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商志刚
被世人公认为中国最后一位大儒的梁漱溟毕生以“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为己任，他坚信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互以对方为重”的社会，而忠恕之道则是儒家传统伦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梁漱溟是新儒家的开山者，毕生研究并践行新儒学，是中华传统文化坚定而有成的继承者、捍卫者和发扬者，他给两个儿子起名“培宽”和“培恕”，即有力行“忠恕之道”之意。不管是学术思想上的由佛入儒，还是社会生活中的治学或从政，他一直秉持着自己的忠恕之道而求索操劳。
1936年，梁漱溟与长子培宽（右一）、次子培恕（右三）在济南留影
对忠恕之道的知行合一
梁漱溟是一位克己修身、乐善好施、为国为民而求仁求真的知识分子。如果说追求理想是一种“欲”的话，他无疑是一个有着强烈欲望的人。正如他所说，他思考最多的一是中国的问题，二是人生的问题，前者求其实际的解决，后者求其在思想上的解决，这是他最欲解决好的两个问题。
对积极金律的理解与践行
对传统文化的立与达。梁漱溟出佛入儒、融会贯通始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他昂然高擎孔家大纛，重释孔子人生精义，使其与现代生活相衔接。他力图打破全盘西化的甚嚣尘上，从理论和实践上来补救新文化运动的种种偏失。他仰慕中国古人讲学之风，向往师生之间不分彼此、同学共进、教学相长的生活，为此他提出“再创中国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为一”的主张。在办学实践中，他始终坚持与学生同吃同住、同思同修，以朝会活动、演讲等实现了他的心愿。梁漱溟长于书法，他说写字作书时要朴拙、要恭敬、要廓然坦荡。他好京剧，并不惮在公开场合表演。他对传统武术颇有心得，通过将武术与西方拳术进行比较分析，指出中国武术于习练者健康之助益。
对乡村建设的立与达。梁漱溟主张并实践的乡村建设是要为中国社会寻找一条出路，其目的绝非仅限于解决农村问题。除了希望能保存优秀的传统文化外，他还希望引导农民改变家庭家族式的生活方式，形成团体生活的习惯，培养投票选举等民主意识。同时他还注意引进科学技术，介绍先进的生产方法、农业技术、卫生知识等，以改变生产生活上的落后状态。为培养团体生活的习惯，他组建了涉及贷款、配种、销售等各种合作社，通过共同的生产活动让农民参与到合作中来，利益均沾，做到共同关注、共同参与，通过投票作出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决策。对此，梁漱溟总结了八个字“科学技术，团体组织”，于今看来，也是符合民心与国情的。
对政治与社会工作的立与达。梁漱溟或者通过所担任的行政和社会职务直接参政，或者通过著书立说在报刊上发表见解，尽己所能以杀身成仁之果敢，切实推进忠恕之道。这份果敢是以争取民主民权和为民请命为主线的，无论是自1911年他担任同盟会京津支部机关报《民国报》编辑兼记者，还是1916年任南北统一内阁司法总长秘书，抑或是抗日战争期间担任最高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和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以及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他都在高呼力争民主自由。新中国成立后，他又长期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是进亦忧，退亦忧”，积极为民请命，为国尽忠。
抗日战争期间，梁漱溟与张澜（左）在重庆民盟总部合影
对师友亲朋的立与达。儒家重视人伦，看重人与人之间在家法、族规和伦理道德之下各尽其职、各安其位的相处之道。梁漱溟对此有着精准的认识，他将其定义并描述为“伦理社会”。他一直认为中国人互以对方为重，如他在接受美国学者艾恺采访时说：“中国文化的特色就是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它把家庭关系推广用到家庭以外，比如说他管老师叫师父，管同学叫师兄弟，如此之类，它总是把家庭那种彼此亲密的味道，应用到社会上去，好像把那个离得远的人也要拉近，把外边的人归到里头来，它是互以对方为重。”对于家庭成员的相处之道，他说：“中国文化原是起于家庭，老话嘛就是孝悌，或者说是父慈子孝，或者说四个字，四个字是什么呢？它就是孝悌慈和……”他认为这就是“中国文化复兴”。对于亲师取友他一以贯之，即使是面对道不同者，他也无怨无艾。
对消极金律的理解与实践
不喜武力与暴力，反对强权与战争。梁漱溟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说：“中国是尚和平的民族，最宽容而有理性，斗争非所屑，以斗争教中国人，是悖乎其精神之大者。”对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梁漱溟坚持己见并努力实践，他注重仁道，反对西方的“欲望本位的文化”，主张人为主体，人支配物而非物支配人。他终生反对暴力和战争，毕生对和平建国报以极大的热情并积极奔走。投身乡村建设时，他主张以理性代武力，虽然他明知改造社会离不开权力，离不开枪杆子，但他主张用教育的方法启发人们的自觉意识，这才是最合乎人道的，也是乡村建设的重要课题。他理想中的社会组织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是情谊化的组织。
力行改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顽疾。梁漱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消极的一面，表现为物质生产力发展长期停滞、缺少科学与团体精神。这方面他和胡适、陈独秀、吴虞等新派人物的看法也有相似性，但他不是听之任之。在《中国文化要义》等著作里，他将儒家文化中自己无法认同的“不欲”之处称为“五大病”，希望通过努力，使这些问题能被世人知晓并改进。
不认同在中国实施宪政。执教北大以后，梁漱溟认为简单搬用欧美国家政治制度，不合乎中国国情，其实际成效值得怀疑。在他看来，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长年战乱，国家破坏多、建设少、进步小，而且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下，中国已形成自己的伦理本位特点，不宜于采取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而是需要一个全国性的政权，“确定一个方针路线，几十年的稳定的局面贯彻去搞，去建设”。
践行忠恕之道的原因
家庭影响
梁漱溟的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举人或进士出身，外祖父亦是进士。父亲梁济极重忠恕之道，他主张维新求变，急公好义，并经常以开明的态度支持梁漱溟对时事和生活的见解，对其思想和做人影响尤深。受父亲和父执彭仲诒等亲长影响，梁漱溟爱看《三名臣书牍》和《三星使书牍》。曾国藩的士大夫气节、胡林翼的侠气热肠、郭嵩焘不与流俗同污的精神等影响了他一生。他以先贤为师，因公忘私，长期为国家计而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两子培宽、培恕很小就因他无暇照顾而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师友影响
梁漱溟素来重亲师取友之古训，他所交的师友也多志趣相投，重情谊、尚义理，不追名求利、少世俗心理，关心国家前途，安于清贫生活。蔡元培在多方面极大地影响了梁漱溟。蔡元培不但学贯中西，更是道德楷模，他兼容并蓄的精神，特别是执掌北大期间既支持新派又支持旧派的胸怀，陶造了梁漱溟廓然大公的气质。梁漱溟就读于顺天中学堂时，与郭人麟（也作仁林）为同窗，他说：“恰遇郭君，天资绝高，思想超脱，虽年不过十八九而学问几如老宿。”对于这位同学，他“崇拜之极，尊之为郭师”。
与知行观有关
梁漱溟一直说自己是一个喜欢思考的人，这是儒家格物致知和好学善思的优良传统使然。他的思考有明确的方向和目的，即在思考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同时他善于在思考中内省自修，提高自身修养。他一直认为孔子的言行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思考，他认为“四书五经”无需背得烂熟，重要的是将儒家的真精神用于自身，用于人类社会。1986年1月，梁漱溟在中国文化书院开办的第二届讲习班上说：“我不是一个书生，不是一个单纯的思想家、理论家，我是一个实行家、实干家。我是一个要实践的人，是一个要拼命干的人。”
梁漱溟忠恕之道的启示
梁漱溟是一个知行合一的人，他的一生始终将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他传承与发扬孔子的真精神，他的高尚情操更为世人树立了道德标杆。
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自律精神
梁漱溟一生高度自律，他长期致力于世界文化比较研究工作，并不因国难期间颠沛流离或政治运动而中废，即使逢年过节也笔耕不辍。人近中年，他发愿要写一部集其思想之大成的著作，从1947年到逝世前，他一直在努力，最终这本名叫《人心与人性》的书于1985年出版，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他的自律中有一种自强不息的向上心，这种向上心使他一生保持正大刚强之气。
民国时期，他长年坚持与学生们做早课，或默想用功，或授业解惑。1957年，年逾六旬的他为跟上国内外形势，抓紧时间学习马列主义，每天晚上坚持收听俄语广播节目自学俄语，如因故错过，第二天早上必听重播。他为人朴素，衣食住行均无要求，临终前家中保姆亦为其没有一套体面的外套而慨叹难过。他的康健高寿与他的自律不无关系，即始终保持儒家“乐”观的心态，少食多动，不茹荤腥，且早晚必活动身体数次。忠恕之道是一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原则，这与西方文化强调的“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是相通的。
梁漱溟晚年坚持练习太极拳
厚德载物、反躬自省的宽容精神
梁漱溟是一位强调反求诸己、注重慎独的学者，遇到挫折时从不责怪他人，总是积极地自我反省，从自己身上找出问题的症结，并努力加以改正。他不但自己做到，也希望他人如此。论及宽宏大量，他向来令人敬佩，对待持不同见解甚至恶言攻击者，他一向持宽容的态度，坚持和而不同，并推崇佛家的“无对”，强调联合、合作、和谐，反对因阶级矛盾而对立斗争的“有对”。
梁漱溟大气谦和，他自撰座右铭“情贵淡，气贵和，唯淡唯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对于在“五四”时期对自己学术见解有过攻击和嘲讽的胡适、陈独秀等人，他一直没有抱怨，他对开出新潮流的人物是激赏的，“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当然，这种宽容精神不是没有原则。梁漱溟认为，人有过失而对其予以规劝、责备是对人忠的表现，忠和恕是一体的，不能离忠而言恕。
不舍众生、民胞物与的博爱精神
忠恕之道的本义是人与人应该以己度人、推己及人。忠恕之道蕴含平等、博爱精神。梁漱溟对清初戴震的“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认同的，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造就一个合理的社会，达到道德的盛世。他一生也在为建立一个平等博爱的世界而努力。他常说“深心即悲悯”，又说悲悯是一切之本。年轻时看到人力车夫受伤倒地，他难过得流泪。1928年好友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他不顾自身安危，第一时间奔赴李大钊就义现场，妥善地安排了后事。晚年时，他向年轻人说佛门最重要的事就是发悲愿以渡世人。
铁肩道义、特立独行的知行合一
会通佛儒的梁漱溟思想接近佛学，生活接近儒家。他对愿以己力渡尽天下人和儒家倡导的君子舍生取义的理念是高度认同的。他有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在新文化运动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呐喊声中，他挺身而出维护孔子，这种气魄与胆量正是来自他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和良知。他在20世纪30年代题写了发愿对联“我生有涯愿无尽，心期填海力移山”。为此，他团结各界有识之士，为富国强民而奋斗。他执教北大，投身乡村建设，又创办《光明报》宣扬民主。抗战初期，他深入华北敌后游击区了解抗战情况，在战火中面临生死考验，但丝毫未打消他的信念。他总说自己的生命就寄于责任一念。
忠恕之道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早已内化为当代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中国2000多年的宗法家族社会中,忠恕之道是家族与家族之间、人与人之间寻求共同价值源泉的重要方法。在今天的市场经济社会中，忠恕之道也日渐成为人与人之间建构共同价值规范的基础。放眼全球，在多元化文明的对话中，儒家的忠恕之道可以成为东西方文明之间求同存异、共建全球共同体的重要议题。