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蜜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大约始于周代。《礼记·内则》在谈及“子事父母”的食物中，就有“枣、栗、饴、蜜以甘之”的记载。其中枣、栗是带甜味的果品，饴是麦芽糖，蜜是蜜糖。
春秋时期，人们还开始了蜜饯之类食品的生产。《古今韵会举要》引东汉赵晔《吴越春秋》中就有“越以甘蜜丸欓，报吴增封之礼”的记载。欓，是茱萸类的一种落叶乔木，其果实呈球形，成熟时红色，可以入药。“甘蜜丸欓”大概是指将形如丸状的欓之果实浸在蜜中制成的类似蜜饯的食品。
战国时期，用蜜酿制的蜜酒和用蜜制作的饵饼，已成为人们的席上珍馔。《楚辞·招魂》中便有“瑶浆蜜勺，实羽觞些”；“粔籹蜜饵，有餦餭些”的诗吟。古时，勺、酌可通用，“蜜勺”即蜜酒；“蜜饵”则是以蜜和米面制作的一种甜饼。
汉代，大约是受《神农本草经》中“除众病，和百药。久服强志轻身，不饥不老”等说法的影响，蜜被人们视之为良药和食疗佳品。《太平御览》引《汉武帝故事》就借西王母之口说：“太上之药，有中华紫蜜，云山朱蜜。”《后汉书·朱祐传》注引《东观汉记》中亦有载云：“上在长安时，尝与祐共买蜜合药。上追念之，赐祐白蜜一石，问：‘何如在长安时共买蜜乎？’其亲厚如此。”
三国时期的东吴皇帝孙亮，还喜欢将梅子用蜜渍了吃。《三国志·吴志·孙亮传》裴松之注引《吴历》曰：“亮后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黄门至中藏取蜜渍梅。”用蜂蜜调制的饮料蜜浆也深受青睐，曾一度称帝的袁术临死前都念念不忘这种饮品，结果留下的是无尽的遗憾。《三国志·魏书·袁术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袁术还至江亭“时盛暑，欲得蜜浆，又无蜜。坐棂床上，叹息良久”，竟至呕血而死。作为蜂蜜的原产地之一，蜀地百姓甚至养成了用蜜调味的习惯。
晋代的岭南人还常以蜜渍果品而食。晋嵇含《南方草木状》云：“人面子树，似含桃，结子如桃实，无味。其核正如人面，故以为名。以蜜渍之，稍可食。”因人面子果淡而无味，故蜜渍而食之。枸椽子也常被当地人蜜渍着食用，一些岭南妇女甚至将其当作一种工艺品来进行加工：“枸椽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胡人重之。极芬香，肉甚厚，白如芦菔。女工竞雕镂花鸟，渍以蜂蜜，点燕，檀巧丽妙，绝无与为比。”
南北朝时期，人们在蜜的食用上，具有更大胆、更新奇的明显特征。如齐明帝嗜好的蜜渍鱼肠，就是很新奇的一种吃法。《南史·循吏传·虞愿传》：“帝素尤好逐夷，以银钵盛蜜渍之，一食数钵。”对于“逐夷”，前人有两种诠释，清俞正燮认为是指河豚肉，而唐陆广微则释之为鱼之肠肚。从河豚本就有剧毒这一点看，说将其蜜渍了吃，似乎没有人愿意拿性命开玩笑。
据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载，荆楚地区的老百姓还有三月三日“取黍曲、菜汁作羹，以蜜和粉，谓之龙舌，以厌时气”的风俗。当时，蜜还成为人们酿醋的原料。《齐民要术》所引《食经》就记载了中原人和非中原地区人的两种蜜醋的酿制方法。
随着蜜产量的增加，蜜在人们日常饮食中的比重也有所增长。从唐人韦巨源《食谱》的记载看，当年这位官贵人家举行的“烧尾宴”所食点心中，以蜜为配料的就有被称作“巨胜奴”的酥蜜寒具、用蜜淋的“赐绯含香粽子”、名为“甜雪”的用蜜糖慢火烧炙的太例面等品种。
宋代亦有许多嗜蜜如痴且吃出别样风格的饕餮者，而苏东坡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陆游《老学庵笔记》记有仲殊长老以各种“蜜食”招待苏东坡的轶事：“豆腐、面筋、牛乳之类皆蜜渍食之，客多不能下箸。惟东坡性亦酷嗜蜜，能与之共饱。”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还说苏东坡在贬居黄州期间曾自酿蜜酒为饮，并详细地记载了其制作方法：“东坡性喜饮，而饮亦不多。在黄州，尝以蜜为酿，又作《蜜酒歌》，人罕传其法。
蜂蜜在清代人生活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清人顾仲《养小录》在记述当时人们用牡丹花瓣、蜡梅、松花蕊、白芷等花卉、草药等制作的日常小吃时，蜜就是配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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