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文章之前，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2017年11月1日，北大举办了一场不是北大的校友会。
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是一生投身科学事业的，99岁高龄的吴大昌。
在他右边的，是他物理系的学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
在他左边的，是“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
他们这次来参加的，是一个叫“西南联大”80周年的校友会。
西南联大，一所只存在8年多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
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8位两弹一星功勋、
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172位两院院士
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可提起西南联大，有不少人却不知道，因为在今天的大学中，找不到她的名。
就算有知道的，大多数人也只知道那是有朱自清，闻一多等大佬云集的学校。
她背后的真实故事，很多人并不知晓。
今天，我想给你讲讲它背后的滚烫故事。
故事不长，有笑有泪，我慢些讲，你细细听。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在这种危急时刻，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紧急决定，为了不让日本人破坏我们的文化根脉，保存有生力量，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撤离平津向长沙转移，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可是，敌人步步紧逼，刚到长沙仅仅不到一年，他们就追了上来。
三校校长梅贻奇决定，继续南迁，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停。
于是，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向云南昆明进发。
这一路跋山涉水困难重重。
国学大师陈寅恪放弃了治疗视网膜脱落的最佳时期，宁可瞎也要赶赴昆明重开国学课。
清华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在临出发前那一刻，冒死潜入被日本人占领的实验室，把我国当时唯一的50毫克放射性物质镭偷出来带走。他一路贴身抱着镭，从北京抱到长沙，又从长沙抱到昆明。等到了昆明，他的胸口已经被灼出两道溃烂红肿的血沟，他用自己的命保住了当时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就这样，师生们怀着必胜的信念，终于在历时68天后，在云南昆明集结。
南开、北大，清华，个个都是顶级大学，各自的校长，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正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现在是三虎齐现，如何管理这所大学，也成了一个难题。
南开校长张伯苓最年长，61岁，梅贻琦还是他的学生。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履历最强。
清华校长梅贻琦最年轻，仅48岁，而且清华是三个学校创办最晚的。
不管怎么论资排辈，左看右看，都轮不到梅贻琦。
可就是这个最年轻、资质也最浅的梅贻琦，成了西南联大的掌事人。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对蒋梦麟表示：“我的表你戴着”，在天津俗语是“你作为我的代表的意思”。
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的校务还请月涵( 梅贻琦) 先生多负责”，他经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不设校长，而实行常委制。
蒋梦麟张伯苓，一开始就推荐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支持他管理校务。
张伯苓的退，蒋梦麟的让，梅贻琦的做，成就一段佳话，也成就了西南联大。
1938年4月，西南联大正式复课。
可是紧接着更大的困难出现了，没教室、没宿舍、没设备、没食堂。
于是梅贻琦校长特意请来建筑大师梁思成设计校园。
为了拓展知识面，联大开设了多门课程，能学几个专业你就学几个专业，没限制。
但有一项是硬性规定，学文科的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不论文科、理科还是工科，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国文和英文。
校长梅贻奇说：国家需要通才，这些课是基础课，必须得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联大有个传统，越是基础学科的课越得配顶级大师来教授。
比如教国文的：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沈从文；
教英文的：叶东超、钱钟书、查良铮；
教历史的陈寅恪、钱穆；
教物理的是叶启孙；
教数学的是华罗庚。
他们全是大师。
为了确保学生质量，所有考试一律取消补考，不及格就重修。
据统计，联大八年一共招收了8000多一点学生，能毕业的只有3882人。
正因为这种严进严出的高标准，联大学生有个特点，丢命也不能忘看书。
当时学生们有一件每天非干不可的事儿，叫跑警报。
警报分三个阶段。昆明当时的制高点五华山，那上面三个红球一挂，这说明日本飞机起飞了。学生们一点不急，先让他飞一会儿，接着看书。
过一会儿等空袭警报拉着长笛一响，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这时候还不跑，因为进云南不一定来昆明。
等听见像发电报似的连续警报声，这说明朝昆明来的，然后才开始跑。
据统计，抗战期间，日军战机先后281次空袭云南，最多的一天出动27架飞机轮番轰炸昆明。
学生们白天一趟一趟的跑，晚上只能挤40人一间的大通铺休息，有窗框但是没有钱装玻璃，下雨斜飘的时候，一人拿一把伞搁那儿顶着。外头下大雨，屋子里下小雨，借着那棉花芯制成的微弱灯光，所有的学生都自觉突击，说啥也得把白天跑落下的课补上。
学生们过得苦，教授们过得更苦。有一回，朱自清被一群乞丐跟山后边等着要点东西，朱自清说：“别跟了，别跟了，我告诉你们，我是教授啊。”乞丐一听便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也不早说，跟着干溜。”然后走了。
因为战事波及，昆明物价高涨，教授领到的薪水，根本就无法支撑一家人的支出。
蒋梦麟把带来的衣物书籍，都拿去典当卖了。
梅贻琦的工资只能够支撑半个月，家里常常是白饭拌辣椒，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开心。
为了补贴家用，不得已做了糯米糕，以及自己编织的衣服等，拿去摆地摊，以解燃眉之急。
很多教授夫人，都是结伴上街摆地摊。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每天下课之后，就到菜市场捡些烂菜叶，拿回去煮汤拌饭吃。
正是在全校师生的坚持下，这所最不像大学的大学却铸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这期间，华罗庚写出了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
陈寅恪双目失明，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钱穆完成了《国史大纲》王立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
吴宓用英文写成了《世界文学史大纲》；
吴大勇写成了《多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冯友兰撰写《贞元六书》等等。
这些论著全都成为了各学科奠基之作。
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前后约有1100多人从军，他们利用自己所学为中国空军飞虎队和中国远征军提供翻译、技术指导等工作，有的学生甚至血洒长空，永远留在了战场。
截止到1946年8月，联大解散。
这所学校培养了两位享誉世界的诺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名人文大师，超过战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30年培养的人才总和。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多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
1946年7月31日，存在8年11月的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原地址。
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资短缺、果不肌腹的背景下，西南联大留下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钱穆的《国史大纲》、朱自清的《新诗杂谈》、闻一多的《楚辞校补》、金岳霖的《知识论》《论道》……
在应用科学研究方面，有庄前鼎的《兵器学》、施嘉炀的《堡垒工程》、王明云的《军用桥梁》、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孙云铸的《中国北部寒武纪化石》、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
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给她的使命。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吗？
并没有！
西南联大解散之际，以华罗庚，杨振宁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师生，去了美国留学，获得了丰厚的待遇。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经历过战乱的师生，很多都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怀抱。
华罗庚经香港回到北京，归国途中写下《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鼓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回到中国。
正如西南联大的校歌里说的“中兴业，须人杰”。
这个近代受尽屈辱的民族，需要像西南联大学子这样的人才。
他们听从祖国的召唤，这些人又回来了。
他们那一代人太猛了，顶着饥饿肚子做学术，冒着日机轰炸搞研究。
他们那一代人太刚了，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学问都敢做，什么命都敢赌。
从创办开始，西南联大的学生共有8000余人，其中参军学生有1100人左右，高达14%。
1943年入学的外文系学生缪弘，在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7月31日，参加了收复广西丹竹机场的战役，当时美国士兵都回国了。
作为翻译官的他本该可以走，但他坚定勇敢地冲击日军山头制高点，不幸被敌军击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
缪弘是一名诗人，在他的遗诗中有一首《血的灌溉》——
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国难当头，这个洋溢着青春的年轻学子，没有选择恬静的学园，而是选择上战场拼命。
他的学历，永远停留在了“大学肄业”。
在《九零后》纪录片里，许渊冲先生的一句话，让我为之动容。
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终于深切体会到那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正是这批可爱又可敬的“九零后”们，在日军铁骑下，于炮火连天中， 留下了璀璨夺目的光芒。
他们自觉、自立、自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读书，令人泪目，给现在安享太平盛世却内心浮躁的人，得以瞻仰膜拜。
来源：人文之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