的书生与博陵崔氏千金的爱情故事，对传统的门第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种反传统的思想锋芒，既是王实甫个人才华的体现，也是时代大趋势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